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国
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
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
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
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
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
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
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注＇
至此，中国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荡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
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
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
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国各宗各派的教会，
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
“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如今，
中国的门户已经全面洞开，梦想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在商旗之下
对华传教与殖民事业的联系虽然不是自鸦片战争才开始，但从以前利玛窦辈的
直接动机和实际行为看，他们多是虔诚的布道者，主要卧的是为传布福音，并充当
文化使者的角色。从其福音事业的客观社会效用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交流的
范畴。
自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所充当的实际角色，由单一
变为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军”、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传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夺的商人相联结。此期来华活动的传教
士，不再仅靠教会组织，而且直接得到商人的资助和供养，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商务
活动。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人马礼逊，就是以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为公开身分支
薪的，他在给教会的报告中曾说到，这样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差会的负担。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本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
易的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的主动倡议下，直接促使了差会向
中国派遣教士的行动。第一个入华的美国新教教士稗治文（E．C．Bridgman）的生
活费，全由奥立芬负担，甚至还为他专门雇有仆人。裨治文主编的大型英文刊物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由奥立芬承担出版的亏损，并免费
专拨一座楼房作为编印场所。
商界如此热心慷慨地以财力支持传教士，传教士也当有所回报。德国新教教士
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士立），曾为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们卖力地搜
集、提供经济情报，协助走私。他曾帮一个鸦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一次就净赚价
值达53000英镑的银元。
传教士与商人的密切合作，使其在总体上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商战”、
“教战”，声威并壮。传教士认为：“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处可
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
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通路
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注＇
商界的代言者则大声疾呼：“从商务的观点来看，传教工作为我们对华商务的
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
高举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注＇
一方面是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对十字架的推动；一方面是十字架对商旗的引
导。这种两相维系，从西方殖民侵略的全局来看固然行之已久，但在中国土地上得
以公然实践，始自鸦片战争。
特种部队
言其亦军，是指传教士与侵略战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如果说，商人主要是从武
力开辟市场的角度进行侵华叫嚣，那么传教士的一个既响亮又有自己特点的口号则
是：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稗治文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是主张采用“有力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
其人于道光十年（1830年）来到中国，两年后办起《中国丛报》，在鼓吹对中国进
行武力征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呼吁，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果不使用武
力，就没有一个体面的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
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他们的政府当然更懂得这一点，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就范，多次发动战争。对
此，美国新教教士丁韪良（Willinm AIexander Parsons Martin）发明了这样的逻
辑：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看是必须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
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
不仅做武装侵华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有的传教士更充当直接配合和参与战争的
“特种部队”，或搜集和提供军事情报；或投身军旅，效力戎马。
鸦片战争之前，郭实腊对上海吴淞口清军的防务情况就提供过十分详细的调查
记录，内容涉及炮台的结构，武器弹药的规格、质量，兵并素质及军队管理情况等
各个方面。据此他断言，如果西方军队发动攻击，这里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战争期间，传教士们随时提供的许多情报，更成为英国军方进行作战部署的重
要依据。譬如，俄国东正教士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提供了有关京津布防以及
清政府动态的重要情报，英法联军指挥机关送据以作出进攻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作战
部署。
战争期间有些传教士直接委身军方。鸦片战争时，郭实腊参与了战争的全部过
程，充任英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在英军占领舟山后，他还曾被
封为管理当地的“官员”。英法联军中，丁韪良和另一个美国新教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都参与过军务。卫三畏竟宣称：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
京城，是我们对中国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无法估价的顾问
言其亦政，是说传教士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有些传教士直接充任侵略军的官
员，至于以各种借口和身分参与政务者更”是司空见惯。仅从胁迫清政府订立不平
