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以孩子降生为生命开端的观念就比西方以卵子受孕为生命开端的观念要更有利一些。由于在中国文化中，一般认为如果孩子还没有降生，就不能算生命，所以不会有禁止堕胎的宗教禁令。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人口恐怕已经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有余。拥护堕胎与拥护家庭就更加不会矛盾。家庭完全可以是没有孩子的或只有少量孩子的，堕胎只是减少每个家庭孩子的数量而已，又不是反对家庭本身，堕胎和家庭二者怎么会发生冲突呢？
此外，女性主义并不是只支持避孕和堕胎的技术，不支持生育技术和治疗不育症的技术。在避孕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正确的态度是：既支持避孕的技术，也支持治疗不育症的技术。因为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想生育和不想生育都是人的合理选择。避孕技术可以使不想生育的人不生育；治疗不育症的技术可以使想生育的人生育。两者都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不可偏废。
在新生殖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采用新技术生育的人越来越多，还引发了一些与生殖新技术有关的问题，例如：人工授精子女有无权利知其生父？是否单身女性要求就可以人工授精？女同性恋者可否人工授精？女性可否花钱购买某位她心目中理想男士的精子？
在美国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性采用人工授精技术生育之后又离婚了，她的丈夫不为孩子提供抚养费，理由是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法律最终判决他应当付抚养费，因为精子捐献者并无父亲身份，他的身份等同于捐血者和捐肾者。生理父亲不一定是伦理父亲。陌生的捐精者没有父亲的责任，但同意妻子人工授精的丈夫却应当负有父亲的责任。因为她的怀孕是由于伦理父亲的同意而不是生理父亲的精子。美国的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借男友的“种子”怀孕生子，男友要求对孩子的探视权。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判他有探视权和抚养责任。
生育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代母问题——借腹生育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西方引起争议，在中国也出现了姐妹充当代母引发争议的事件。在代母问题上，女性主义观点面临挑战。女性主义对代母的态度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既不愿意通过法律禁止女性做代母，从而使代母成为罪犯；又不愿意看到女性变成生育机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所应遵循的原则是支持女性个人意愿的原则。如果一位女性自愿做代母，她应当有权利这样做。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应当是女性享有的宪法权利。
生育行为还使人注意到女性教育问题。生育统计资料显示：文盲或受教育少的女性生育最多，女性的生育数量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但是，或许教育与生育的因果关系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女性的生存条件。当女性的生存条件好起来时，她们就会有更多的公民权和生育权，就会受更多的教育，就会更容易掌握避孕方法，较少出现避孕失败的差错，就会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在家内和家外就会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有更多的生存技能，在财政上、实践上和精神上也更独立，于是就会选择少生孩子。
与生育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推行计划生育的手段问题。在目前世界上，相比之下罗马尼亚和中国实行了最严格的生育控制制度，因为这两个国家能够对公民施行完全控制的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但是，两国生育控制的方向完全相反：中国是禁止计划外生育；罗马尼亚却是在1965年开始禁止堕胎，为了增加人口。相比之下，有些国家不是用行政力量，而是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的。例如日本用每月5000日元（相当于38美元）补贴的办法鼓励女性生育，生第三个孩子补贴加倍。即使如此，日本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很低。目前中国正在考虑将计划生育的思路从以行政处罚为主转向以物质鼓励为主，相比之下，这也许是更加有效、更加人道的做法。
在农村，目前计划生育主要还是靠罚款等措施在强制推行。在北京郊区，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十几年了，我访问的一位农村妇女告诉我，刚开始计划生育的时候，超生一胎罚500块钱，现在没指标生了孩子，头胎罚一万，二胎罚两万。她指着村里路边一个正在和爷爷玩的小男孩说：他们家为他就交了两万块钱。这种做法虽然能有效地降低穷人的生育愿望，但是对于富人就不大管用。在那些先富起来的沿海地区，多少罚款也不能制止富人的计划外生育，结果是把计划生育变成了一个有阶层偏向的政策：只能管住穷人，管不住富人。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他们自愿少生，才能最终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而为了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还必须解决农村人养老的后顾之忧——如果必须靠子女来养老，就没法降低人们生育特别是生男孩（女孩要出嫁，去为公婆养老）的愿望。目前，北京郊区的农村开始尝试为农民做养老保险，这才是彻底解决农民性别偏好的观念和现实需要的根本办法。
