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进行强硬的外交恫吓，并胁以武力，提出赔偿损失，处死田、
戴、赵三人，并严惩一切保教不力和查处不严的官吏等条件。交涉长达三年之久，
最后以清方妥协议结：因何冠英、戴鹿芝、赵三畏已死（何病故，戴、赵在镇压反
清起义中被打死）不予追究；田兴恕发配新疆，其他有关人员或革职或充军；贵州
提督衙门拨归教方使用；赔偿教方银12000两。
这便是“贵阳教案”的大致过程。
火烧望海搂
滔滔海河水流经重镇天津注入渤海，一座名叫望海楼的建筑矗立在天津城里海
河之畔。英法联军之役中，它曾被作为联军议约总部，随后被法国踞为驻津领事馆。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这里突然间浓烟四起，火焰冲天，发生
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案发前，天津城乡已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到处流传教方迷拐婴儿、剜眼剖心，
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不久前，在天津西关查获了从静海诱拐孩童的张挂、郭
拐两人，经审讯他们承认用“迷药”迷拐孩童。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知县刘杰复审
后将其正法，并布告城乡。如此，迷拐孩童的传闻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实性更大大提
高了。
无独有偶，在教方埋葬育婴堂婴儿尸体的河东义地里，被野狗扒出一棺两尸，
舆论大哗。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官府也曾派人勘查。人们陆续掘出不少木箱，
皆数尸并装。人们将教堂整日大门紧闭、阴森可怖，育婴堂婴儿多死，教方每乘夜
间隐秘葬埋等情形联想在一起，取脑、挖眼、剖心便更被认为是铁定的事实。而教
方不但不以适当方式加以解释，反而到墓地捉拿掘尸人，并要法国驻津领事进行干
预。
这一系列事端绞合在一起，更激起津民的愤怒和警惕，不断有人将教民作为拐
犯扭送官府。五月二十日，桃花村居民将19岁的武兰珍拘送县衙，控其迷拐孩童。
经审讯，武氏供称她受教堂指使干此勾当，每拐一人得银洋五块。此事很快遍传津
城，民情汹汹，集体哄围教堂。
驻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有关地方官员，为及时解决问题以防止事态进一步
激化，与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进行会商，丰大业态度
非常蛮横、顽劣。
十九日晨。天津道、府、县官员如约去教堂对质，但教堂不予配合，而无结果。
教堂人员居然还对围观群众逞凶，引起争殴。丰大业要崇厚派兵弹压民众，得知崇
厚只派了几名巡捕官，勃然大怒。他携带凶器，径至崇厚衙署，拔剑击案，向崇厚
吼道：“听说乱民想要我的命，你先给我死！”说着举枪便射，子弹擦崇厚肩头而
过。他又挥剑劈向衙役，并捣毁什物。在他返回领事馆的途中，遇上天津知县刘杰，
竟将其一名随从当场击毙。丰大业的秘书则向围来的群众射击。群众怒不可遏，忍
无可忍，遂蜂拥而上将丰大业及其秘书打死。又鸣锣聚众，进‘一步采取报复行动，
放火焚烧了望海楼以及法国天主堂两处。另外还捣毁英、美教堂四处。计致死丰大
业及其随员三人，法国修士、修女十二人。乱中误杀法国侨民二人，俄国侨民三人。
事件发生后，列强联合进行干涉，法国和美、英、德、俄、普、比、日等国驻
华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英国公使帮同法国公使直接办案，提出苛刻条件，
如严惩案犯，包括将张光藻、刘杰等人处死；赔修教堂；赔巨额恤款；允外国驻军
天津和大沽口，军费由中国负担等。列强军舰纷纷驶往天津口，以武力威胁来配合
外交讹诈。清政府先后指派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持交涉办理此案。历时数月，几经周
折，最终结果是：将张光藻和刘杰革职充军；民众被判死刑者20人，徒刑者25人；
赔款计银近50万两；崇厚亲赴法国道歉谢罪。被作为案犯惩治的民众当中，有的人
实未参与其事，不过被拿来做向外国人谢罪的冤鬼而已。
小村教堂二更血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堂
里，住进两位洋客，他们是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士能方济（Ni
es Franciscus）和韩·理加略（Hen Le Ricandus），二人来这里参加“诸圣瞻礼”。
教堂的主人也是一位德国天主教士，名叫薛田资（Stenz）。他将寝室让与来客，自
己睡在门房里。当夜二更时分，突然有二、三十个手持刀棍的人潜入教堂院内，见
室内已经熄灯，便砸窗而入。登时，方能济和韩·理加略血溅床榻，呜呼哀哉了。
薛田资因迁宿而侥幸免难。
据事后调查，这是民间秘密会党组织大刀会的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打教行动，
其原因是对多有恶举的传教士报复泄愤。
此案竟使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命令其舰队立即占领胶州湾。干是两路战
船一自上海就近取便，一从万里之外的海域日夜兼程，偌大的胶州湾旋即成了德国
军舰横冲直撞的天下。形成既定事实之后，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
约》，不仅将胶州湾踞为其“合法”的租界地，而且将山东全省划为其势力范围。
列强各国纷纷效尤，成为瓜分狂潮的祸端。
强占胶州湾之后，德国以武力做后盾，胁迫清政府在解决案事的交涉中就范，
最终达成这样的“协议”：山东巡抚李秉衡撤职；清方赔偿教堂损失费3000两银，
