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黄线，撞进了一栋半独立式房子。不知为什么，她认为父亲是罪魁祸首。另外还有很多事她都归罪于他。
还有莫妮卡的母亲。我只见过貤两次。她总是在“休息”，“长期度假”。一句话，她总是出人于各种社会公共机构。我们见面的那两次，我的岳母都是整装待发，准备去从事某些社会事务，衣着华丽，脸上涂脂搽粉的，有几分可爱，但脸色太苍白了，眼睛中透着一种空洞，说话时含糊不清，性格优柔寡断。
不难想像，除了卡森叔叔，莫妮卡与她的家人关系冷淡。不难想像，我没把它当回事。
“你想见我？”我说。
“是的，马克。是的，我是想见你。”我等着下文。
埃德加把手放在桌上，“你爱我女儿吗？”我被问了个措手不及。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非常爱。”
他似乎看穿了这是谎言。我努力保持目光镇定。“她一直不开心，你是知道的。”
“我想你不会为这事而责怪我，”我说。他慢慢地点点头，“花言巧语。”
但是矢口否认确实对我不起作用。埃德加的话对我无异是新的一击，一种负罪感开始在心里升腾。
“你知道她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吗？”埃德加问。，我先是看着卡森，之后目光又落回埃德加身上。“不知道。”
“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怎么知道？”
埃德加没有回答。他眼睛向下盯着双手，然后说：“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埃德加打开桌子抽屉，把手伸进去，拖出一个塑料袋。他用食指和拇指抓住塑料袋的一角，举起来让我看：他举了一会儿，但是当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时，我的眼睛瞪大了。
埃德加看到了我的反应。“看来你认出来了。”广刚开始我说不出话来，我扫了一眼卡森。他的眼睛红红的。我又看着埃德加，他木然地点着头。塑料袋里是一件衣服样品，大概有三英寸见方。这个式样我两周前曾见过，就在遭到枪击的那个时候。
一件黑企鵝图案的粉色连体衣。
我嘘了一声，“你在哪里弄到这个东西的？”埃德加递给我一个棕色的大信封，就是里面有泡沫包装的那种。这个信封外面也包着塑料保护膜。我拿出信封，埃德加的名字和地址打印在一个白色的标签上。上面没有写回信地址，邮戳上标的是纽约市。
“今天的邮差送来的，”埃德加说。他指了指那件样品。“是塔拉的吗？”
我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还有，”埃德加说。他的手又伸进抽屉。“我未经同意就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了塑料袋，以防当局查验。”
他又递给我一个外表像密封塑料袋的东西，不过这次小了点。里面是头发，一小把头发。我意识到看到的是什么，心里恐惧至极，我的呼吸停止了。
婴儿头发。
我听到埃德加的询问隐隐传人耳鼓：“是她的吗？”
我闭上眼，试图想像出塔拉在婴儿床上的情景。我恐惧地意识到，女儿的形象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淡化。怎么会这样？我说不出还能回忆起什么东西，以代替我已经遗忘的东西。真见鬼。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试图重温女儿柔软头皮的感觉，重温我的手指抚摸她头顶的方式。
“马克？”
“有可能是，”我说着，睁开了眼睛。“我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还有点东西，”埃德加说。他递给我另一个塑料袋。我小心翼翼地把装着她头发的那个袋子放在桌上，拿过这个新袋子。里面有一张白纸，一张用某种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便条。
如果你们与当局联系，我们就会消失。你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出了什么亊。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们有个内线。你们的电话正在被监听。不要通过电话讨论此亊。我们知道你，外祖父，很有钱，我们想要200万美元。我们想让你，爸爸，去交赎金。你，外祖父，把钱准备好。我们现在用的是手机，是无法追查的。但是如果你们拨打电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消失，你们将再也看不到这孩子了。把钱准备好，交给爸爸。爸爸，拿好钱，随身带着手机，回家等着。我们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做什么。与我们的要求稍有偏差，你将再也见不到你女儿。只给一次机会。
语法有些古怪。我把这张便条读了三遍，然后抬头看着埃德加和卡森。一种奇怪的平静传遍全身。是的，非常可怕，但是收到这张便条……也是一种解脱。终于出事了，我们现在可以行动了。我们能把塔拉弄回来。希望还是有的。
埃德加站起来，朝墙角走去。他打开一扇壁橱门，拖出一个有耐克标志的运动包。他开门见山地说，“全在这里。”
他把包放到我的膝盖上，我低头盯着它。“200万美元？”
“这些钞票编号不是连续的，但是我们记下了所有的编号，以防万一。”
