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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我国《继承法》明文规定，无论性别，只要是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习俗的力量压倒了法律的力量。从人们对已出嫁的女儿继承家里财产的态度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城乡差异非常明显，城市人有41％同意这样分遗产，而农村人只有14％同意这样分配。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认为儿子女儿应当平分遗产的男性都多于女性——女性不但比男性更不了解自己的权利，而且还可能把自己放弃平等继承权当作一种谦让或高尚的举动呢。选择“最好不要”的人有一成半，选择“不应该要”的人竟占到三成半。
认为女儿不该继承财产的观念是最典型的男权制家庭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女儿并不是家庭的平等成员，而是一个外人，她不应当拥有和儿子一样的权利。持有这种观念的在城市人中占11％，在农村人中占41％。在前一个问题上呈现的令人遗憾的模式再次呈现：女性认为女儿不应该有继承权的比例再次超过男性。自己名下享有的权利自己不知道，反倒是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了解女性应有的权利。
从上表看，城市与农村在财产分配上有不同模式：城市人首选养老做得好的子女，其次是平分给儿子和女儿，主要分给儿子的观念已经是极少数人的想法；而农村人还是首选分给儿子，其次才考虑平分给儿子和女儿和养老的因素。
其实，在传统家庭中，女儿也向儿子一样被灌输和接受了孝敬父母的观念，孝的观念也是传统家庭文化对理想女性所要求的一个主要价值。一位农村女青年说：
同事之间讨论过做个什么样的闺女、什么样的女性，大家意见不一样。但我总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怎么忙于工作，能尽自己最大一份力量，在父母最需要你照顾的时候，还是要照顾好他们。
于是，我们只能认为，在儿女的平等继承权方面，并不是在观念上女儿可以不孝敬父母所以丧失了继承权，而是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女儿去孝敬的是丈夫的父母，实际上并没有承担对自己父母的养老责任，所以才在观念上和实际上丧失或不主张自己的继承权的。因此，只有在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女儿也像儿子一样负起了为父母养老的责任之后，女儿才能像儿子一样得到财产继承权。
此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当今中国城市中的情况，那就是父母都是自己有退休金或存款类的生活来源的，并不需要子女来养老。在大多数城市家庭中，社会养老和个人储蓄养老已经在逐渐取代家庭养老的模式。换言之，虽然女儿婚后另立门户，属于或不属于丈夫的父母家，没有担负起给父母养老的责任，但是儿子其实也并没有给父母养老，因此在继承权面前，儿子和女儿所尽的责任和应得的权利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前景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子女平等继承权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第三，关于寡妇守节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攻击男权制的人们反复论证抗争的一个话题，也是在法律中做了明确规定的，可是它至今仍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婚姻文化中游荡。有专门研究寡妇守节习俗的学者提出，清代县志资料显示，寡妇守节的现象不是数百年不变的，而是在18世纪大幅度增加的。被表彰的守节寡妇，往往是寒士家庭里上下两代唯一的依赖；她们守节与否，对该家庭的存亡有关键作用；而寡妇再嫁以后的生活，无论在感情上或物质上，都不一定比留在亡夫家里好些。清政府表扬寡妇守节的政策，一向是针对中下层的。至于上层，自清代初年，已经有好些士大夫发表言论反对强求寡妇守节的规范了。（张妙清等，82）
任何一种习俗的存在，在一开始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也就是它存在的功能。要求寡妇守节的习俗也是这样。它存在的理由有：中下层家庭的上下两代人需要寡妇照料抚养；再嫁家庭不如元配家庭条件好等等。这些经济理由造就了寡妇守节的习俗和观念。但是在这些经济理由不再存在时，习俗和观念也就应当改变了。比如，当上一代人不需要寡妇抚养而是有自己的养老金时；当下一代已经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时；特别是当最初的婚姻已经不是男人把女人娶进男人家庭，而是男女双方成立了一个新的小家庭时——这位寡妇在丈夫死去时，根本就不是男人家庭的一个成员，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她从来也没有成为过那个男人家庭的成员，那个家庭对于她来说只是姻亲而已。
在寡妇财产权的问题上，男权制家庭观念认为，寡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她没有创造过家庭财富，她的孩子不属于她而属于亡夫的家庭，因此她再婚时应当把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和家人。从下面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中人们对寡妇再婚应不应当把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和家人的态度上可以明显看出男权制家庭观念的余威。