为教方在济宁、曹州、巨野各建堂一所，每处拨银66000两，新堂须树立刻明“敕建
天主堂”字样的石碑，并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武城、曹县、鱼台七处各
建教士宅第上所，付银24000两；将“案犯”惠二哑巴、雷协身处死，萧三业、蒋三
得、张允等监禁五年；清廷降谕保护传教士，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事实
上惠、雷等人并不是真正的案犯，却无中生有地被抓来当了替身。清方为了尽快息
事宁人而不惜制造冤案，和天津教案中的情况类似。
这便是巨野教案（亦称曹州教案）的概况。
上述三案都是大而著名者，分别发生在19世纪60、70和90年代，具有阶段性代
表意义。
积薪者和点火者
教案件件令人触目惊心，一向温和的中国人为什么对教方仇恨如此之深，不惜
抛头洒血作拼死抗争？最主要是教方经常性的、普遍性的侵略行为，直接而严重地
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其本能地激发反
侵略意识。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下，这种意识就会宣泄爆发为反教行动。
罪状历历
教方在激起中国人反对的侵略行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欺压挟制官府，非法干涉政务。
自有了不平等条约做为自由传教的护身符之后，在传教士的心目中，中国官府
唯有保护他们的义务，没有约束他们的权利。教士每到一处，辄要求地方官府礼待
迎护，自己却骄横恣肆，为所欲为。稍不遂意，便对地方官府捏词指控。无论有无
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胡缚理的举动不失为一个例子。再如，发生巨野教案的
山东省，竟有教士自称巡抚，以一省最高长官自居，公然要全省各级地方官服从教
堂的指令。在巨野县，每个新上任的县官，必得先到教堂登门拜访，逢年过节，得
为其送礼。教士随便出入县府，干预讼事。
第二，侵占房产土地，盘剥中国民众。
自所谓给还旧址和“租买土地，建造自便”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之后，教方任
意勒索房产土地成为司空见惯之举。利用随意指索、强迫捐献、低价勒购、盗买盗
卖、强行霸占等多种手段和方式，获取了大量的房产土地。在川西，教会就占有良
田30万亩。据有人估算，到19世纪末仅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产价值就达3700万法郎＇注＇。
教方所占房地产，除了满足教务方面的需要之外，还出租剥削中国贫民，许多中国
人被迫沦为教会的佃农。有的教堂主人甚至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
第三，教唆庇护恶徒，制造民教对立。
教方大力发展教徒，在基于不同目的人教的中国人中，固然大部分是良民百姓，
但也有非分之辈，或如谚云“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注＇，倚教长势；
或本来就是无赖、痞棍之类人物，入教后更如虎添翼。他们“作奸犯科，讹诈乡愚，
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司，击毙平民，种种妄为，
擢发难数”。＇注＇
而一旦酿成讼事，“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
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
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注＇。这是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期间向清廷奏报中所说的
一番话。的确，许多教案就是这样肇发的。列强把领事裁判权实际上已非法扩及教
民。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公正评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教民和他的广大同胞
分开，使他们成为外国人保护下的独立王国”＇注＇。
第四，侮辱霸占妇女，坏人婚姻家庭。
虽然反教舆论中对传教士桃色方面的指斥大大夸张了，但教士中也确有胡作非
为的流氓之辈，利用种种手段，侮辱妇女，教唆淫乱。至于干涉教民与非教民之间
的婚姻，破坏他人家庭之类的事情，那就更屡见不鲜。这类事情决不仅仅是道德价
值观念和习俗方面的问题，而是对人身基本权利的侵犯。
教方的种种侵略行径，从官方到民众各阶层的中国人中广泛地激起义愤。所以，
有时因为似乎不值得的“微嫌细隙”，就能酿成一场大的案事。就像积满了干柴的
场所，只要投入一丁点火星，便可能引燃熊熊烈火。教方就是这样的积薪者！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抗争如火如茶的形势下，一位
对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不愿公开身分的知识分子，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致书
外国人办的《北华捷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教暴动只不过是中国人民屡受凌辱
与伤害而积聚起来的愤怒感情的总爆发，不论是中国民众还是知识阶层对教方的憎
恨，传教士应负全部责任。就连《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这样的西方人
士，也不能不坦率地承认：造成中国近代教案发生的根源，乃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
