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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看床边的闹钟，所以我知道当时的精确时间是晚上10点18分。我瞅了一眼窗户，只不过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黑暗中，我差点没有看到——不过没有什么显眼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闯进了我的视线。我停下来，又看了一眼。
那里，如一尊石像站在我外面的人行路上、凝视着我家的是个女人。我断定她正在凝视着，但我不敢肯定，因为她的脸被阴影罩住了。她一头长发——我从身体轮廓就能清楚地看出来——穿着一件长外套。双手插在衣兜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
我对此不敢妄加推断。当然，我们是新闻人物。记者们一天24小时光顾这里。我把街道的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没有汽车，也没有新闻采访车，什么也没有。她是走过来的，不过这也很反常。我住在一个郊区住宅区。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出来散步，通常是牵着一只狗或夫妻两人，或者夫妻一起牵着一只狗。但是一个女人单独在外散步就近乎匪夷所思了。
那她为什么停在那里？
我估计是出于病态的好奇。
从这个角度看，她是个高个子，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猜测而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不安的感觉沿着我的脊梁骨上升。我抓起一件汗衫，飞快地套到睡衣外面（刚套到脖颈），又如法炮制套上一套宽松运动服和睡裤。我又向窗外看去，那个女人僵立着。
她看到我了。
那个女人转身匆匆离去。我感到胸膛绷得紧紧的，我使劲想打开窗。窗被钉住了。我撞了撞窗的四周，想使它松动，又试了一下。它很不情愿地给我让开了一英寸。我放低嘴巴，凑到开口处。
“等一下！”
她加快了步伐。
“请稍等。”
她撒腿跑了起来。该死的，我转身就追。我不知道拖鞋哪去了，也没工夫穿鞋了。我跑到屋外，小草搔着脚底。我朝她离去的方向狂奔过去。我努力想追上她，但她不见踪影了。
我回到屋里，给里甘打了个电话，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甚至在说这事时，我的话听起来蠢得很。一个女人一直站在我的房前。了不得的大事。里甘呢，听起来也是毫不在意。我说服自己这不算什么，不过是个爱管闲事的邻居而已。我爬回床上，浏览着电视节目，最后合上了眼睛。
然而，这一夜还没有结束。
凌晨4点钟，我的电话响了。我现在只是自称睡觉，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我眼睛闭着，话筒悬在眼睛上方。夜晚跟白天一样难熬。二者之间只隔着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窗帘。夜里，我的身体总算是休息了，但思维却拒绝停止。
我闭着眼睛，无数次重温着遭到袭击那天早晨的情形，希望能激活一点新的回忆就是从我现在的地方开始的：在卧室里。我记得闹钟响起来了。伦尼和我那天上午准备去打短网拍墙球。大概从一年前开始，我们每个星期三都要打球，而且一年来，我们的球技也从“差劲”提高到“尚可救药”的水平。莫妮卡已经醒了，正在淋浴。上午11点我还要去做手术。我起床后，看了看塔拉，转身回到卧室。莫妮卡淋浴完了，正在穿牛仔裤。我下楼来到厨房，身上还穿着睡衣，打开西屋冰箱右面的贮藏橱，挑了些紫莓格兰诺拉麦片棒和黑莓（其实我最近已经把这个细节告诉里甘了，好像与案情有关），一边吃着，一边在冼涤槽前弯下腰……
嘭，就这样。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之后便是医院。
电话又响了一遍，我的眼睛睁开了。
我的手找到电话，拿起来说了声，“喂？”
“我是里甘侦探。现在和蒂克纳特丁在一起。两分钟之内我们赶过去。”
