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男的比女的工作起来省劲，有的外聘的下级男管理人员就不服从我的管理。本厂的都是工人，就没有服不服的问题了。
传统观念和习俗为女性领导人设置的障碍不仅表现在工作难做，还表现在“门槛”更高——女性要进入领导岗位，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严格地说，这是社会的不公正，是没有给两性平等进入领导岗位的权利。例如，一位年轻时从劳模提升为车间副主任的老年女性说：
车间有两个副主任，那个副主任和主任都是男的。我必须干得比男的多，干得比男的努力。如果两个人各种情况都一样，人家就愿意用男的。女的要想干领导就得比男的干得好。
在女性领导者本来就是新来者的情况下，对女性进入领导岗位还要有形无形地设置更多的障碍，这种做法还相当普遍，这是典型的歧视和社会不公。如果女性不能以新来者的名义要求降低门槛的话，公平竞争总应当是起码应当加以保证的条件，而在社会现实当中，由于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就连这样的最低标准还没有做到。这是干部选拔制度中应当特别加以改善的地方。
第三，女性不愿意当领导、做管理工作。这种现象在城市中稍好一些，在农村表现得更加严重。一位农村中年男性、前村支书说：
村里党员里头女的少。全村一共23个党员，女的就1个。现在选干部得活动，有的还得花钱。女的不愿意出这个头，都在家里忙自己的家务。她们也怕自己能力差，遇到事处理不好。女的就是不愿意出来当干部。
由于缺少从政的经验，又缺乏观念上的支持，许多女性根本就不去参加竞争，而是自愿的不战而退。一位市级劳模、纺织女工这样回忆了她当年选择一生道路的经历：
我学徒时成绩特别好，回厂时可以有个选择，或者当落纱组的小组长，或者当挡车工。要想当劳模就得是操作能手，就得选挡车工。我这个人不愿意当官，我拉不下脸来说别人，当领导必须能拉下脸来训人。那些工人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挡车工就干好自己那一摊事就行了，不跟别人打交道。后来我就干了挡车工。我每次考核、比赛成绩都是最好的。我这人不爱出风头，我要是见到对面来了领导，我绕着走，我也不会溜须拍马。人家都说：你要是会跟领导搞点关系，你早上去了。我年年当标兵，市劳模我们全厂才两个，我连着当了三年。那年人家让我入党，总工会派人下来采访劳模，我说，我没想当劳模入党，就想帮我妈多挣点钱养家。人家说，你太老实了，没有你这么说话的。我要是会来事，我早就熬到厂部（当干部）去了。
男女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实一旦形成，对公平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认为自己不行、不能胜任的想法就会内化到女性的思想当中，使女性丧失竞争的信心，或者以为自己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担当领导责任。这位劳模的经历就很典型。她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性格（不会训人）就不适合做领导者，于是不争而退，将领导岗位拱手相让。这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特征：缺乏自信，妄自菲薄，不战而降。这种状况虽然是几千年的历史造成的，但是如果女性不努力加以克服，参政的水平将很难提高。
此外，在现实政治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在农村，这一情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查对象中一位农村中年男性有思想，有热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是村里某次抗税行动的带头人，在某年税款猛增的情况下，村里不满的人成立了一个抗税的自发组织，他成为组织里出头露面的人。他不无自豪感地描述了他的“领导艺术”和参政抱负的：
我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以法律为基础，注意搜集报纸文件，法律书籍。第二，了解乡村的风土人情。因为农村是一个闭塞的社会阶层，和其他阶层脱钩，要生存就必须适应它。第三，变通。就事论事，也就是该软就软，该硬就硬，以达到目的为准。乡里干部劝我当干部，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不愿意去给别人做工作，对不起我的良心。我把钱放在第二位，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我在高中时很激进，对城乡区别特别不服气，我后来到城里打工，就是和城里吃皇粮的人竞争。我不是不能当干部。我想让老百姓得实惠。如果让我贪点污什么的，我不愿干。
据这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农村男性说，在村里，女人从来不会参加这样的事情，都是男人挑头干的。对外来工的调查也显示出，男工比女工更多地参与维权斗争，女性则显得更“听话”，更懦弱。虽然这一点在许多地方造成雇主更想雇用女性而不愿雇用男性这一表面上对女性有利的后果，但同时也反映出女性参政水平低的弱势群体特征。
在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发现，女性对国内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状况大大不如男性，这也反映出女性政治参与的兴趣和热情较男性低的问题。
女性对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知晓率仅有四五成，而男性却高达七八成；女性对于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率更低至两成，而男性的知晓率却能达到四成。