传教特权，来华传教士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这种特权进行非法活动，这就是发生一
切教案的直接原因。
反教官员
对于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予以揭露和声讨。不仅诉诸舆
论，而且诉诸行动，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抗争，形成越燃越旺、遍地连天的火
海。
点此火者，是一个成分广泛的联合阵线。所谓“兵民与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
仇”＇注＇，就反映了这种情状。这是建立在民族自卫基础上的联合。由于所处地位、
所具身分不同，这个阵线中又显示出姿态各异的几个不同群体，通常以官、绅、民
三者分之。
所谓“官”，指各级官府中有权施政的人员。
清政府作为最高官府，它是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予其“传教”及其他各种
特权的主要责任者，较大的教案也都是由清政府出面与各国公使议结，被迫就范出
卖权益的。虽然清政府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并非毫无抗争之意，虽然长时间里，它
也试图以所谓“阳为抚循、阴为化导”的策略，对外国教会势力隐然做些抵制，虽
然有些中央官员仇教的情绪也相当强烈，但从总体上看，清中央政府的官员不属
“点火者”，而是“灭火者”，应排除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联合阵线之外。
省、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中，则有不少人在一定时间里加入点火者的行列，
并且成为领导力量。贵阳教案中的情况就很典型。地方官员们反教，最直接、最主
要的原因，是因为教方无视其行的存在，逍遥其外，凌驾其上，直接干预政务，争
夺辖民，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亵读和侵犯，甚至成为直接受害者。而文化因
素尚在其次。所谓“其侮吾学也，不足虑；其挠吾政也，深可忧。其侵吾教也，不
足惧，其诱坏吾民也，则深可危”＇注＇，很符合他们的真实心理。中国地方官员对
教方挠政坏民的行径进行抵制，不仅仅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也具有维护国家主
权和民族利益的积极意义。
从地方官员们参加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过程看，并非始终如一。开始表现得比
较执着和勇敢。例如贵州教案中教方试图拿清廷的指令挟制地方官员，官员们则以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之，照样我行我素。但是，若辈毕竟是要对皇帝直接
负责的，朝廷对其终究有着有效的制约力。随着在外国侵略势力压迫下，地方官府
在这方面防范、控制的加强，他们就逐渐减弱了抗争的锋芒。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若辈就出现了自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阵线中退离的迹
象。到90年代末，清政府被迫承认传教士的官员资格。在《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
中规定，总主教及主教与督抚、摄位大司锋与司道、其余司锋与府厅州县各级官员
具有相应对等的品位，互相会见，按品级以礼相答；教民与非教民争执案件，由双
方商办拟结，遇有重大案事，须有教方公使或领事会同办理。这就进一步以“约法”
的准绳束缚了地方官员参加“点火”的手脚。
并非到此时就再没有留在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联合阵线中的官员。事实表明，
越是低级的官员在这一阵线中坚持得越久，态度也越坚决。
“七品芝麻官”中为此不怕丢乌纱，甚至能以死抗争者仍时有其例。例如有位
名叫阎少白的，在署江西永新县令任上，激愤于传教士对政务“干预把持”，“肆
行无忌，遇事生风”，得寸进尺，致使“教民得志，华民含冤”，势迫万难，而自
己又无力回天，遂为“维持大局，故不惜微躯敢以尸谏”，用一腔义愤写下了一份
请督抚代奏皇上的遗稿和四首绝命诗，自杀身亡。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岁
末。
乡间的天敌
所谓“绅”，特指非“官”士绅，主体是“乡绅”。
绅是官的社会基础的中坚力量，其政治上有一定的功名资格，享有一定的特权，
是官僚队伍的退役者或预备队，与官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另一方面，绅又是不直
接当政的在野者，要承担“民”的某些义务和负担。其地位和身分介于官与民之间。
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投身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阵线，主要也是因为其切身利
益受到教方的侵犯。从经济利益方面看，教方强占房产土地，必然严重损及乡绅，
因为他们在基层是房产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其华堂丽室、肥田沃土被教方指为教堂
旧址，或以其他借口勒索之事屡见不鲜，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房产土地本身，且往往
连同可供其剥削的佃户。
从政治权益方面看，乡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