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想，自然地造成极端的大乐思想，形成为旁道金刚乘的又一新派。
B、阴阳的特性：方便与智慧
发菩提心与利他的大悲乃为修习佛道的主要纲目，这是大乘经典一致承认的。所以，要获取最高佛位，般若与方便就像一车双轮缺一不可。般若就是空性的智慧，大悲就是利他的方便。这在怛特罗乘、即金刚乘中，不管是佛教的故乡印度也好，其它佛教之盛行的地区也好，都出现了阴阳或男女两性的思想，认为这就是形成世界的原理，而把它结合于大乐思想。自然，般若与方便的对立，也就是阴性与阳性的对立。换句话说，般若的空性就是阴性或金刚女。这就是所谓般若母、佛母得名的由来。这对于阳性也是如此，大悲的方便犹如男性的种子。因而由般若和方便所修成的菩提涅槃，被认为不外就是由阴阳两性的结合所象征的大乐了。这里的“大乐”是指在密教修炼中能够获得的一种超越世俗的圆满美妙的感觉，是以智慧与方便结合修炼而达到的一种高境界。详见有关章节。
常乐我净四德是胜鬘经大乘经典所说的涅槃。《宝性论》则继承这种思想，以如来藏为常乐我净四波罗蜜多。常乐我净四颠倒本为凡夫迷情的四颠倒，但在这里不但被否定得一干二净，而且以无常、苦等为修习二乘的证果，倘若不转向，即无法现前常乐我净。大乐的“乐”是经历如此的想法后才成立的，所以有人以《唯识三十颂》最后一偈“安乐解脱身”为大乐思想的先驱。大乐的涅槃，一方面虽然意味着般若空的阴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般若与方便融合的阴阳两性。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阴性就是大乐的根源。总之，他们认为佛的法身以及持金刚是大乐，就连菩提心，众生的本性也无不是大乐。因此，净土、涅槃等名词也可称为“乐有”。
金刚乘，即怛特罗乘的这种起源说，是可以在小宇宙的肉体上具体化的。这意味着肉体不外就是反映出森罗万象的曼陀罗。所以，怛特罗乘又从医学的角度讲道，人的身体的左侧有阴性神经，右侧有阳性神经。此二者的交会处，就是性央，若不过此一通路，即无法得到大乐，因此，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必须透过这一关，达到菩提心的脑髓后始能完成菩提。不过，在此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交会与凡夫纵欲的欲情不同，万不能在通路上下降菩提心，即射精，这是怛特罗乘修行人特别严戒的第一着。否则就与凡夫的欲情无异了。这与道家的房中术有点相似，怛特罗乘认为，一个真正修炼到家的行者，为了菩提的实现，可以聘请一位十六岁左右的少女作为修炼对象的般若女，而这位少女在修炼时叫作“印”或“大印”。实际上，这位般若女是象征性的，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真人其事。 以上是金刚乘或怛特罗乘将方便与智慧认定为人类阴阳两性的特性的全部理论或理由。
C、通向圣洁之路
所谓的通向圣洁的路，就是指密教之路。根据《西藏佛教密宗》（注：［英］约翰·布洛菲尔德著，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金刚乘的基本目的和佛教的其它派别无异，它不在于个人死后的继续存在，而在于结束自我的幻相和实现一种超越“我”和“他”的统一状态。密教的方法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为了把任何好坏事物都用于这一目的，而具有丰富的修持方法。如同在柔道中一样，信徒学习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利用对方的体重。障碍可以转变成提供必要而又神奇的手段。在大部分其它宗教道路中，必须使自我从黑暗转向光明。但金刚乘的瑜伽行者则把天使和魔鬼部接受为其盟友，他们超越了善和恶的界定。
密教认为操纵善恶势力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智慧和慈悲均为方便。莲花生心中的金刚宝为象征物。我们自身的解脱和一切众生的解脱就是目的。与纯洁和无分别的心的彻底统一则为其结果。
当然，这样的目的是不会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甚至有一定的艰难性或冒险性。为了如此艰难而危险的追求，在没有一位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许久、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大师的引导，那将是失去理智的行为。因此，密教信徒们将信仰作为一切宗教活动或行为中的关键。而这种信仰既不是盲目的信仰，也不是对教理的信仰，而是信仰目的的存在。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如此需要经受住修炼过程中的各种严峻考验。
当其他教派的佛教徒们特别关心积累功德时，金刚乘的信徒们则感到，除非是高度注意，否则专心于积累善行则会以产生自负心情而趋向自我膨胀。祈祷发愿和仪轨，在金刚乘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又具有与其它宗教赋予这一切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并不被认为是“讨好神祗”，而是被当作将思想引向最高智慧次第的手段。将它们仅仅看作是一种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含糊地包含着“禅定”或“三昧”这样的行为术语。所以，一名金刚乘信徒的行为无疑是相当不正统的。他决定把一切都作为实施手段而运用于生活之中，不排除诸如吃、喝、睡、排泄和性欲（如果不是僧侣的话）等这类动物行为。贪与欲的力量不是要被抛弃，而是要被遏制。身、语、意的任河行为、任何表现、任何感觉、任何梦遇都应被用于这一目的。