雅典是民主政治的根源，主要是因为公民投票。但是当时只有6％的居民是公民，奴隶和女性都没有投票权。直到20世纪初年，所有的政权机构都几乎没有女性领导人。虽然英国有女皇，中国有慈禧太后，阿根廷有庇隆夫人，但是个别女人进入男性的政治机构和女性作为一个族群进入权力机构是不同的。个别女人只是例外，是非常人物，是能够克服她所属性别的“弱点”的人。比如保守的撒切尔夫人的内政外交政策就比男性领导人还保守，还好战，完全不能代表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女性的特色。另外，在从政的女性当中，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很难当选，只有那些让男性感到没有威胁的女性才可当选。这就是全世界女性在参政领域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而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就一天不得实现。
二、参加社会生产
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各种文化中，公领域大都主要是男性的领域，而私领域则大都主要是女性的领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人类社会数千年的传统习俗所塑造的观念特别的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女人的不幸在于，她没有和男性劳动者一起变成同类的工人，于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伙伴关系之外。男性之所以没有把她当成和他一样的人，是因为她没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是因为她仍被禁锢在生命的神秘过程中。（波伏瓦，88）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波伏瓦，771）
男主外女主内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对男权制家庭的批评焦点。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沃尔芙曾经提倡用给母亲发工资的办法，使其从男性的经济专制下解放出来。弗里丹鼓励女性将家庭责任减到最小程度，但不回避这些责任。费尔斯通则把妊娠和做母亲本身就看成受压迫，她的结论是：生殖技术的进步最终将把女性从生物学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来说，放弃家庭以及与男人分离是对女性唯一可忍受的答案。（邱仁宗等，210…211）
在中国，几千年来，女性被深深地禁闭在私领域之内，有钱人家的女孩甚至被深锁在对女性身份颇具象征意义的“绣楼”之内，与家庭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离。直到近现代女性进入公领域，参加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中国女性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改观。因此，社会生产与性别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我国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者中占到43％，虽然这个水平不是最好的，但是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高于与我们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更远远高于阿拉伯国家。在女性就业达到这个比例之前，中国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经过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期：在1950年时，女职工仅占全部职工的7％；1992年，全国有5600万女职工，约占全国职工的38％。（沙吉才，31）加上女性农业劳动者，女性参加有酬工作的比例在全体劳动者当中上升至43％。
中国女性从仅仅在家庭这个私领域活动改变为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生产劳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基本上人人在家到人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生活所经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变。以下就是一些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实例。而恰恰因为其平淡无奇，更反映出这一变化的伟大——它已经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命运，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人生经历，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个伟大变迁的历史见证。
女性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个首要的变化是：她们从被男性供养的人，变成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她们的收入有时还能对家庭经济有所帮助。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说：
我是18岁开始工作的。刚上班学徒，16块钱工资，我吃饭8元，给父母8元。我对家庭有责任感，不像现在的孩子，挣多少钱都自己花。从心里我不愿工作，想上学，可父亲要求我工作。这样家里可以少一个人吃饭。我给家里5块钱也能帮半个月的菜钱。
虽然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相比，刚刚开始进入劳动大军的女性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但是女性从被家庭供养到供养家庭，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变迁。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这样回顾她当初参加工作时的情景：