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千分之33。43下降为1991年的千分之19。68。按国际通用标准，出生率低于千分之20即属于低出生率国家。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为1992年的2。0（低于更替水平2。1），人口控制取得了显著成效。（邓国胜，1）然而，持续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之一是使具有严重重男轻女观念的人们丧失了不断生女孩以等待男孩的希望，铤而走险，选择直接终止妊娠的办法来获得自己所期待的男孩。这就导致了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有专家指出：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性别选择性流产和溺弃女婴的结果。
从统计上所显示出来的相关关系看，中国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从对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出生性别比的升高速度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这一负相关关系（生育率下降与性别比升高）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是“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存在和强化。
三、 性别比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定义是：某人口一定时期内的活产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在不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受孕时，男女性别比为140比100，此后一路下降，由于流产等原因，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6或105。在1955年，联合国确认过的正常出生性别比值域为102…107。由于在随后的各个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因此人口的性别比应当比出生性别比更低一些。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水平看，198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7。4，1985年上升为111。4，1990年达到114。73，1995年更高达117。4。从分地区情况看，1989年全国有16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出生性别比在110以上，1995年扩大到21个。1989年我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是浙江，为117。6，而1995年出生性别比超过120的省份有10个，最高的省份湖北为134。6。（邓国胜，1）目前，全国只有上海、贵州、西藏、新疆的出生性别比还在100…107之间，其余26个省份均高于108。（刘原，1）
我国是属于性别比偏高的国家。14世纪时，性别比为125…460；在1870年代，性别比为儿童430，成人194。（Guttentag； et al。； 51）从近现代的情况看，解放前性别比偏高，解放后前几十年性别比平衡，1985年后逐渐走高。在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背景下，还出现了一批极端个案。例如，在1982年，湖北某村1岁以下儿童的比例是503男100女；武汉市1岁以下儿童是154男100女。（French； 117）
以上性别比是以女性为100的男性人数。为了凸显“缺失女性”的问题，国外还有一种统计方法是以男性为100的女性人数，如下表：
根据这种统计方法，在1982年中国的新生儿中，每1000个男婴只有921个女婴；在1983年，这个数字变为每1000个男婴901个女婴。（Hopkins； 125）在没有性别偏好的国家，例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女男比例是106比100。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女男比例是101比100。所有女比男少的国家都是人为造成的：例如印度1901年是97女100男；1971年是93女100男；1991年是92女100男。巴基斯坦是94女100男。（French； 115）
采用以男性为100的女性人数的一个原因是它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缺失妇女数的严重程度。根据这一统计方法，欧洲1986年的女男比例为105女100男，北美为104。7女100男。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才会有女多男少的现象，因为该年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些贫穷但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国家，女男比例为102。2女100男。下列数据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某国家的性别比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那么那里女性比男性少多少？”得到的数据被称为“缺失妇女数”。“缺失妇女数”在东南亚为240万，拉丁美洲440万，北非240万，伊朗140万，中国4400万，孟加拉国370万，印度3670万，巴基斯坦520万，西亚430万。如果我们看某国缺失妇女数与实际妇女数的比例，那么巴基斯坦为12。9％，印度为9。5％，孟加拉国为8。7％，中国为8。6％，伊朗为8。5％，西亚为7。8％，北非为3。9％，拉丁美洲为2。2％，东南亚为1。2％。（邱仁宗等，338）
在全世界跨文化的比较中发现，偏爱男孩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朝鲜、新加坡、印度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多集中在亚洲。按照传统统计方法（以女性为100的男性人数），这些国家的性别比都在106到114之间。在泰国和菲律宾的一些部族民中，男女反而是相当平等的。除了地域和民族文化所造成的区别之外，总的看来，发达国家的出生性别比较低，欠发达国家的出生性别比较高。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立论的一个佐证是：同属于亚洲，日本并没有出现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而日本正是亚洲第一发达国家。
印度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据说是较高社会阶层中杀女婴现象严重，其根源是女性难以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结婚时嫁妆也过于昂贵，以及女性就业困难。在印度，女孩吃不饱，还遭遇到选择性堕胎。在1981…1991年间，100万女孩被选择性堕胎。在4到6岁前，又有400万女孩死去，约占女孩数的36％。（Nelson； et al。； 431）有杀女婴现象的国家还有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8。3女100男）等国。（French； 116）