我倒抽一口冷气。“多少？”
“两分钟。”他挂断电话。
我下了床，向窗外望去，有点盼着能再次看到那个女人。那地方一个人也没有。我的牛仔裤从昨天起就一直堆在地板上。我匆匆穿上。拉过一件衬衣套到头上就下了楼梯。我打开前门，仔细打量着外面。一辆警车出现在街角处，里甘开车，蒂克纳坐在客座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同坐一辆车。
我知道，这次不会是好消息。
两个人钻出汽车。一股憎恶感顿时传遍我全身。因为赎金这件事办砸了，我自己对他们这次来访也作了准备。我甚至对将要发生的事在脑子里彩排了一遍——他们会怎样向我发难，我会怎样点着头，谢谢他们，检讨自己。我练了练反应。我清楚地知道下面的一切都会如法炮制。
但是现在，当我看着里甘和蒂克纳向我走来时，那些辩护词荡然无存。恐惧感向我袭来。我的身体发抖起来，几乎要站不住了。膝盖颤栗着，我只好倚靠在门框上。这两人步调一致，这使我想起了以前的一部战争影片里的情景：军官们表情严肃地来到母亲的房前。我摇着头，驱走这些镜头。
他们来到门口，长驱直人。
“我们有件东西给你看看，”里甘说。
我转身尾随着。里甘啪的一声打开一盏灯，但是灯光并不明亮。蒂克纳走到长沙发边，坐下来，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器一下子亮了，他浸浴在液晶显示器蓝色的光芒中。
“我们有了一点突破，”里甘解释说。我靠近了些。
“你岳父给了我们赎金钞票系列编号的单子，记得吗？”
“记得。”
“昨天下午有人在一家银行使用其中的一张。蒂克纳特工现在带来了一部录像资料。”
“从银行吗？”我问。
“是的。我们把录像下载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了。12小时前，有人拿着一张百元钞票到这家银行兑换零钞。我想让你看看这部录像。”
我坐到蒂克纳身边。他按下一个键。录像马上就播放了。我原以为是黑白的，或者是些粗糙模糊的画面，这部录像却不是这样。拍摄角度在正上方，色彩非常明亮。一个秃头男人正在跟一名出纳员说话。没有声音。
“我不认识他，”我说。
“等等。”
那个秃头男人跟出纳员说了些什么。他们似乎都在和善地暗笑着。他拿起一张纸条，挥着说了声再见。出纳员轻轻挥着表示回敬。队伍中的下一个人靠近柜台。我听见了自己的呻吟。
是我妹妹斯泰西。
我一直渴望的麻木感霎时间汹涌而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两种极端的情感同时攫住了我。一是恐惧，是我自己的妹妹干的。我挚爱的妹妹背叛了我。不过，二是希望一我们现在有希望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如果是斯泰西的话，我不相信她会伤害塔拉。
“是你妹妹吗？”里甘指着她的照片问。
“是的。”我看着他。“这是在哪儿拍的？”
“卡特斯基斯，”他说，“一个小镇，名叫——”
“蒙塔格，”我接过他的话。
蒂克纳和里甘互相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
但是我已经朝门口走去。“我知道她在哪里。”
七
我的祖父以前酷爱狩猎。我对这一点总是感到奇怪，因为他是那样一个温文尔雅、声音柔和的人。他从来不谈自己的感情。他不会把鹿头吊在壁炉架的上方。其他猎人喜欢把猎物制成战利品图片或者把鹿角留做纪念品，或者做些诸如此类的事，而他却从来不这样。他不会与朋友或家人一起打猎。对我祖父而言，狩猎是一项孤独的活动；他并不解释、辩护或与他人分享。
1956年，爷爷在纽约州蒙塔格狩猎的树林中买下了一座小木屋。我听说花了不到3000美元。我怀疑要是现在出手的话，价钱会高得多。木屋里只有一间卧室，乡村风格的结构，没有那个时代的迷人特征。一条几乎认不出来的泥土路只延伸到离木屋200码远的地方，剩下的就是一条满地树根的小径，只能徒步行进。
四年前他去世时，我祖母继承了它。至少我是这么臆断的。对此没有人真正在意。大概10年前，我的祖父母退休后去佛罗里达了。现在祖母正饱受病因不明的老年痴呆症的痛苦。那座古老的小木屋据我估计是她的一部分财产。就税收和其他任何花费而论，恐怕已经欠了不少账。