等条约的事局当中，即可见其一斑。
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郭实腊即以英国政府官方翻译的身分参与其事，极
尽为虎作怅之能事，结果使英方取得了比原估计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事后，因“功”
被委任为香港英殖民当局的秘书。
美国遣使胁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与伯驾等传教士的鼓动和直接参与分
不开。此约的谈判中，伯驾联同种治文和卫三畏一起担任专使顾盛的翻译兼秘书，
不但为顾盛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出面向清方代表进行讹诈。顾盛称赞说，伯驾等人
所提供的服务，既非不可缺少，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
使其成为“无法估价的顾问”。伯驾因“功”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的中文秘书，
及至咸丰五年（1855年）时更升为公使，是美国政府在传教士中正式任命的第一位
驻华外交官。
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则与法国天主教士直接相关。事先，教士们也曾大力
对其政府进行敦促。专使拉萼尼（Theodese de Lagrene）来华时，就有以葛必达
（stanislas Clavelin）为首的六名天主教士偕同。谈判期间，教士们一直予以密
切配合。
在英法联军期间的签约谈判中，也多有传教士介入。据说卫三畏为了将传教宽
容条款塞进中美《天津条约》，在条约议定的前一夜通宵未眠，推敲计策。第二天
一早便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参加与清政府代表的谈判，结果如愿以偿。中法《北京
条约》中文本中关于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就是由担任翻译的
天主教士擅自加入的。
在中俄《北京条约》的议定中，东正教士所起的作用，俄国政府代表伊格纳切
夫（H．fi．I4tl’xrbe。）这样评价：“由于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对汉语、
满语精通，不止一次地使我摆脱困难的处境。修士大司祭对于中国当局心理和政策
的熟悉程度，使我们的行动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天主的保佑和
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才有可能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一带的
广大地域和很多中国特权。”＇注＇
传教士的参政，不仅仅限于签约谈判以及供职服务于各国政府，还表现在以多
种身分和方式对中国政务的直接干涉。这在以后的教案中表现得很明显。
相倚以行而各异用
显然，此时传教士的角色已经变了，十字架被严重扭曲。“传教”已作为对华
殖民侵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方自己也毫不隐瞒地供认：“传教士已成为世
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
要对中国起作用。”＇注＇在教方看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教士，甚至比在那
里设立兵营还要重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但“传教”在当时殖民侵略中，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系统，有自己特殊的
功能。十字架尽管被扭曲，但毕竟还是十字架。对于高擎它亮相于中国的传教士们
来说，它还不完全是道具，仍有着真实身分标志的意义。
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商人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外交
官和军人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唯有传教士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
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注＇对传教
士的这种评估固然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但也有着把传教士与商人、外交官、军人
等不同类型的外国人区别开来的合理成分。实际情况正如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即已
认识到的，这各类人物是一种“相倚以行而各其用”＇注＇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就是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一种关系。
传教士中也有不同类型，有些人，传教基本成为幌子，实际从事的主要是超宗
教的侵略活动。有些人，则以传教士的身分主要从事有益的文化教育事业，甚至有
的真诚反对侵略，从心底向侵略者发出“停止作恶，学习行善”的呼吁。虽然他们
也不免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殖民侵略，但毕竟与前一类人物大不相同。更
多的传教士则是介于上述两类人物之间的“中间类型”。
三宗齐聚
来华的早晚虽有不同，到鸦片战争前夕，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业已聚齐，在
短短几十年间，三大教派的势力得以空前发展，内部关系也空前地复杂化，呈现三
宗并立，两者争衡，派系纷然，教为国用，血缘虽一，面目各异的状况。
政重于教的东正教
其中东正教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为俄国所独有，其驻京的布道使团，在《北京
条约》签订以前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且政重于教的组织，职能上相当于沙俄政府
派驻北京的一个代理机构，由官方提供经费，工作内容是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随时向本国政府报告。可以说，它是作为“特洛伊木
马”置入中国心脏的，所以并不注重传教活动。其教徒总共300余人，绝大部分集中
在北京，其中还包括定居中国的一些俄国人。该教团在教务方面远比不上天主教和
新教，但能作为官方机构早早地稳扎在清帝国的都城，这种优越地位是天主教和新
教有关国家莫能及的。
英法联军以后，俄国为适应其扩张政策的需要，将北京布道团的外交职能和宗
教职能分开，外交权归新设立的北京公使馆，神职人员不再由政府而由教务部门直
辖。布道团虽然从形式上脱离官方而成为专职的教务和文化机构，但实际上其政治
职能并未削弱，组织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它对教务较前有所重视，但直到19世纪末，
教徒人数仍不过500人，比之天主教和新教相差甚远。
老字号与新字辈
争衡的两者是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在中国资历最久，基础最厚，算得上“老字号”了。到新教的马礼逊入
华前后，天主教方面也大大加强了秘密活动，以求保持其在华的优势地位，这方面
法国表现尤为突出。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便把“保教权”从葡萄牙手中夺过来，
接着，又与意大利、德国展开角逐。意大利从实力上无法与之抗衡。德国是以新教
为主的国家，但该国的天主教士从本国利益着想，亟欲摆脱法国保教权的控制而接
受本国“保护”。法国乃至教廷当然不甘心对其放手，但德国的实力条件使其能坚
持竞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方面的目的达到，法国的保教权因此明显削弱。
及至20世纪初年，随着法国与梵蒂冈的绝交，其保教权也就彻底终止。不过，清季
的大多时间里，在华天主教势力仍以法国为首。
从清季天主教势力的发展规模看，其教徒数目一直领先于新教，19世纪60年代
初已达40万人，该世纪末增至约70万人，及至清朝灭亡前夕的宣统二年（1910年），
多达130万人。外籍教士数目，19世纪末和宣统二年时分别约有800人和1400人，不
及新教在华教士多。从教士、教徒所属修会看，以遣使会、耶稣会、方济各会势力
最大。
如果从马礼逊入华算起，在耶氏三宗里新教到来最晚。并且，马礼逊辈在鸦片
战争前的一段时间里，也还不能公开身分，只能秘密地进行活动，传教成效有限。
鸦片战争以后，新教在华的布道工作才得以大规模进行，诸多差会和大大小小
的派系争先恐后派遣教士来华。19世纪60年代初在华新教教士约有百人，该世纪末
增至1500人，及至宣统二年多达5000余人，为当时在华天主教士的四倍。教徒人数，
上述三个时期分别为2000人、8万人和17万人。从新教传教势力所属国籍看，以英、
美两国为最强，而发展趋势美国尤为凌厉。与天主教方面相比，“新字辈”势力大
有咄咄逼人、后来居上之势。
不管是有教皇为统一领袖、实行“总体集权教务制”的天主教方面，还是没有
系统组织和统一领导机构、各差会派系各自为政的新教方面，其内部的争逐都是激
烈的。两大教派之间也是如此。从根本上看，这种“教争”的背后主要还是“国争”。
以“教”划线是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