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 第37部分

我闭上眼，想起了莫妮卡车里的那张斯蒂利·丹的CD片。校园音乐我曾和雷切尔一起听过的音乐。我说，“所以，她就雇了个私人侦探，查查我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是他照了那些照片。”

黛娜点点头。

“所以她现在就有证据了。我准备离开她，扑人另一个女人的怀抱。我就要到处散布说她反复无常，说她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我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而雷切尔在执法部门又有关系。我们最终将贏得对塔拉的监护权，而莫妮卡最在意的就是塔拉。”

黛娜从饭桌边站起身，在洗涤槽里洗着一个玻璃杯，然后盛了—杯水。我再次回想起那天清晨发生的事。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窗户破碎的声音？为什么我没有听到门铃声？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人侵者闯进来？

简单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入侵者。

我泪水盈眶。“那她干了什么事，黛娜？”

“你知道，马克。”

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我不认为她真的下得了手，”黛娜说。“我认为她只是有些过激，你知道吗？莫妮卡失望至极。当她问我知不知道怎么搞到一枝枪时，我想的是她要自杀。我从来没想过……”

“她会向我开枪？”

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我感到疲惫不堪，连哭叫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这里还有些事情要搞清楚。“你是说她请你帮她搞到一枝枪？”

黛娜擦了擦眼睛，点点头。

“你做了吗？”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到一枝，她说你家里有枝枪，不过她不想要能查出蛛丝马迹的东西：因此，她就求助于她所认识的惟一一个与下流社会有交往的人。”

我终于明白了。“我妹妹。”

“是的。”

“斯泰西给她搞到枪了吗？”

“没有，我想没有。”

“你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你们两口子被枪杀的那天清晨，斯泰西跑到我这儿来。是这样的，莫妮卡和我曾有过一起去斯泰西那里的想法。所以莫妮卡向她提起过我。她来问我莫妮卡要枪干什么。我没有告诉她是因为，唉，我确实也不敢肯定。斯泰西跑了出去，我呢，心慌意乱的。我想问问拉迪奥医生怎么办，但是那天下午我就要去上课。我估摸着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之后呢？”

“我还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马克，这是真话。但是我知道是莫妮卡向你开的枪。”

“怎么知道的？”

“我吓得要命，就给你家打了个电话。是莫妮卡接的，她正哭哭啼啼的。她告诉我说你死了。她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干什么啦，我干什么啦？’然后突然挂断了电话。我再打过去，但没有人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接着电视上就播放了有关情况。当他们说你女儿失踪了……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他们马上就会找到她的，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找到。我对那些照片一直是毫不知情。我希望，我说不清，我希望你找到那些照片可以有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不是关于你们两口子的真相，而是你女儿的。”

“你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她的眼睛闭上了片刻，我想她可能正在祷告。“我犯病了。你被枪击后两个星期，我就因为精神崩溃而住院。真实情况是，我的病情很严重，就把这事给忘了。或者可能是我盼着忘掉这事，我不知道。”

我的手机响了，是伦尼打来的。我接了。

“你在哪里？”他问。

“和黛娜·列文斯基在一起。”

“去纽瓦克机场，航站楼C座。就现在。”

“出了什么事？”

“我想，”伦尼说。接着他放慢语速，屏住呼吸，“——我想我可能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塔拉。”

四十三

等我赶到航站楼C座时，伦尼已经站在大陆航空公司的检票口旁边。现在是下午6时，机场里的气氛沉闷乏味。他把在他办公室里发现的那张纸条递给我。上面写着：

阿贝和洛兰·坦斯摩尔

马什路26号

汉利希尔斯，密苏里州

就这么多，只是个地址，其他什么也没有。

“圣路易斯的郊区，”伦尼解释说。“我已经调查过了。”

我只是出神地盯着姓名和地址。

“马克？”

我抬头看着他。

“坦斯摩尔夫妇18个月前领养了一个女儿。领养时她有六个月大。”

在他身后，一个大陆航空公司的员工说，“下一个请。”一个女人把我挤到一边过去了。可能她说过“对不起”，不过我不敢肯定。

“我已经预订了飞往圣路易斯的下一个航班。一个小时之内起飞。”

当我们走到登机门口时，我把与黛娜·列文斯基见面的事告诉了他。我们肩并肩地坐着，脸朝着前方，我们经常都是这样。我说完了，他说：“你现在得出推论了。”

“确实是。”

我们看着一架飞机起飞。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对老夫妻正在分享着一听罐头。“我是个犬儒主义者，这我知道：我对吸毒者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有任何幻想的话，那就是我高估了他们的丑恶与堕落。我想呢，眼下我就是那样。”

“你怎么得出那样的判断？”

“斯泰西是不会向我开枪的，也不会向莫妮卡开枪。她永远都不会伤害她的侄女。虽然她是个瘾君子，但她还是爱我的。”