小时候，每年夏天妹妹和我都要与祖父母在那座小木屋里度过一个周末。我不喜欢它。除了偶尔有蚊子叮我几口，我感到非常无聊。没有电视，我们很早就得上床睡觉，四周漆黑一片。白天的幽寂经常会被猎枪那迷人的回响打碎。多数时间我们花在了散步上，那时候我觉得这种活动真没劲。有一年，母亲只给我带了土黄色的卡叽布衣服，那两天我一直提心吊胆，因为担心猎人会把我误认为是一只鹿。
另一方面，斯泰西却在那里找到了慰藉。即使作为一个小孩子，她似乎陶醉于逃避，远离迷宫一样的郊区学校，远离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运动队，远离社交。她会东游西荡几个小时，她会从树上摘下树叶，捕捉尺蠖并集中在一个罐子里。她会拖着脚在铺满松针的地上走来走去。
我们奔驰在87号公路上时，我向蒂克纳和里甘解释了小木屋的情况。蒂克纳用无线电与蒙塔格的警署联系。虽然我还记得怎样找到小木屋，但是描述起来可就难了。里甘的脚一直不离汽车油门。现在是凌晨4点30分，路上没什么车，也就没必要鸣警笛。我们到了纽约斯鲁威的第16出口，驶过伍德伯利立交桥。
丛林隐隐，现在已经离得不远了。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转弯，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这条公路30多年过来还是老样子。
15分钟后，我们到了。
斯泰西。
我妹妹天生就没多大魅力，这也许是她的问题之一。没错，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废话。虽然是地道的蠢话，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出来。没有人邀请斯泰西参加任何班级舞会，男孩子从来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她几乎没有朋友。当然，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经历过这种困难。青春期总是一场战争，没有人能经历过而没有受到伤害。另外，我父亲的病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理由。
最后，在讲了这么多理由和精神分析之后，在梳理了她孩童时期遭受的种种创伤后，我认为是更基本的原因导致了妹妹的问题。她脑子里的某种化学成分失调，某种成分在这个地方流动太多，而另一种成分在另一个地方流动太少。我们没有及时地识别出预警信号。有一段时间斯泰西郁郁寡欢，我们误以为她在赌气。或者也许直到现在，我还在用这种晦涩难懂的逻辑为我的冷漠找借口。斯泰西确实是我的不可思议的妹妹。我自己有问题，非常感谢。我有着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自私，这话就算我听说过，也认为是一句废话。
我妹妹的忧郁不论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心理原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斯泰西消极的人生旅程结束了。
我的小妹妹死了。
我在地板上发现了她。她全身蜷曲，呈现出胎儿抱体的姿态。她小时候一直就是这样的睡姿，双膝上抬顶在胸前，下巴蜷缩着。但是即使她身上没有发现一丝伤痕，我看得出来她不是在睡觉。我弯下腰，斯泰西的眼睛睁着，直直地盯着我，眨都不眨，一副疑惑的神态。她看上去还是那么迷茫。不应该是这样的，死亡带来的应是孤独，死亡带来的应是她生命中一直向往的和平。我不知道为什么斯泰西看上去那样地茫然若失？
她身旁的地板上有一个皮下注射针头，她活着的时候与它为伴，死时也与它为伍。当然还有毒品，我不知道是有人故意摆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没有时间多看。警察们成扇形散开，我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塔拉。
这里一片狼藉。浣熊们曾经光临过，并把这里当成了它们的老巢。我祖父以前经常拳着双手、坐在上面打吨的那个长沙发被撕得稀烂。里面的填充物露出来，散落到地板上。弹簧翘了起来，好像要找个人戳刺一番似的。整个地方弥漫着像尿臊和动物尸体一样的气息。