从人们的回答来看，居然有将近半数的人赞成寡妇再婚时把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和家人，城市人中有28％、农村人中有51％持这种观点，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才有两成人：城市人中的30％和农村人中的18％。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女性竟然再次超过了男性。中国女性在如此损害自身利益的观念面前的软弱和无知令人感到绝望。
在这个问题上，有几个原则需要澄清：第一，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在丈夫去世时，他的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寡妇再嫁时，财产已经处理完毕，根本不存在是否应当把财产留给前夫的孩子和家人的问题。第二，配偶去世后，寡妇可以选择是否保持与前夫家的关系，在脱离关系的情况下，是否留财产应当属于自愿赠予的行为范畴。第三，这种说法假定孩子是属于丈夫家庭的，而不是属于其父母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在这个问题上，在现实生活中恐怕有着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别：在农村，由于普遍实行婚后从夫居制，妻子进入丈夫的父母的家庭，子女也属于这个家庭，寡妇再嫁时会离开夫家，因此才产生要不要把财产留下的问题；而在城市，大多数的婚姻实行的是婚后新居制，经济上独立核算，丈夫死后，就不会产生“离家”的问题，要不要留下财产的问题根本无从谈起。第四，这个说法假定中国所有的家庭都是从夫居的主干家庭或扩大家庭，而目前中国有60…70％的家庭是一对夫妻单独居住的核心家庭。第五，丈夫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中包括其父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法律，而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法律，因为它假定父母是没有养老手段，要靠子女来养老的；它假定中国的家庭是包括父母、夫妻及其子女的三代主干家庭，他们是共同居住和经济上合一的。而实际情况却早已不是如此，大多数城市父母是不需要子女养老的，60…70％的中国当代家庭是与父母家庭分开居住的、经济上独立核算的单位，因此配偶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只包括配偶和子女才更合乎中国家庭的现状。
第四，关于两性亲属的来往密度比较。
从亲属间来往密度可以看出，无论城乡，家庭中男系亲属的重要性都超过了女系亲属。这是中国家庭男权制残留的另一个反映。
从上表可以看出，家庭主要与女系亲属来往的比例低于主要与男系亲属来往的比例。城乡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城市，无论是生产互助、生活照顾还是经济支持方面，家庭与男系亲属的来往大约五成半，而与女性亲属的来往大约四成半，相差约10个百分点；而在农村，与两性亲属来往的差异要大许多，与男性亲属的来往大约六成半，与女性亲属的来往约三成半，相差约30个百分点。在农村，亲属交往的各项内容当中，与两性亲属交往只是在经济支持一项上差距较小，但是也相差在10个百分点以上。
在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化中，男权制家庭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男权制的影响依然强大。这是西方女性主义对我们这种体制中家庭制度的一个基本看法。她们注意到，苏联革命胜利后，在婚姻家庭领域做过一些改革的实验，例如对私生子与婚生子不再加以区别，乱伦、通奸和同性恋罪从刑法中取消。1920年11月20日，在医院实施的堕胎获得法律的承认。1927年1月1日的苏联新刑法承认了习惯法婚姻。然而，苏联的实验失败了，在1930…1940年代，苏联的社会同其他西方国家的男权制一致起来，在宣传传统家庭时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包括纳粹德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米利特，258）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在社会政策的许多方面都与俄国相似。我们应当检讨中国婚姻家庭制度中的男权制残余，将其彻底清除，使男女平等的国策不仅在公领域中得到实施，在私领域中也得以实现。
二、家务劳动分工
在1980年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公布了一份惊人的统计资料，该资料表明，女性承担了世界上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工作量，但只得到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收入，百分之一的财产。这百分之一的财产中的一部分还只不过是男性所有权的假面具，为了逃税而已。（French； 30）女性的工作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无酬的家务劳动也被计算在内了。针对男性不分担家务劳动这一现实，女性主义提出了工作不平等的双重负担理论，该理论认为：女性总是受到家务的拖累，不得不在工作家庭中选一样，男性则不必。在美国，一般来说，男性只做20％的家务。因此一周劳动时间女性比男性多21小时。（Kourany； et al。； 167）
