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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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档案-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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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有预谋的,他将她的小狗偷走,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最终选择时机下手。由此韩印分析,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
车行至半路,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查一下那个地址,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方程街凌水路279号,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但由于机械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所以具体的门牌号“105室”,便无从查证了。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白秀云的其他情况,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你了解吗?”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
“噢,我和她并不熟,刚刚那些我也是听梁艳提起的。要说白秀云的情况,可能我们主任陈辉了解一些,当年他们是一个科室的,都在宣传科做干事。”民政科长欠了欠身子,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说,“这会儿他应该在,要不我带你们去找他?”
“不用麻烦,我们自己过去就是了,感谢你提供情况。”顾菲菲微微点头示意,便带头走出民政科办公室。
“没事,没事,应该的。”民政科长送几个人出门,殷勤地说,“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
街道办主任陈辉,给韩印的感觉是身上既带着官气,又有一丝学者的风范。
他50岁出头,稍显稀疏的大背头油光发亮,一副精巧的金丝边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面庞干净,神采奕奕,显得意气风发。
经过与民政科长的谈话,基本可以判定凶手选择梁艳作为目标,是为了引出她的好同事兼好朋友白秀云,进而牵出“奸杀案”。可以说,到此梁艳的价值已经用尽了,无须在她身上再做文章,所以向陈辉自报家门之后,韩印直接将话题集中在奸杀案上。
一提起白秀云的名字,陈辉即现出一脸伤感,他微微怔了怔,摘下眼镜,揉揉眼睛,感慨道:“那一幕太令人震惊了,我想我一辈子都无法从脑海中删除那天早晨的画面。就像你们说的,那是1979年12月28号的早晨,天空中飘着雪花,秀云家的小院里白茫茫一片。秀云坐在拴在小院中那棵老枣树枝干上的秋千上,低垂着头,双手握着绳索,肤如凝脂的胴体被雪片覆盖着,融入四周无瑕的洁白中……她默默地坐着,让人觉得好安详、好宁静……”陈辉终于忍不住,眼角溢出泪水。他别过头望向窗外,喃喃地继续说,“她像是一个沉睡了的雪孩子,又好似童话中穿着白色礼服的公主,那就是前一天还与我对桌而坐的同事人生最后定格的画面,与我想象中的死亡截然不同,却又异常地撼人心魄。我想象不出要有多么凶残的心理,才会做出那样的杀人举动……”
不愧是宣传干事出身,文采相当不错,一个杀人现场竟让陈辉描述得如此凄美,而且画面感十足,众人都随着他不自觉地陷入淡淡的忧伤中。
“这么说,当时你在现场?”韩印打破忧伤的氛围问道。
“对,当年我住的地方离秀云家不远,那天早晨听到街上有人拼命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于是和周围的邻居们一起跑出来,就看到我刚刚说的那番情景……”陈辉从办公桌上的纸巾盒中抽出一张纸巾,擦干眼角的泪水,重新戴上眼镜,说,“后来警察来了,把现场封锁了,大家伙才散的。”
“关于后来抓到的凶手你了解多少?”顾菲菲接着韩印的话问。
“了解不多,当年警察消息封锁得很死,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不知真假。听说好像抓了一个在街道百货商店当售货员的男人,可能就是他吧。”陈辉抽了两下鼻子,说,“对了,秀云的案子,市公安局局长周海山当年也参与了,他还找过我们问话。怎么,你们之间没通气?”
“呃,我们是刚刚在调查梁艳的案子时,偶然得知关于白秀云的事,所以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这边的市局沟通。”顾菲菲沉着地应道。
“怎么,你们认为这两起案子有关?”陈辉也抛出与民政科长相同的疑问。
“关于凶手你再没有一点可补充的吗?”韩印反问道。
“真的没了。”陈辉摊摊手,一脸愤恨地说,“不图财、不图色,愣是把人杀了,还把人放到秋千上侮辱,要我说啊,那凶手肯定就是一心理变态。”
“好吧,暂时先这样,要是回忆起什么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顾菲菲站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辉。
“一定,一定。”陈辉接过名片,拉开办公桌抽屉,放到名片夹中。
顾菲菲转身欲走,韩印用眼神示意她稍等一下,然后冲陈辉说:“白秀云两口子都去世了,那孩子怎么办?”