在继续追求这一目的的同时，我们应该依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大家认为在世界上有些不可见的神灵，但它们也是生死轮回的造化物，它们不可能帮助我们。它们可能给予我们的，仅仅是有关本世的庇护，但在减轻我们命运之苦厄的同时却无疑会消弱我们一劳永逸地摆脱生死轮回的决心。一名佛教徒知道其船会根据他掌舵的技巧和不放松舵柄的决心或扬帆远航或翻覆沉没。他必须做的是要扼制贪欲、慈悲、密切关注自我和智慧。扼制贪欲不会引起必须接受自我苦修之类的折磨，而只要求避免过度放纵，节制欲和爱、慈悲会导致避免伤害其他人的消极道德，代之以乐于对其他人效劳、慷慨和迅速表现出同情的积极道德。认真的自我意识包括仔细地研究我们的行为和动机、适当的后退以注意我们的贪、对活动的贪欲、看到思想秘密地进人我们的心中、仔细研究作为肌肉运动（行、立、坐、卧）等身体功能以及血液的搏动和呼吸的过程等。保持非常专心地注意我们的自身会帮助我们最终实现自我的幻觉特征。智慧意味着当心完全平静时出现的直观智慧（般若）。它是通过身体和心的运动而获得的，心身运动则从一些诸如控制呼吸和将思想完全集中到唯—一种物品中的简单成果而开始，最后修行者被导入较困难的禅定三昧地当中。所有这些修持都有助于否认自我的本质性存在和有利于促使出自心本身的智慧的自由发展。
智慧和慈悲彼此之间互相影响。慈悲可以使我们对待其他人更为友善，而且它对我们自己也非常有用。思想、时间、精力、财产或财富的布施都是以不利于自我为代价而作出的，自我也由此而减少。随着自我的减少，智慧便会上升，随着智慧的觉悟，慈悲也就会增加。因为“我”与“他”之间的分别的不真实性变得清楚了，当然也就会具有慈悲心。从一种平静思想的极静状态中逐渐表现出来的发光的智慧，事实上是难以形容的智慧的第一束光芒，圆满的智慧是佛陀的觉地。
众所周知，佛陀或佛祖释迦牟尼不但是人类的一员，而且他在世时从不自称曾受到任何神灵的感应或启发。释迦牟尼将他的觉悟、成就，以及佛教的创立，都归功于人自身具有的才智和不懈努力。根据佛教历史，释迦牟尼出家后，曾按当时在印度盛行的外道教法如禁食、拜火、从高楼顶上跳到矛尖上等用苦行脱离轮回的办法修行。这就是释迦牟尼出家后最初采取的所谓“六年苦修”，结果身体瘦如皮包骨，而且未获得任何成就或功夫。于是释迦牟尼得出依靠苦修并不能脱离轮回的结论，开始走向保养身体进行修禅的光明之路，在菩提树下禅定七七四十九天，最后豁然开朗、得到觉悟，佛教称之为“成道”或“成佛”。释迦牟尼的觉悟，说明了由智慧得正见，而不是由盲信来获取成就。佛教认为，人类是最为高级的生灵或力量，每一个人的身内潜藏着无限的智慧或佛性，只要他肯发愿努力，只有人类才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成就佛果，进人涅槃寂静的世界。藏传佛教指出，既然一切事物，没有不变的存在和绝对独立的实有，那么我们应该破除对任何事物的渴求与执著，假如能够果断地消除这种渴望与执著，就可以超脱一切而得解脱，这就是’‘涅槃寂静”，其意思是对贪、瞋、痴等的息灭。实际上，“涅槃”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苦乐的神秘经验。藏传佛教又指出。“涅槃”有四种特性：即常、乐、我、净。“常”是永远能正视无常；“乐”是永远离开轮回苦；“我”是真实、自在；“净”是没有惑业，也就是永远断除烦恼。
简而言之，“涅槃寂静”是密教和显教都共同追求的终极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或手段上，密教和显教之间有较大差别，如显教提倡菩萨道，这是一种严格按照次第步步升级的慢行法；而密教采取“即身成佛”的途径，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速成法。由此可见，密教之所以比显教深奥的原因主要在于实践修炼上。详见其它有关章节。
第二章藏传密宗的兴起、发展及其现状
藏传密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与印度佛教密宗的历史进程及其文化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藏传密宗是印度佛教密宗直接移植到青藏高原的文化“复制品”，如“印度密教的几个主要教派（金刚乘、易行乘、时轮乘等）几乎都在西藏得到了广泛地传布，它们的经典大部分被译成藏文。”（注：黄心川《密教的中国化》转引自《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当然，藏传密宗在其兴起或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受到藏族传统宗教——苯波教的巨大影响。因此，藏传密宗又具有明显的有别于其它佛教密宗的地方特色。
一、藏传密宗的起源