我看了看卡森，又回头看着埃德加。“你们不认为我们应该与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千万不要，不要。”埃德加高高地坐在桌面上，两臂弯屈抱在胸前。他身上散发着理发店里的郎姆酒的味道，但是我却能感觉到下面的更原始、更腐臭的东西。从近处看，他由于筋疲力尽，双眼都已带上了黑眼圏。“决心由你来下，马克。你是父亲。你不论怎么做，我们都会尊重你。但是你知道，我与联邦当局打过几次交道。也许是由于我自己感觉他们无能而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也许是我对他们持有偏见，因为我耳闻目睹过他们总是干私事。如果她是我女儿，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信他们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埃德加已经料理好了。他又轻轻地击了击掌，然后朝房门指了指。
“便条上说你应该回家等着。我想遵从是上上之策。”
三
那个司机还在那里。我悄悄地钻进车，坐到后座上。耐克包顶在我的胸前。一种绝望无助的恐惧感和怪异无比的兴奋感在心中交织。我可能把女儿弄回来，也可能把事情搞砸。
但当务之急是：我应该报警吗？
我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置之度外地冷静看待此事，权衡一下利弊得失。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个医生，以前我就作过生死抉择。我知道最佳选择就是去掉包袱，去掉多余的激情。但是我女儿正处于性命攸关之际，这可是我自己的女儿。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女儿就是我的全部。
莫妮卡和我买的房子确实离我父母现在住的那栋房子不远，我就在那栋房子里长大成人。我心里对这件事很矛盾。虽然我打心眼里不愿住得离父母那么近，但更不愿承受抛弃他们的负罪感。我的折中方案：住在他们附近，经常走动走动。
伦尼和谢里尔住在四个街区之外，离卡塞尔顿购物中心不远，谢里尔的父母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把她养育成人的。她父母六年前搬到佛罗里达去了，但是他们在邻近的罗斯兰德保留了一套公寓，这样他们就可以回来探望外孙，并免受“阳光之州”夏季烈日的灼晒之苦。
我不太喜欢住在卡塞尔顿，这座小城在过去的30年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小时候，我们嘲笑父母，嘲笑他们的实利主义和似乎漫无目标的价值观。现在我们跟父母一样，不过是他们的翻版而已。
我们把爸爸妈妈推到某个地方去养老，而我们的孩子又成了我们的翻版。但是莫里小吃店依然伫立在卡塞尔顿大街上，多数消防队员还是一些志愿者，高压线照旧紧挨着我那所古老的小学，罗克蒙特街布莱纳公司后面的那片树林还是孩子们厮混和抽烟的地方，那所高中在每年的全国性比赛中依然能获得5到8枚奖章，不过我那时候的获奖者往往是犹太人，而现在以亚裔居多。
我们在门罗大街向右拐，驶过我小时候住过的那栋错层式房子。它的外表是白色的，百叶窗是黑色的，里面有一个厨房，一个起居室，左面向上走三个台阶就是餐厅，右面向下迈两个台阶就是杂物间和车库人口。我家的房子虽然比大多数房子都要破旧些，但与街区里那些千篇一律的房子也没多大区别。惟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有一个供轮椅上下的斜坡。这是我父亲第三次中风后我们修的，那年我12岁。我的朋友们和我喜欢像踩滑板一样滑下斜坡。我们用胶合板和空心煤渣砖造了个障碍，嵌在斜坡的底端。
护士的汽车停在车道上。她只在白天过来，我们没有雇专职护士。二十多年来，父亲一直被囿于一辆轮椅上。他不能说话，嘴巴就像一个丑陋的倒钩一样斜吊在左脸上，半截身子已完全瘫痪，另一半也好不到哪儿去。
司机在达比小吃店转了个弯，我看到了我的房子——我们的房子，看起来跟几周前没什么两样。我不知道自己期盼的是什么，也许是触目惊心的犯罪现场，或者是一大摊血迹。但是两周前却没有发生这件事的一丝迹象。
我们买这栋房子的时候，它的赎回权已经被银行取消。尽管列文斯基全家在那里已经住了36年，但却没人真正了解他们。列文斯基太太看上去是个温和的女人，脸部经常抽搐。列文斯基先生是个冷酷的家伙，他常常在外面的草坪上朝她大呼小叫。他使我们恐惧不已。有一次我们看到列文斯基太太穿着睡衣跑了出来，列文斯基先生拖着一把铁锹跟在后面撵。每家每户的院子孩子们都敢抄近路穿过去，惟独他家的例外。我大学刚毕业时，有关他的一些流言飞语开始冒出来，说他强奸了自己的女儿黛娜，一个眼神凄楚、鬈发如丝的弃儿。我和黛娜从一年级起就一直在一起上学。回头想一想，我和黛娜，列文斯基肯定同班了十几年，但在我的记忆中，除非好心的老师逼迫她，否则她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的。我从来没有尝试跟她搭过话，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还是希望自己曾经尝试过。
我大学刚毕业那年的某个时候，也就是黛娜被她父亲强奸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列文斯基一家突然搬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银行收回了房子，并开始向外出租。塔拉出生前几周，莫妮卡和我把它买了下来。