“唉!当时秀云的孩子,好像还不到三岁,是个男孩,那么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实在太可怜了。”陈辉深深叹息道,“那时秀云的婆婆还未过世,不过靠她一个孤寡老人,身体又不是很好,根本没法照顾那么小的孩子。听说无奈之下,孩子被过继给一个外地的亲戚,祖孙俩也一同搬到外地了。”
“那孩子后来还有消息吗?街道有没有领养记录什么的?”韩印问。
“哪有什么领养记录!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户口啊、收养手续啊,根本不需要,孩子稀里糊涂地被领走,到人家那儿直接上个户口就成了。”陈辉挤出一丝苦笑,遗憾地说,“其实关于孩子的事,梁艳了解得比较多,可惜她不在了。”
“那行吧,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了。”韩印起身客套地说道。
“没什么可打扰的,都是我该做的,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们随时可以过来,街道办会全力配合这次办案的。”陈辉也起身伸出手,与韩印握了握,态度非常诚恳。
从街道办出来,众人坐上面包车,司机问接下来去哪儿,顾菲菲和韩印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领神会地说回刑警队吧。
车刚开出去,半天没机会吱声的艾小美便忍不住抢着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怎么觉得这街道主任有些怪怪的?”
“是啊,小美说得对……”杜英雄看来也憋不住了,立马接下艾小美的话说,“不知道这大叔是不是太有文化了,竟能声情并茂地把一个杀人现场说成那样。”
韩印笑笑:“你们俩的感觉都对,关于白秀云的话题,的确给了陈辉很大压力。”
“是不是又是微表情解读?快说说韩老师,也让我们长长见识。”艾小美拽着韩印的胳膊,撒娇地说。
顾菲菲瞪了艾小美一眼,冲韩印说:“是那个回答问题前‘揉眼睛’的动作吗?”
“对。”韩印点头道,“当人们突然面对一个有压力的话题时,往往会做出一个下意识‘阻断视觉’的动作,通过瞬间的回避,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韩印答道。
“韩老师你应该去参加电视台的《非常了得》节目啊,拿下大奖肯定没问题!”艾小美一脸俏皮的模样,“嘻嘻,到时候你一定带上小女子我啊!”
“对对对,也带上我,不是说可以带两个人吗?”杜英雄也跟着起哄。
“呵呵,瞅你俩说得这个热闹,好像咱去定了似的。哪有那么简单,国内最优秀的微表情专家‘姜老师’都有出错的时候,何况是我啊!”韩印见俩孩子说得欢乐,便也来了兴致,“有机会还是你们去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小窍门。其实解读一个人是否说谎,最具有判断意义的,往往是你第一次开口时他的反应。大多数说谎者初始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安慰动作,比如有人抿嘴唇,有人舔嘴唇……女生大多会有一个整理前额刘海的动作,或者稍微侧头避开视线,去整理耳边的发梢;男生如果是背着台词上来的,回答问题前往往会有一个轻微的垂头动作,用咱们常说的话叫‘低头略做沉吟’,其实是在大脑中复述记忆。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解读要看当时的情景,就如我刚刚提到的‘视觉阻断’,如果突然遇到悲伤的话题,也会出现相似的动作。但从陈辉描述案子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悲伤,反倒是蛮享受的。”
第九章 凶手凶手
玉山街道办一行,确认了奸杀案的存在,并且局长周海山系当年办案人之一,证实了这两点,韩印和顾菲菲觉得是时候探探吴斌的口风了。毕竟没有吴斌支持,奸杀案的真实案情很难完整地了解到。他们深信,如果能够彻底洞悉早年的案子,一定会给眼下的“4·7”案,带来关键性突破。