台湾的性别比为107。台湾夫妇一般的做法是：如果有两个男孩则不再生育，如果没有男孩就一直生下去。因此台湾的家庭模式是以男孩为主的小家庭，外加以女孩为主的大家庭。（Nelson； et al。； 431）
作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则面临性别比偏低的问题。例如美国 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性别比太低：美国的性别比在1800年为105，1910年为106，此后一路下降，1970年为95，1975年为96。（Guttentag； et al。； 15）
葛滕塔格等人（Guttentag and Secord）的《女人过剩》一书探讨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认为性别比失衡在儿童中关系不大，但是在老年人口中，性别失衡则会带来社会问题。而问题最严重的是在婚龄男女中的性别失衡。
班尼特（Bennett）的《儿童性别选择》一书提出，每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开启一种新的选择方式，而个人的选择积累起来会导致集体性的后果。在选择婴儿性别的技术尚不成熟的时期，人类只能按照自然形成的几率生男育女。但是，在选择新生儿性别的技术日臻成熟之际，人类就必须根据自己所在文化的背景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选择性别，但是要不要发展这项技术？就连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人们还是有性别偏爱的，很少有只要一个女孩的家庭，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多数是一个男孩。最常见的是一男一女，如果有更多的孩子，往往是男孩多于女孩。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性别偏好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关于性别选择问题的辩论，主题就是在人类能够做出生育的性别选择之后，应该如何应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由于西方社会中性别偏好不严重，所以他们对生育过程中的性别选择并没有完全禁止，而是辩论和研讨婴儿的性别能够选择之后将会出现哪些后果；中国则不可能允许选择，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性别偏好过于强烈，如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生男生女，后果不堪设想。
新加坡在1975…1977年做过父母可以选择子女性别的实验。这一实验有两个目的：一是控制人口数量。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个国家，父母选择子女性别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造成家庭规模缩小的效果，因为想要某一性别子女的父母在得到之后就可以停止生育，不用一等再等，从而在无形中多生了很多孩子出来。二是控制人口质量：可以降低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疾病的发生率。比如，父母有会传给某一性别子女的遗传病，这种情况用选择性终止妊娠的方法就可以避免。这种实验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在违法的情况下还要拼命打掉女孩，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恐怕出生人口性别比要升高到无法想象的高度。
除了性别偏好之外，男女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生理和环境的原因。根据生理学的研究，由于繁殖力主要取决于雌性个体的数量，因此，机体如能得到特别充足的营养，就会产生较多的雌性后代；如果情况相反，就会产生较多的雄性后代：食物充足，则多生雌性；食物匮乏，则多生雄性。做皮匠的都懂得，富足地区多出雌兽的皮毛，贫困地区则多出雄兽的皮毛。就人类而言，农村地区出生的男孩要比城市多。而我们都知道，乡下人的膳食状况往往比较差，城里的生活条件则一般较好。还有人注意到，与富裕人家相比，穷人家生的男孩要多一些。（韦斯特马克，1081）
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因素虽然有生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因素，但是学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中国近期的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绝大部分成因是社会学因素。（马瀛通等，第152页）造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大大超出正常范围上限这一反常现象的社会学因素被已有的研究归纳为以下四种：部分女性胎儿经性别鉴定后被人工流产；溺弃女婴；怠慢女婴，使女婴成活率降低（第二孩之后）；性别选择性受孕。
第一种原因是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在我国，存在着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现象的一个证据是：虽然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强度原本是欠发达地区大大强于发达地区，是农村强于镇，镇又强于城市，但是由于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技术首先是进入发达地区与城市的，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调最初发生在发达地区与城市，然后才是镇，紧随其后才波及农村。（马瀛通等，171）1981年，城镇出生性别比为109。9，农村为107。6，城镇高于农村。少数民族为104。5，低于汉族。第一胎为105，第2、3、4胎分别为107、113、115，5胎以上为110。（刘原，7）这些反常现象都证明，有相当普遍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现象存在。
一项对吉林省扶余县出生人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