我是1962年 （20岁） 工作的，一开始在商店当临时工，后来考到城里的印刷厂。我当时就是不想上学，也想经济独立。父母随我的便。我的收入全都给家里，在家里吃饭。我的收入对家里有很大帮助，但比父亲挣得还是要少。
在1950年代初，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女性在中国女性中还属于少数人，她们的经历为中国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树立了榜样。而其中有些女青年是因为家庭中缺乏男性劳动力而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位做文化工作的退休女职工很年轻时父母就分居了，父亲基本上不养家。她说：
我是1949年11月出来工作的，那时我才16岁，工作了半年又上学。我考入文工团当演员，原因是当时家里五口人，就我妈一人养，我想工作帮妈妈。我的收入占到全家收入三分之一。
由于从1950年代起，中国开始经历城市化的过程，许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同时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新型女性劳动者。一位年轻时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退休女职工讲述的当初参加工作时的情景带有中国经济大发展时期的特点，显得特别生动有趣，她说：
我是18岁进城参加工作的。当时觉得农村苦，就想到北京当工人。赶上劳动局招人，我就跟人搭伴坐车过来了。那是1958年，许多单位招工，开来大汽车，愿意上哪个厂，就上哪个厂的车，我就上了北京化工厂。1961年下放人，就从厂里下来去了商业。我当时已经在老家结了婚了，刚结了婚就出来了。爱人在京剧团工作，是一个村的。他先来了北京，我就上北京工作来了。父母当时有点舍不得，我一走，身边就没人了，我姐是盲人，就我一个好人还走了，父母谁管呢？所以不愿让出来。我挣了钱给家捎钱，过年过节也给家里捎钱去。
农村的地少人多和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大量农村女性涌向城市、涌向劳动市场的一个推动力。另一位也是从老家农村进城工作的女性说：
我是1953年出来工作的。我想，在家种地也没有什么出息，地少人多，就出来了。有老乡在北京给我找了工作。我妈舍不得我出来工作，孩子越多越疼。家里人多，20多口人，一个人就两亩地，吃不饱，所以我就出来工作了。我愿意出来工作。我挣的钱给家里邮点回去，也就是一点零花钱。结婚了，有孩子了，就没法寄了。
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最大的障碍来自养育子女。在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使得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起居完全成为女性的责任。因此，有的女性是在孩子大了以后才出来参加工作的。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
我来北京40年了，是20多岁来的。1957年到北京，小儿子已经3岁。我上了10年零4个月的班，还捞了个退休，挺合适的。我当时就是觉得孩子大了，就想上班，想舍一头。父母还在老家农村。那时候我挣30多块钱，丈夫挣60多块钱。
有的女性则不等孩子长大就开始工作了。一位老年女性说：
我是1953年来北京的。1958年我31岁出来工作的，孩子才7个月我就工作了。
女性的就业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在社会上直接应征，更多的女性是从学校毕业就分配了工作的。一位女性的就业途径是很典型的：
我是1958年技校毕业分配在工厂当化验员。父母愿意，比种地强。我也愿意。我一开始挣18元，后来26元。
另一位女性的情况也很典型，她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
我22岁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建筑设计院。我一到那儿就觉得不适应那种工作环境。母亲觉得我太挑肥拣瘦。我不喜欢部队那种管理方法，人际关系。后来我就想办法调动了工作。我自己的钱自己花，没有给家里。
在城市职工家庭中，某段时间还盛行另外一种特别的就业方式，那就是子女接退休父母的班。一位女性说：
我是18岁工作的，接我妈班。我中学毕业后我妈正好退休。父母支持我工作。当时岁数小，我也没什么想法。在鞋厂收入36元，到不了全家收入的四分之一。
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而男女平等时代的真正来临有赖于出现了促使女性走向社会的经济原因——如果只有出于某种平等理念而进入社会生产的动机，则该动机不会足够强大，而参与者也不会太多；只有出现了经济动机，才会有广大普通民众的参与。对女性就业动机的调查表明，有相当多的人的工作动机是补贴家用。一位女性在提到自己喜欢工作本身时，还把就业的动机归结为经济原因：
我是1966年参加工作的。我只是初中毕业。我喜欢工作。因为家里太困难了，父亲才挣55元。我才挣16元，我留几块零花钱，剩下都交家里。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北方农村，女性除了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是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的。自城市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以来，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广大农村妇女都渐渐被裹挟到农业劳动大军之中。到19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剩下的少量只做家务的农村妇女也都纷纷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挣其工分了——虽然男女报酬大都不平等，男人最高10分，女人最高8分。当然，也有一些农村妇女原本是不喜欢参加农业劳动的，但是由于当时人民公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