我们刚住进去时，我常常是整夜不眠，竖起耳朵听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声响，听着这栋房子的过去，听着屋里曾经有过的种种忧愁。我试图搞清哪张床是黛娜的，想像着她那时床的样子，和她现在的样子，但是这里找不到一丁点线索。正如我前面讲过的，房子就是泥灰和砖头垒成的，如此而已。
我的房前停着两辆奇怪的汽车，我母亲正伫立在前门旁边。我下车时，她就像刑满释放的战犯一样，向我飞扑过来，紧紧地搂住我。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那个装钱的耐克包还在我手里拎着，因此我很难对她的动作作出回应。
母亲肩膀后面，鲍勃·里甘侦探从我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旁边立着个大块头的黑人，脑袋剃得光光的，戴着副名牌太阳镜。母亲嗫嚅着：“他们一直在等你。”
我点点头，朝他们走了过去。里甘窝起一只手挡在眼前，但只是摆摆样子而已。阳光没那么强烈，那个黑人依然是冷冰冰的。
“你到哪里去了？”里甘问。我还没有回答，他又补充说，“你一个多小时以前就离开了医院。”
我想到了衣袋里的手机，想起了手里拎的这包钱。事到如今，只好半真半假了。“我去看妻子的坟墓了。”我说。
“我们得谈谈，马克。”
“进去吧，”我说。
我们都回到屋子里。我在门廊里止住脚，莫妮卡的尸体就是在离我现在立着的地方不足十英尺处被发现的。站在门厅里，我扫视着四壁，寻找着暴力的痕迹。我很快就发现了，只有一处。楼梯井附近的石板的上方有一个弹孔——由那颗惟一的、既没有击中莫妮卡也没有击中我的子弹打穿的，已经用填泥料抹平了。抹平的地方在墙上白得显眼，得用涂料刷一下。
我久久地凝视着它，直到我听到有人清了清嗓子，才回过神来。母亲揉了揉我的背，然后朝厨房走去。我把里甘和他那位伙计领到客厅里。他们分坐在两把椅子上，我坐在长沙发上。莫妮卡和我还没怎么装修这栋房子，椅子是我以前上大学时在宿舍里用的，长沙发是从莫妮卡以前的房间里搬过来的，是件一本正经的遗物，看起来就像凡尔赛宫库房里的藏品一样。
“这是劳埃德·蒂克纳特工，”里甘开口了，指着那个黑人。“联邦调查局的。”
蒂克纳点点头，我也以颔首回敬。
里甘对我挤出一丝笑意。“看到你好多了，我很高兴，”他开始说话。
“我并没好，”我说。他一脸的困惑。
“在把女儿找回来之前，我好不了的。”
“没错，当然是这样。关于这件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想接着问几个问题。”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介意。
里甘用手捂住嘴咳嗽了一会儿。“有些事你必须得理解，我们得问如下一些问题。我并不喜欢问，我相信你也不喜欢，但我们又不得不问，你能理解吗？”
我的确也不喜欢，但这是鼓励他大谈特谈的时候。“问吧，”我说。
“能不能对我们谈一下你的婚姻状况？”
一个警示信号闪过我的脑海。“我的婚姻会跟其他什么事搭上边吗？”
里甘耸了耸肩，蒂克纳依然很冷静。“我们在了解情况，仅此而已。”
“我的婚姻与这事没有任何关系。”
“我相信你是对的，但是你瞧，马克，事实是，线索在这里断了，过去的每一天都使我们痛苦不已。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
“我惟一感兴趣的办法就是能找到我女儿。”
“我们理解你，那是我们的调查工作的重点，查明你女儿出了什么事，还有你。我们不要忘了有人也曾试图杀死你，我说得对吗？”
“我猜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我们可不能忽略其他问题。”
“其他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的婚姻。”
“这又怎么啦？”
“你们结婚时，莫妮卡已经怀孕了，对不对？”
“那……？”我闭上嘴巴。真想揍这两个胖子一顿，但伦尼的话回响在我耳边。他不在场时不要跟警察谈话，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这我知道。但是他们的语气和态度……可是如果我现在就退场，告诉他们说我想打电话给我的律师，这会使我显得好像有负罪感。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给他们的疑心提供素材呢？这样只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他们的工作方法，知道警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但我是个医生，更糟糕的是，是个外科医生。我们经常犯下这样的错误：认为我们比谁都聪明。
我坦诚地回答。“是的，她怀孕了，那又怎样？”
“你是个整形外科医生，是吧？”
话题一转把我难住了。“是的。”
“你和你的同事到国外去给病人做整形手术，病人有腭裂的，有毁容的，有烧伤的，等等，是不是？”
“对，就是这些人。”
“那时你经常外出吗？”
“相当多的时间，”我说。
“事实上，”里甘说，“在你结婚前的两年时间里，可不可以这样说，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可能比在国内的时间长？”
“可能吧，”我说。我扭动着身体靠在压扁的靠垫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其中哪一点跟本案有关？”
里甘给了我一个最能使人消除警戒心理的微笑。“我们不过是想全面了解一下情况。”
“什么情况？”
“你的同事，”——他查了查笔记本——“一个叫齐亚，勒鲁的女士。”
“勒鲁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