我停下来，竖起耳朵听着婴儿啼哭的声音。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另外只有一个房间。我跟着一个警察冲进卧室，房间里黑漆漆的。我碰了下电灯开关，没有一点反应。手电筒的光芒像军刀一样划破黑暗。我的眼睛巡视着房间，看到那个东西时，我差点喊了出来。
有一个供婴儿在内爬着玩的携带式游戏围栏。
这是一种时髦的帕克玩具，啮合的四周可以折叠起来，便于携带。莫妮卡和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哪个有小孩的人会没有这个东西。产品标签在一边耷拉着。肯定是个新买的。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手电筒的光芒划过这个帕克玩具，使它产生一种闪光灯的效果。里面似乎空荡荡的。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跑了过去，担心是光芒引起的视觉幻想，担心塔拉甜甜地偎依在里面，以至于她——我不知道——连蹬都不会蹬一下。但是里面只有一条毯子。
―个轻柔的声音——一个来自低声细语的、无法逃避的噩梦的声音——飘进这个房间：“噢上帝。”
我的头猛地转向声音的方向。声音又飘过来了，这次微弱了些。“在这儿，”一个警察说。“在卫生间里。”
蒂克纳和里甘已经在那里了。他们都在向里面看着。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得出来他们变得面无血色。
我蹒跚着向前。我穿过房间，差点倒下去，只是在最后一刻抓住卫生间的门把手，才使身体恢复平衡。我扫视着门口看到了它。接着，当我低头看到那件破损的织物时，我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爆炸了，化为灰烬。
那儿，破破烂烂地丟在地板上的，是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
十八个月后
莉迪亚看到那个寡妇一个人坐在星巴克咖啡屋里。
那个寡妇坐在一个凳子上，心不在焉地看着人行道上缓缓移动的人流。咖啡靠窗放着，蒸汽在杯子上形成了一个圈。莉迪亚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还是那样身心交瘁一饱受创伤、悠远而呆滞的目光，失败者的姿态，失去光泽的头发，颤抖的双手。
莉迪亚要了一大杯脱脂拉特饮料，外带一小杯浓咖啡。那位侍者，一个留着山羊胡、瘦得皮包骨头的黑衣年轻人，把“免费”浓咖啡给了她。男人，即使这种年轻男人对莉迪亚都是这样。她压低太阳镜，谢了他。他差点洒在自己身上了。男人哪！
莉迪亚朝盛放辛辣调味品的桌子挪过去，知道他正在盯着她的屁股。她对此已习以为常。星巴克里空荡荡的一空座很多，但莉迪亚一屁股坐在那个寡妇旁边的凳子上。寡妇感觉到她过来了，从遐思中惊醒过来。
“温迪？”莉迪亚说。
寡妇温迪，伯内特循着这个温柔的声音转过身。
“真为你的不幸感到难过，”莉迪亚说。
莉迪亚朝她微笑着。她知道自己的微笑温情脉脉。一件板板正正的灰色外套穿在她娇小精干的身体上。裙摆开得相当高，性感的职业女性。眼睛波光闪闪，眉目传情。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一头鬈发呈赤褐色，但是她能、也经常改变颜色。
温迪·伯内特盯着莉迪亚好久，使莉迪亚怀疑对方是否认出了自己。对这种“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的狐疑表情，莉迪亚见得多了，尽管从13岁起就不再上电视。有些人甚至会评头论足地说：“嘿，你知道自己长得像谁吗？”但是莉迪亚——那时她被称做拉里萨·戴恩一一只是耸肩罢了。
不过，这种犹豫区别于以往。温迪·伯内特还没有从她爱人暴亡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她只是要花点时间对这些陌生资料对号入座。也许她是在寻思该如何回应对方，是应假装认识莉迪亚呢，还是假装不认识。
又过了几秒种，温迪·伯内特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