“我想，”伦尼说，“你说得对。”

“回头想想，我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至于我从未看出来……”我摇摇头。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莫妮卡处于绝望状态，”我说。“她搞不到枪，也许她决定不必去搞。”

“她用你的，”伦尼说。

“对。”

“接下去呢？”

“斯泰西肯定是猜到出了什么事。她跑到我家里，看到了莫妮卡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这事的确切过程。也许莫妮卡也试图向她开枪——那就可以解释楼梯处的枪眼是怎么回事。或者斯泰西作出了反应。她爱我，我正躺在那里。她可能认为我死了。所以呢，虽然我搞不清楚，但无论怎样她都是带着枪来的。是她向莫妮卡开的枪。”

人口处的服务员宣布一会儿就要登机了，不过那些有特殊要求和持有金卡通行证的成员现在就可以登机。

“你在电话里说斯泰西认识巴卡德？”

伦尼点点头。“嗯，她曾提起过他。”

“我还是不能肓定这事的确切过程。不过可以想像一下。我死了，莫妮卡死了，斯泰西可能是产生了幻觉。塔拉在哭叫着。斯泰西不能撇下她不管，所以她就把塔拉带走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养不了一个孩子。她被搞得狼狈不堪，所以就把她托付给了巴卡德，让他给她找个好人家。或者呢，如果我持怀疑态度的话，可能她是为了钱而把塔拉送人了。我们无从知道。”

伦尼不停地点着头。

“打那儿开始，唉，就按我们已掌握的情况向下说吧。巴卡德想把这事装做是一起绑架案，从中捞一大笔外快。他就雇了那两个蠢货。比如说，巴卡德能够搞到发样的。他欺骗了斯泰西，是他精心策划让她来当替罪羊。”

我看到伦尼的脸色有变，但转瞬又恢复常态。

“怎么回事？”

“没事，”他说。

他们喊我们排队登机。

伦尼站起身。“我们登机吧。”

飞机晚点了，我们直到当地时间午夜后才飞抵圣路易斯。天色太晚，什么也做不成了。伦尼在机场万豪酒店给我们订了个房间。我在酒店内通宵营业的时装商店里买了些衣服。进了房间，我冲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淋浴。之后我们安顿下来，两眼盯着天花板。

早晨，我给医院打了个电话，问了问雷切尔的情况。她还在睡觉，齐亚在她房间里。她说雷切尔情况不错，要我放心好了。伦尼和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酒店的自助早餐，要争分夺秒才行，租来的汽车已经整装待发。伦尼已从服务员那里打听好了去汉利希尔斯的路线。

一路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除了远方的穹形天际，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景物。现在的美国，到处都是千篇一律。这事批评起来容易——我经常这样——但也许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已知的东西^我们都口口声声表示欢迎新鲜事物，但是最后呢，特别是现在，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熟悉的事物。

当我们驶抵小镇的地界时，我感到两腿激动得震颤不已。“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伦尼？”

他没有做声。

“难道我就敲敲门，然后说：‘对不起，我想那是我的女儿？’”

“我们可以报警，”他说：“让他们处理这事但我不知道那样会使这事如何了结。我们现在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我告诉他继续向前开，向右拐上了马什路，我现在颤抖不已。伦尼试图向我投来一束鼓励的目光，但他自己也是面无血色。小镇比我想像的还要朴实无华。我曾以为巴卡德所有的客户都是家财万贯。显而易见这对夫妻不是这样的。

“阿贝·坦斯摩尔是个小学教师，”伦尼说，像往常一样摸透了我的心思。“六年级的。洛兰·坦斯摩尔在一个日托中心上班，一周工作三天。他们都是39岁，结婚17年了。”

我看到正前上方有一栋房子，樱桃形图案上标着“26号一坦斯摩尔宅”。这是个一层的小房子，我想他们称之为“平房”。这个街区的其他房子似乎死气沉沉的，而这栋房子是个例外。墙上的油漆闪闪发亮，如同人们的微笑。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花儿和灌木丛，修剪得整整齐齐，布置得井然有序。我还能看到一个欢迎的字样。一道低矮的尖桩篱栅把前院围了起来。一辆旅行车停放在车道上，是几年前的沃尔沃车型。还有一辆三轮脚踏车，就是那种色彩鲜亮的塑料大轮子儿童用车。

外面有一个女人。

伦尼在一块空地前停下车，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正在花坛里，双膝跪地，手里拿着一个小挖铲。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大手帕系到了脑后。每挖几铲，她就要用袖子擦一下额头。

“你说她在一家日托中心上班？”

“一周三天，还带着那个女儿。”

“他们把女儿叫什么来着？”

“娜塔莎。”