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一个对女性最不公正的现象就是女性的劳动（家务和养育）没有被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内。女性没有被计入劳动力，因为她们的劳动没有报酬，或者是因为男性拿走了她们的报酬，或者是她们的工作不被当作工作。（French； 32）在女性普遍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女人做着有酬和无酬的双重工作，男人却只做一份家外的工作。女人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工作不被承认为劳动。男女两性的文化和历史经验是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有酬工作属于公领域；无酬工作（家务）属于私领域。
一般说来，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双职工，双全职；双职工，妻子兼职；单职工，丈夫全职。在1986年，美国16岁以上的女性中有32％为家庭妇女，她们所做的大量家务劳动是无报酬的，她们的状况还不如保姆。（Kourany； et al。； 203）除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之外，男女双双就业的家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男性不分担家务，由女性单独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在工业国，女性每周做家务56小时。在非工业国，女性每周做家务时间更长。（French； 31）
在马拉维（Malawi），女性做家务的工作量像男人种棉花的工作量一样多，而女性种玉米的工作量有时是男性种棉花工作量的两倍。在波吉那法索（Burkina Faso），人们在雨季体重减轻，因为女性长时间下地劳动以致没有精力烧饭。女性除了做全部家务之外，在大田中劳动的工作量比男性多82％。
在英国，虽然男人分担家务的比例在一些家务项目中能够达到50％以上，但是总的看来，家务劳动分工中“总是女人做”和“女人做得多”的比例还是大大超过“男人做得多”和“总是男人做”的比例。（Hatfield； 68）
在中国，虽然在几乎所有的方面城乡差异都超过性别差异，但是在家务劳动问题上，性别差异却实实在在地超过了城乡差异。
在城市家庭中，除了买粮、买煤换煤气和辅导孩子功课三项之外，各项家务劳动负担都是女性超过男性；在农村家庭中，男性是主要承担者的家务劳动只有喂牛马一项。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家务劳动分工共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以女性为主的模式。
调查中一位具有男女平等观念的老年男性知识分子批评了女性的工作家务双重负担的现状，他说：
妇女在市场劳动力中占了二分之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提倡妇女解放，8小时之内工作，8小时之外还要做家务劳动，结果妇女解放成了劳动加倍。男人的观念没有改变，现在依然如此。所以妇女解放与其说是把妇女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不如说是给她们加上了双重的压迫。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女性在家外工作中赶上了男性，而男性在家务劳动中却远远没有赶上女性。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传统观念还没有退场。结果成了男主外，不主内；女主外，又主内。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叙述可以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女性会担当三分之二的工作份额的，这位农村妇女嫁的是一个铁路调度员：
我家老头是个书呆子，啥也不会干，就知道上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没这些毛病，就是不干家务活，不会过小家庭生活。我家大小子黑夜哭，气得他翻身打滚，也从来不说管一下孩子。我上山背柴禾，采野菜，我家困难，我得上山采厥菜、榛子、蘑菇补贴家用。我还打过石头，捡铁捡破烂，卖过水果。他工资低，300块，工资刚高起来，拿700多，没多长时间他就死了。他把工资交给我，我买东西，过日子。家务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事。要说现在的优点，就是让男女平等，早先老爷们儿给女人气受，现在不行了。缺点就是女人干的活真多，比男人都多。女人这辈子摊不上好老爷们儿就糟了。摊上个老爷们儿吃喝嫖赌就糟了。我家老头这方面倒都没有。
直到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是有很多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虽然夫妻俩都是在外面辛苦工作一整天，但是家务理所当然似的就该女性来做。一位城市女性说：
孩子上学有病都是我的事。他反正钱交给你就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干，一块尿布都不洗，跟他吵也没用。洗衣刷碗都不管。我没跟他吵过架，你不干我干。没有办法，他起来就上班，我又弄孩子，又做家务。男人应该分担家务，应该帮助点。我要是让他干点家务，他肯定不同意。他上班确实比较远，回来累了就抽烟。我没跟他为这个吵过。
有相似经历经历的女性还有很多，另一位城市女性说：
家务都是我的事，他就给点钱就完了。我对他不满意。我上班那阵没坐着吃过饭，都是一边走路一边吃。上班一分钟都不能迟到。他（丈夫）觉得女的就得干家务，你不干家务谁干呀。
许多男性的不做家务是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的，因为在自己家，父母就是这样的家务分工模式，所以把家务完全推给妻子去做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一位城市女性说：
家务我大包大揽，他什么都不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