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自序写得何等好啊！读后一则对明诚之为人会有进一步了解，再则 更可以理解清照为什么对明诚那么深情和爱重！当然，从这篇序文中隐约可见清照的“笔削”痕迹，亦可见其夫妻的共同志趣和文风的潇洒幽默。是序 所征引的《论语·阳货》关于博弃的见解，后来清照所写的《打马赋》中复加隐括，由此可见其志趣之相投和见解之深刻！
二、刘跂《〈金石录〉后序》：东武赵明诚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效欧阳公《集古》所论，以考书传诸家同异，订其得失，著《金石录》三十卷，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板模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然则誊写模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又前世载笔之士，所闻所见，与其所传，不能无同异，亦或意有轩轾，情流事迁，则遁离失实，后学欲窥其罅，搜抉证验，用力多，见功寡，此雠校之士，抱椠杯铅，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经典及医方，或谓经典同异，未有所伤，非若医方能致寿夭，陶弘景亟称之，以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讥邢邵不善雠书，邵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且别本是正，犹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讹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郑重，以遗来世，惟恐不远，固非所以为夸。而好古之士，忘寝废食而求，常恨不广，亦岂专以为玩哉？余登太山，观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积之，诸书浩博，其失胡可胜言！而信书之人，守其所见，知其违戾，犹勿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误， 其殆来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驯，则望而知之，直差失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 去取，雅有思致，具书诚有补于学者。亟索余文为序，窃获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书。政 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
是序文风、文笔皆佳。对所序之书《金石录》的评价中肯可信，所云“其 言厅斤”，即谓其精细明白，询为褒美得体之语。从内容看，是序与前引明诚自序衔接甚密。刘以其所观泰山碑刻，又亲自与史迁之书对照的事实进一 步阐发了“身与事接”的金石碑刻比史书确凿可靠的观点。看来刘不愧为赵的知音。俗云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刘、赵何以深知如此？原来刘跂是元祐 辅臣刘挚之子。刘挚即前文所引《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所云：“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由此可 见，刘、赵两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交和通家之谊，更是经过北宋末年新旧党争洗礼的真朋友。想来，被王安石擢用的刘挚，最初当因赵挺之希行新 法而予援引。不久刘有所变化，遂因其废弃新法而被罢，直至被哲宗远贬新州而卒。赵挺之变法的立场既没有什么大的摇摆，也没有因自己始终信奉新法而对废弃新法的刘挚落井下石。刘跂与明诚之间的情谊，可否作为挺之的 这种良好品格的见证？当然，晚辈的关系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其前人的奸恶。
明诚不但一直是一个宽客大度的好人，更是一个“忘寝废食”的“好古之士”。 对于这样的人刘跂的心许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在评价这位好友的这一重要撰著时，仅以“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今德父之藏既 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去取，雅有思致，其书诚有补于学者”数语，平实道来，十分可信，使《金石录》更可增重于世。赵明诚可谓三生有幸，其 撰著虽然因专门性太强不可能得到普及，但有刘跂和清照为其所作的两篇《后序》在，赵明诚的名字连同《金石录》将会永远彪炳于学术史册。
四、年富力强的莱、淄时期
（一）
“屏居”的终结和赵明诚的复出 关于赵、李“屏居”青州的时间，眼下只能从李清照《后序》所云”屏 居乡里十年”①加以推究。赵挺之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 年）三月被罢病卒后，既然赵家连在汴京的亲旧都被蔡京捕捉入狱，作为直系亲属赵明诚就此 身陷囹圄自不待言，就是当年被赵挺之参与罗织罪名因而被遣离汴京的儿媳李清照也肯定不得幸免。好歹如前文所交代过的，这场官司到七月份即宣告 结束。那么，出狱后，性情象是带有刚烈色彩的明诚之母郭氏，很可能携其家小尽快离开京都这个是非之地。更何况夜长梦多，说不定仇人蔡京还可能 用新的借口对赵家进行暗算。所以此时对郭氏来说，完全应了那句“走为上计”的话，这样当年底，或翌年初即可回到青州。由此后推“十年”，赵明 诚屏居结束当是在重和元年（1118 年）或稍前，其守莱州则在宣和三年（1121年）。很显然从重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这期间如明诚仍未复出，就与“屏居 乡里十年”的说法相抵牾。上述关于“屏居”终结之年的推考无疑是合理的。
“屏居”既已终结，复官即指日可待，史实正是这样，经郭氏乞奏，早在政 和元年（1111 年）五月，赵挺之已追复其职②，明诚的二位兄长亦相继复出③。
原先在这期间唯独赵明诚的行迹一直是个谜，后来笔者写了一篇题为《对李 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的短文，通过对清照《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的解读，基本揭出了这一谜底。原来赵明诚在守莱之前， 即从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1118 年至 1120 年），曾离开过青州，出任一届知州之类的官职。这期间清照在青州独守“秦氏楼”，其《凤凰台上忆吹萧》、《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等词，所写的就是一种接近于弃妇的 思归心态。
（二）
莱州太守的“金石”业绩大约宣和三年至五年（1121—1123 年），赵明诚任莱州太守。在解读李 清照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不能不涉及到赵、李的一些情感隐秘，从而在《李清照评传》的有关章节，曾对其至少是精神上的“武陵”、“天台”之 行以及其对清照的不应有的慢待，曾有所非议，但是，赵明诚毕竟是一个专注于“金石”而与欧阳修并称“欧赵”的这两方面的大学者，“事业”对他 的吸引力远胜于“声色狗马”。在青州是这样，到了莱州仍然如此。据李清照回忆，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金石录》已初步装帧完成，里面夹有驱 除蠹虫的芸签，外面束着淡青色的丝带，每十卷为一帙（函）。公事之余，每晚校勘二卷，跋题一卷①。这期间的主要成就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宣和三年跋《唐富平尉颜乔卿碣》云：“有朝士刘绎如者，汉阳人， 家藏汉、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录阙此碣也，辄以见赠。宣和癸卯中秋在东① 一本阙“十年”二字，惟云“屏居乡里”，看来有“十年”二字者为胜，兹取之。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赵明诚之所以晚于其兄数年复出，当与其兴趣悉在《金石录》的撰著方面有关。
① 《后序》。
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
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三）
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
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
③ 《金石录》卷二一。
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② 《后序》。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
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
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
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
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
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 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
②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
③ 《金石录》卷一六。
①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七。
② 许景衡《横塘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的问号。当然，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此事，作为淄州太守的赵明诚却成了 朝廷的有功之臣，还曾为此“转”、“进”一官。转官和进官是同义同，在宋代都是升官的意思。
就在赵明诚官升一级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已对汴梁形成了合围之势。是 时，清照随明诚在淄州任：“至靖康丙午岁，候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③。此后不久，也 就是靖康元年的十二月，汴京失陷，明诚和清照所在的“东州”就更没有安 全可言了。
早在政和二年（1112 年），明诚的长兄存诚已以秘书少监的身分言事、 其次兄思诚则于是年被擢为中书舍人，在两个儿子重赴朝阙之时，郭氏就有随他们从青州重返汴京的可能。汴京吃紧，郭氏这位大约八九十岁的老人， 很可能率先迁往安全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所以靖康二年三月在她病卒后，赵明诚匆忙从淄州任上赶往金陵为其奔丧。四月，金人掳太上皇徽宗及其嗣 子钦宗并大臣、后妃等数千人北去。五月，宋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应天府，改元建炎，自此北宋亡。
③ 《后序》。
五、南渡的前前后后
（一）
蔡京的失势和“三诚”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