藏传密宗的起源与著名的密宗大师莲花生紧密地连在一起，因为正是这位大师于公元八世纪入藏在藏族地区正式开辟了传播佛教密宗的道路。从此，佛教密宗在藏族地区扎根并得到空前发展。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正如《青史》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有《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直至公元七世纪中叶才在藏族地区有了翻译佛经、建筑佛殿等一系列正式传播佛教的活动。公元七世纪佛教虽然在藏族地区得到正式传播，但由于苯波教的抵制等因素，未能在藏族地区立足。所以，那一时期更谈不上佛教密宗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在此值得说明的是，佛教密宗的经典早在公元四世纪就在藏族地区开始出现，比如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获得的佛经《旃檀嘛呢陀罗尼》就是一部佛教密宗经典，他同时得到的一尊舍利宝塔也属于密教供品。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迎请印度、尼泊尔、汉地、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大师，在吐蕃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大悲观音菩萨之见密经典二十一部等不少佛经。其中多数为佛教密宗的经典。
公元705年，赤德祖赞即位执政。赞普赤德祖赞正式掌握实权之后，派遣大臣章伽·木列郭恰和涅·扎拉古玛拉二人到印度去求取佛教经典。他们到达冈底斯雪山时与在那里修行的印度班智达桑杰桑瓦（佛密）和桑杰希瓦（佛寂）相遇，在心中记下了两位班智达背诵的《显宗阿莱摩经》、《金光明经》、密宗的《瑜伽部》和《事部》等经典，返回藏地写出后献给赞普，赞普为安放这些经典修建了拉萨喀扎、扎玛郑桑、扎玛格如、青浦那惹、玛萨贡等五座佛殿。公元754年，赤德祖赞又派遣桑希为首的四人到唐玄宗那里求取经典，唐玄宗赐给蓝纸金字的佛经一千卷。他们又向住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和尚尼玛问法。和尚交给他们《十善法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稻秸经》，并嘱将这些经典依次呈献给赞普可使赞普信奉佛教（注：参见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19—20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印度还是唐朝迎请的佛经，其中大多数是密宗经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印度和汉地都在盛行密教。至七世纪，包括那烂陀在内的许多著名寺院开始重视佛教密宗，在印度形成一股崇尚密教的思潮，将印度佛教密宗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公元八世纪初汉地密教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开元三大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直接翻译、弘传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中心的印度佛教金刚乘体系的密教。善无畏（637—735年）为印度人，曾在密教中心那烂陀寺亲近达摩掬多大师，接受灌顶，修习密教，后遵师命来华传教。于716年到达唐朝都城长安，相继翻译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苏婆呼童子请求经》、《苏悉地羯罗经》等密宗重要经典。金刚智（669—741年）南印度摩赖耶国人，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三十一岁前往南印度亲近龙智大师达七年之久，主要修习《金刚顶瑜伽经》等密教经典。719年金刚智带领著名门徒不空抵达今日的广州，次年又到了洛阳，后来到达长安。金刚智大师沿途弘传密教，所到之处都必须建立曼陀罗坛场，先后翻译出《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祗经》等密教经典。不空（705—774年）北印度人，十五岁出家亲近金刚智大师，第一次随尊师金刚智来华传播密教。741年重返印度广求密教，于746年携带一千二百卷梵文本的密教经典第二次来到长安，受到唐朝王室的欢迎，并奉调入宫，建立曼陀罗，为皇帝灌顶。不空先后翻译的密教经典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等多部。
佛教密宗虽在唐代盛极一时，但随着“会昌灭佛”（843年）逐渐衰退。可以看出，当印度和唐朝盛行密教之际，正是吐蕃积极引进佛教的时候。所以，吐蕃获得的佛经大都属于密教系统。
从时间上看，密教经典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就在吐蕃出现，之后一直以时断时续的步骤不断增加。然而，密宗乃至整个佛教在藏族地区始终未能得到广泛地传播。这是因为藏族人早就有自己的信仰对象一一苯波教。而且苯波教已成为藏族人主要的思想观念，而密教或佛教对藏族人来说，则是一种新思想、新文化，要完全接受它，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赤松德赞为发展佛教，迎请在尼泊尔的堪布菩提萨埵（寂护）到桑耶地方的拢粗宫，宣讲十善法与十二缘起。仅过两月，由于洪水爆发冲毁桑耶地方的旁塘宫，拉萨玛波日山上的宫殿遭到雷击，传染病流行，牲畜发生瘟疫，又有霜雹干旱危害庄稼，吐蕃臣民都认为这些灾异是信奉佛教的结果，要求赞普让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