不过他们在刑警队并未找到吴斌,问专案组其他警员,都表示不知道他的去向,而打他手机竟然也提示关机了。这实在太反常了,这个下午在吴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刑警队等了好一阵子,一直未见到吴斌的身影,无奈之下,众人只得先回招待所再做打算。
次日一早,众人上车准备去刑警队,坐定之后才看清司机竟是挂着一脸倦容的吴斌。
吴斌并不急着发动汽车,他转过头视线逐一从众人脸上扫过,眼神中不知为何充满了审视的味道……
“吴队,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请你放心,我们绝对值得你信赖。”韩印感觉到吴斌此刻正陷入某种困扰当中,犹疑不定,便以诚恳的口吻试探道。
也许是被韩印打动,吴斌紧绷的神情慢慢放松下来,随后,娓娓道出他反复思量挣扎了一夜的决定。
原来,昨天下午,吴斌到市局附近的几个经营手机和手机卡的小店试着调查,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出售给纵火者手机卡的人,没想到竟很顺利。据一家小店的店员说,那个手机卡是他早晨开店做的第一笔生意,所以对购卡者有些印象。但让吴斌大感意外的是,店员对购卡者外貌的描述,竟然与局长周海山非常相像,联想到局长在勘查现场中途匆匆离去,吴斌不得不将档案室纵火者与局长联系起来。可是局长为什么要烧毁档案呢?他又和凶手所做的第三起案子有何关系?吴斌费力想了半天,也不得其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件。
局长周海山不仅在市局根基深厚,而且还兼任副市长,与市里领导关系甚密,甚至省里都有他的关系网。这样的人物即使吴斌手里掌握有对其不利的证据,短时间内恐怕也很难撼动他的权势。这就让吴斌必须做出决断,是顺着这条线继续调查局长,还是如局长所想稀里糊涂了结失火事件。前者可能令他丧失多年来奋斗所得的一切,而后者严重触及他作为一名警察的道德底线。就这样,大半个下午,以及随之而来的漫漫长夜,吴斌一直在前途与道德之间徘徊、挣扎,是选择对犯罪置若罔闻,以前途为重,还是选择做一名问心无愧的好警察呢?
令人欣慰的是,吴斌最终选择了后者。这就要讲究方式方法了,他深知以他一己之力很难深入触及局长的犯罪本质,只有依靠支援小组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身,从而保证使命最终完成。
吴斌的态度,正是韩印和顾菲菲想要的,随即两人向吴斌通报了最近掌握的奸杀案的相关调查信息……
老档案室被烧,使得有关奸杀案的所有资料记载全部被“销毁”,想要了解具体案情,恐怕只能靠当年参与办案人员的口述了。问题是局长周海山纵火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专案组方面对案情做过多了解,所以眼下只能暗度陈仓,低调行事,不能让周海山感觉到压力,以防其生出更多事端,使得调查的切入点难以把握。
能对案情有全面了解的,一定得是核心办案人员,如果当年的凶手是被冤枉的,那么这是周海山的个体行为,还是整个核心调查层的集体行为还不好说。如果是后者,那事情就难办了,如今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没人会愿意为当年的冤案负责。而这还是后话,只是难点之一,首先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要搞清楚当年核心办案人员的名单。
由于不能大张旗鼓,经过吴斌和韩印以及顾菲菲讨论之后,决定先由周海山的背景资料入手。他们调阅了周海山的工作履历,发现1979年时,他正服务于市局的“大要案队第一小组”,由此推断白秀云被杀一案,很可能就是由这个要案一组主办的。随后,韩印他们又调阅了长田市公安局的“史志年鉴”,从中找到了当年要案一组的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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