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是有预谋的，他将她的小狗偷走，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最终选择时机下手。由此韩印分析，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
车行至半路，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查一下那个地址，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方程街凌水路279号，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但由于机械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所以具体的门牌号“105室”，便无从查证了。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白秀云的其他情况，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你了解吗？”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
“噢，我和她并不熟，刚刚那些我也是听梁艳提起的。要说白秀云的情况，可能我们主任陈辉了解一些，当年他们是一个科室的，都在宣传科做干事。”民政科长欠了欠身子，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说，“这会儿他应该在，要不我带你们去找他？”
“不用麻烦，我们自己过去就是了，感谢你提供情况。”顾菲菲微微点头示意，便带头走出民政科办公室。
“没事，没事，应该的。”民政科长送几个人出门，殷勤地说，“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
街道办主任陈辉，给韩印的感觉是身上既带着官气，又有一丝学者的风范。
他50岁出头，稍显稀疏的大背头油光发亮，一副精巧的金丝边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面庞干净，神采奕奕，显得意气风发。
经过与民政科长的谈话，基本可以判定凶手选择梁艳作为目标，是为了引出她的好同事兼好朋友白秀云，进而牵出“奸杀案”。可以说，到此梁艳的价值已经用尽了，无须在她身上再做文章，所以向陈辉自报家门之后，韩印直接将话题集中在奸杀案上。
一提起白秀云的名字，陈辉即现出一脸伤感，他微微怔了怔，摘下眼镜，揉揉眼睛，感慨道：“那一幕太令人震惊了，我想我一辈子都无法从脑海中删除那天早晨的画面。就像你们说的，那是1979年12月28号的早晨，天空中飘着雪花，秀云家的小院里白茫茫一片。秀云坐在拴在小院中那棵老枣树枝干上的秋千上，低垂着头，双手握着绳索，肤如凝脂的胴体被雪片覆盖着，融入四周无瑕的洁白中……她默默地坐着，让人觉得好安详、好宁静……”陈辉终于忍不住，眼角溢出泪水。他别过头望向窗外，喃喃地继续说，“她像是一个沉睡了的雪孩子，又好似童话中穿着白色礼服的公主，那就是前一天还与我对桌而坐的同事人生最后定格的画面，与我想象中的死亡截然不同，却又异常地撼人心魄。我想象不出要有多么凶残的心理，才会做出那样的杀人举动……”
不愧是宣传干事出身，文采相当不错，一个杀人现场竟让陈辉描述得如此凄美，而且画面感十足，众人都随着他不自觉地陷入淡淡的忧伤中。
“这么说，当时你在现场？”韩印打破忧伤的氛围问道。
“对，当年我住的地方离秀云家不远，那天早晨听到街上有人拼命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于是和周围的邻居们一起跑出来，就看到我刚刚说的那番情景……”陈辉从办公桌上的纸巾盒中抽出一张纸巾，擦干眼角的泪水，重新戴上眼镜，说，“后来警察来了，把现场封锁了，大家伙才散的。”
“关于后来抓到的凶手你了解多少？”顾菲菲接着韩印的话问。
“了解不多，当年警察消息封锁得很死，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不知真假。听说好像抓了一个在街道百货商店当售货员的男人，可能就是他吧。”陈辉抽了两下鼻子，说，“对了，秀云的案子，市公安局局长周海山当年也参与了，他还找过我们问话。怎么，你们之间没通气？”
“呃，我们是刚刚在调查梁艳的案子时，偶然得知关于白秀云的事，所以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这边的市局沟通。”顾菲菲沉着地应道。
“怎么，你们认为这两起案子有关？”陈辉也抛出与民政科长相同的疑问。
“关于凶手你再没有一点可补充的吗？”韩印反问道。
“真的没了。”陈辉摊摊手，一脸愤恨地说，“不图财、不图色，愣是把人杀了，还把人放到秋千上侮辱，要我说啊，那凶手肯定就是一心理变态。”
“好吧，暂时先这样，要是回忆起什么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顾菲菲站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辉。
“一定，一定。”陈辉接过名片，拉开办公桌抽屉，放到名片夹中。
顾菲菲转身欲走，韩印用眼神示意她稍等一下，然后冲陈辉说：“白秀云两口子都去世了，那孩子怎么办？”
“唉！当时秀云的孩子，好像还不到三岁，是个男孩，那么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实在太可怜了。”陈辉深深叹息道，“那时秀云的婆婆还未过世，不过靠她一个孤寡老人，身体又不是很好，根本没法照顾那么小的孩子。听说无奈之下，孩子被过继给一个外地的亲戚，祖孙俩也一同搬到外地了。”
“那孩子后来还有消息吗？街道有没有领养记录什么的？”韩印问。
“哪有什么领养记录！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户口啊、收养手续啊，根本不需要，孩子稀里糊涂地被领走，到人家那儿直接上个户口就成了。”陈辉挤出一丝苦笑，遗憾地说，“其实关于孩子的事，梁艳了解得比较多，可惜她不在了。”
“那行吧，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了。”韩印起身客套地说道。
“没什么可打扰的，都是我该做的，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们随时可以过来，街道办会全力配合这次办案的。”陈辉也起身伸出手，与韩印握了握，态度非常诚恳。