我点点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等着。这个叫洛兰的女人干得很起劲，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她身上透出一股安详的气质。我打开车窗，听到她在自娱自乐地吹着口哨。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一个邻居从我们身边走过，洛兰站起身迎接她。那个邻居朝着花园指指点点的，洛兰笑吟吟的。她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但她的笑容魅力四射。那个邻居离开了，洛兰挥手再见，回头走向花园。

前门开了。

我看到了阿贝。这是个高个子男人，身材瘦瘦的，但很结实，微微有些秃顶，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洛兰站起身，望着他，轻轻挥了挥手。

这时塔拉跑了出来。

我们周围的空气凝滞了。我感到五脏六腑都停止了运转。旁边的伦尼绷直身体，嘴里呢喃着：“噢，天哪。”

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从来没有真正奢望这样的时刻。与此相反，我所做的就是说服自己——不，哄骗自己——相信塔拉兴许还活着，一切平安。但我的潜意识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这个念头忽闪忽闪的，萦绕在我的梦中。它轻声地告诉我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女儿了。

但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还活着。

当年那个小小的塔拉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噢，当然她已经长大了，她能站起来了。正如我所见，她甚至能跑了。不过她的脸庞……没错，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希望的力量。这就是塔拉，正是我的小丫头。

塔拉不顾一切地朝着洛兰跑过去，脸上笑意盎然。洛兰弯下腰，脸色为之一亮，这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神情：她一把将我的孩子搂进怀中。现在我能听到塔拉悦耳美妙的笑声。笑声刺痛着我的心，泪水潸然而下。伦尼挽住我的一只胳膊：我能听到他呼味呼哧的喘息声。我看到丈夫、也就是这个阿贝朝她们走过去。他也是笑意盎然。

我看着他们在自己小巧精致的院子里，一连看了几个小时。我看到洛兰不厌其烦地指点着花儿，解释着每种花的名字。我看到阿贝让她在自己后背上骑马马。我看到洛兰教她如何自己用手掸掉身上的灰尘。另一对夫妻来串门，他们也有个和塔拉年岁相仿的小女孩。阿贝和另一位父亲把她们放到后院里金属做的秋千座上，然后推着荡秋千：格格的笑声不断敲击着我的耳鼓。最后他们都进屋了，阿贝和洛兰是最后消失的。他们手挽着手进了门。

伦尼转身对着我。我把脑袋缩了回来。我多么希望今天是旅程的终点，但不是。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还是走吧J

四十四

我们回到机场万豪酒店，我让伦尼打道回府。他说他要留下来。我说我自己就可以处理这事——我希望由我自己处理这事。他不情愿地同意了。

我给雷切尔打了个电话，她恢复得很好。我把发生的事讲给她听了。“给哈罗德·费舍尔打个电话，”我说，“请他对阿贝和洛兰·坦斯摩尔的背景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的，”她温柔地说。“我盼着能到你那儿。”

“我也是。”

我坐在床上。头耷拉下来，双手托着。我不认为我哭了，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事情就这样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雷切尔两小时后打来电话，她说的情况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阿贝和洛兰都是体面的公民。阿贝是他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他还有两个妹妹，她们都住在当地，各有三个孩子。他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读大一时认识了洛兰。

夜幕降临了。我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我的妻子试图杀死我。当然，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他妈的，也许当时我就知道。我想当时自己没有在意而已。如果某个孩子的脸破了，我会把它修复如初。在手术室里我能创造出奇迹。但我自己却妻死子散，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无计可施。

我在思考，父亲意味着什么。我爱我的女儿，这我知道。但是

当我今天看到阿贝时，当我看到伦尼当橄榄球教练时，我疑惑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我怀疑自己有没有尽到义务，我怀疑自己是否值得尊敬。

或者，难道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我是多么热切地渴望把我的小丫头弄冋我身边，我也多么热切地渴望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就不要有这样的渴望。塔拉看上去是那样地开心。

已是午夜。我又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如果这事真的就这样算了——让她待在阿贝和洛兰身边——这是不是正确的做法？难道我就真的勇敢、坚强到一走了之的地步？我怔怔地盯着镜子，挑战自我。我能做到吗？

我躺了下来。我想我是睡着了。一声敲门把我惊醒。我扫了一眼床边的电子钟，现在是清晨5点19分。

“我正睡着呢，”我说。

“是塞德曼医生吗？”

是个男人的声音。

“塞德曼医生，我是阿贝·坦斯摩尔。”

我开了门。近看他是个很帅的男人，有点像詹姆斯·泰勒。他穿着条牛仔裤和一件褐色的T恤。我看到他蓝色的眼睛里夹杂着一点血丝。我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是这个样子。好长时间，我们只是彼此凝视着。我想开口，但说不出来。我向后退了几步，把他让进屋。

“你的律师顺道去过我家。他，”——阿贝停住了，使劲抑制着感情——“他把这事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们了。洛兰和我一夜没睡。我们商量来讨论去，哭了一阵又一阵。但我想，我们从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