从街道办出来，众人坐上面包车，司机问接下来去哪儿，顾菲菲和韩印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领神会地说回刑警队吧。
车刚开出去，半天没机会吱声的艾小美便忍不住抢着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怎么觉得这街道主任有些怪怪的？”
“是啊，小美说得对……”杜英雄看来也憋不住了，立马接下艾小美的话说，“不知道这大叔是不是太有文化了，竟能声情并茂地把一个杀人现场说成那样。”
韩印笑笑：“你们俩的感觉都对，关于白秀云的话题，的确给了陈辉很大压力。”
“是不是又是微表情解读？快说说韩老师，也让我们长长见识。”艾小美拽着韩印的胳膊，撒娇地说。
顾菲菲瞪了艾小美一眼，冲韩印说：“是那个回答问题前‘揉眼睛’的动作吗？”
“对。”韩印点头道，“当人们突然面对一个有压力的话题时，往往会做出一个下意识‘阻断视觉’的动作，通过瞬间的回避，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韩印答道。
“韩老师你应该去参加电视台的《非常了得》节目啊，拿下大奖肯定没问题！”艾小美一脸俏皮的模样，“嘻嘻，到时候你一定带上小女子我啊！”
“对对对，也带上我，不是说可以带两个人吗？”杜英雄也跟着起哄。
“呵呵，瞅你俩说得这个热闹，好像咱去定了似的。哪有那么简单，国内最优秀的微表情专家‘姜老师’都有出错的时候，何况是我啊！”韩印见俩孩子说得欢乐，便也来了兴致，“有机会还是你们去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小窍门。其实解读一个人是否说谎，最具有判断意义的，往往是你第一次开口时他的反应。大多数说谎者初始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安慰动作，比如有人抿嘴唇，有人舔嘴唇……女生大多会有一个整理前额刘海的动作，或者稍微侧头避开视线，去整理耳边的发梢；男生如果是背着台词上来的，回答问题前往往会有一个轻微的垂头动作，用咱们常说的话叫‘低头略做沉吟’，其实是在大脑中复述记忆。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解读要看当时的情景，就如我刚刚提到的‘视觉阻断’，如果突然遇到悲伤的话题，也会出现相似的动作。但从陈辉描述案子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悲伤，反倒是蛮享受的。”
第九章 凶手凶手
玉山街道办一行，确认了奸杀案的存在，并且局长周海山系当年办案人之一，证实了这两点，韩印和顾菲菲觉得是时候探探吴斌的口风了。毕竟没有吴斌支持，奸杀案的真实案情很难完整地了解到。他们深信，如果能够彻底洞悉早年的案子，一定会给眼下的“4·7”案，带来关键性突破。
不过他们在刑警队并未找到吴斌，问专案组其他警员，都表示不知道他的去向，而打他手机竟然也提示关机了。这实在太反常了，这个下午在吴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刑警队等了好一阵子，一直未见到吴斌的身影，无奈之下，众人只得先回招待所再做打算。
次日一早，众人上车准备去刑警队，坐定之后才看清司机竟是挂着一脸倦容的吴斌。
吴斌并不急着发动汽车，他转过头视线逐一从众人脸上扫过，眼神中不知为何充满了审视的味道……
“吴队，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请你放心，我们绝对值得你信赖。”韩印感觉到吴斌此刻正陷入某种困扰当中，犹疑不定，便以诚恳的口吻试探道。
也许是被韩印打动，吴斌紧绷的神情慢慢放松下来，随后，娓娓道出他反复思量挣扎了一夜的决定。
原来，昨天下午，吴斌到市局附近的几个经营手机和手机卡的小店试着调查，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出售给纵火者手机卡的人，没想到竟很顺利。据一家小店的店员说，那个手机卡是他早晨开店做的第一笔生意，所以对购卡者有些印象。但让吴斌大感意外的是，店员对购卡者外貌的描述，竟然与局长周海山非常相像，联想到局长在勘查现场中途匆匆离去，吴斌不得不将档案室纵火者与局长联系起来。可是局长为什么要烧毁档案呢？他又和凶手所做的第三起案子有何关系？吴斌费力想了半天，也不得其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件。
局长周海山不仅在市局根基深厚，而且还兼任副市长，与市里领导关系甚密，甚至省里都有他的关系网。这样的人物即使吴斌手里掌握有对其不利的证据，短时间内恐怕也很难撼动他的权势。这就让吴斌必须做出决断，是顺着这条线继续调查局长，还是如局长所想稀里糊涂了结失火事件。前者可能令他丧失多年来奋斗所得的一切，而后者严重触及他作为一名警察的道德底线。就这样，大半个下午，以及随之而来的漫漫长夜，吴斌一直在前途与道德之间徘徊、挣扎，是选择对犯罪置若罔闻，以前途为重，还是选择做一名问心无愧的好警察呢？
令人欣慰的是，吴斌最终选择了后者。这就要讲究方式方法了，他深知以他一己之力很难深入触及局长的犯罪本质，只有依靠支援小组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身，从而保证使命最终完成。
吴斌的态度，正是韩印和顾菲菲想要的，随即两人向吴斌通报了最近掌握的奸杀案的相关调查信息……
老档案室被烧，使得有关奸杀案的所有资料记载全部被“销毁”，想要了解具体案情，恐怕只能靠当年参与办案人员的口述了。问题是局长周海山纵火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专案组方面对案情做过多了解，所以眼下只能暗度陈仓，低调行事，不能让周海山感觉到压力，以防其生出更多事端，使得调查的切入点难以把握。
能对案情有全面了解的，一定得是核心办案人员，如果当年的凶手是被冤枉的，那么这是周海山的个体行为，还是整个核心调查层的集体行为还不好说。如果是后者，那事情就难办了，如今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没人会愿意为当年的冤案负责。而这还是后话，只是难点之一，首先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要搞清楚当年核心办案人员的名单。
由于不能大张旗鼓，经过吴斌和韩印以及顾菲菲讨论之后，决定先由周海山的背景资料入手。他们调阅了周海山的工作履历，发现1979年时，他正服务于市局的“大要案队第一小组”，由此推断白秀云被杀一案，很可能就是由这个要案一组主办的。随后，韩印他们又调阅了长田市公安局的“史志年鉴”，从中找到了当年要案一组的人员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