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
他再次被媒体关注，是在一年之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奉总编之命，在报纸上以很大的篇幅重温了事件的经过，并用很大的标题写道：好人好报。
可是当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却觉得支撑他如此快速康复的，已经不再是他那个混日子的无聊哲学了。我总能在他们一家人的眼中看到某些邪恶的东西在滋长。我相信我的直觉，这绝不是什么好人好报。
一天我去他家进行采访，看见他的儿子在读《教父》这本书。我突然来了兴趣，笑着问他：“你什么时候爱看书了，看得懂吗？”
他看了一眼父亲，阴郁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黑社会也是一种秩序，当白社会的秩序不能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时候，黑社会就会自己冒出来，代替白社会执行职能。只不过黑社会与白社会不同，他使用的规则更简化，暴力手段也更*。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我要用更好的秩序来代替那些不好的秩序。”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眼睛一直看着地面，温顺得就像一只羊。但是他嘴唇上方的肌肉却一直在无意识地颤抖，像是在刻意地掩饰着真实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心里充满了不满，这种不满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同龄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端详着他的脸，这段时间他的变化很大。随着青春期的发育，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据说他最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所以身材看上去甚至要比他的父亲更加健壮一些。
我很想问他：你说的更好的秩序是白的还是黑的？但我没有问，因为当时的情景让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怪异与阴森。
我笑着对在一旁坐着的黄荣军说：“你的儿子很聪明，我们报社的记者也未必能说出这样的理论。”
他的妻子在一旁埋怨说：“天天跟儿子胡说八道，弄得父子俩跟着了魔一样，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也不好好复习。”黄荣军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再也没敢说话。
这天的采访，我几乎一无所获，因为黄荣军已经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没有再谈病情也没有再谈家里的困难。反而是不停地说感谢政府，感谢媒体对他的关心与照顾。但他说这话的时候，分明没有任何感谢的表情。
出于渲染感人气氛的需要，我问了他一个几乎已经成为了惯例的问题：“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还会站出来见义勇为吗？”
他并没有像其他那些见义勇为者那样有些表演性地做高姿态说：“我会。”
他没有回答问题，反而对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赞扬蜜蜂吗？”
我一愣说：“因为蜜蜂用处大啊！”
他摇头说：“不对，绵羊的用处也很大。但是只有骂人窝囊的时候，才把人比喻成绵羊。”
我点头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继续说：“蜜蜂为了保护蜂巢，不惜以死为代价，蜇伤入侵者。正因他们的英勇不屈，才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绵羊被人割毛，乃至被杀，都不会吭一声。不反抗的人，再多贡献，也是得不到人们的尊重的。你看古代那些原始人崇拜的图腾，都是些可怕的动物。敬意是来自于恐惧，而不是无条件的爱。”
“如果每个人都是蜜蜂，而不是绵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和善得多。因为当一个人作恶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会遭到何种可怕的报复，而不是想到会得到哪些利益。”
“所以我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还会去帮忙，只不过那时我将是一只毒蜂。”
与他之前温和而又有些怯懦的语气不同，现在他的语气阴森可怖，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草草地结束了采访回去了。
照常理说，他康复了，对他的跟踪采访也就该结束了。从此这个让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感到不快的人就该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但是事情远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
不久，我听说有人在一个胡同里发现了两个小孩子的尸体，是被人割喉弄死的。我去采访，但是一无所获，因为事关*，警方封锁了所有的消息。最终他们将事情定性为黑社会黑吃黑，便也不了了之。
市民对此的评价都是他们罪有应得，但也有法律专家说：“小偷罪不致死，伤害小偷也是侵犯*。”
又过了一段时间，前面提到的那个失主自杀死了，据说是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上吊自杀的。
但我对自杀的动机始终持有怀疑态度，因为现在事情已经平息，压力最大的时期早已经过去，现在完全谈不上还有什么舆论压力。而且据我对这个人的了解，她为人彪悍，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说她顶不住压力那才是胡扯。
我一个在刑警队的朋友也说，这自杀并非是全无疑点的。因为现场太干净了，干净到一点纤维，一点指纹都没有。他说：“哪有人自杀之前，还打扫房间的？”
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几乎马上就想开始调查，这将是一个难得的扬名立万的好机会。但随后我想起了黄荣军那阴郁的眼神，就马上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知道：他现在是一只毒蜂，而我不是。
此后我尽量避免与他们再有任何接触，但是主编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于是顺理成章地，又派我过去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说得很明白，这次采访就是要挑起争论。所以他特别交待我，让我好好问问他，他是否认为这些人是罪有应得。我本来是想应付一下草草了事的，但是采访之后，黄荣军一家却极力挽留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
我很不情愿地留下了。
那晚他们忙前忙后地做饭，而他们的儿子则在书桌前一声不吭地读书。我坐在沙发上坐立不安，手脚冰凉，他们的儿子时不时回过头警惕地看我一眼。
不一会儿厨房响起了磨刀的声音，那刺耳的摩擦声让我的后背阵阵发凉。我走到那孩子的书桌旁边，想跟他聊几句。但是他却像没看到我一样。
“你在看什么书？”我发现他并不是在读教科书，于是主动找起了话题。
“《刑侦科学》。”他回答的时候头都没有抬。
“哦？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我假装有兴趣地问。突然这时磨刀声停下了，我不时警惕地回过头看着身后。担心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这里面教人怎么杀人。”他说。
“这是教给警察怎么破案的书。”我纠正他说。
“都一样。如果我要杀你……”他抬起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为什么你要杀我？”我尽量装得很平和，就像是开玩笑一般。
他低下头耸耸肩说：“人总要死的，所以杀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邪恶的灵魂活在世上，对其自身也是一种折磨，不过是提前结束你的痛苦罢了。”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头皮发麻，口干舌燥。
“我可不是什么邪恶的灵魂。”我一边强迫自己笑着说这句话，一边回头向身后看。
他抬起头笑了笑说：“我在书上看到的，就是跟你瞎拽两句。你不会是觉得我心理变态了吧？哈哈哈！”
“没有，哈哈。”我看他笑，便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之前我看到书上说：小人物看到大人物笑，也会跟着一起笑，即使没有什么可笑的。
☆、第4章
不一会儿黄荣军就端上来了酒菜，张罗着让我们一起来吃。我没有喝一口他给我倒的酒，因为我有很合理的理由：我开车了。
吃过饭之后，黄荣军丢给我一个他自制的银质指南针，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做这种手工艺品，因为做这个可以锻炼手指。他说效果非常好，原来僵硬的手指，现在灵活多了。我把那枚做工精巧的银质指南针放在手心里端平了看，正面是一块玻璃，反面的银质背壳上，有一只雕刻出来的警钟。指针上面涂了红色与蓝色的漆，我仔细看了看，指针的方向不对，N极指向了南方。
我将指南针递给他说：“这个指南针安反了。”
他却笑着说：“我故意的，这世界什么不是反的？”
我不敢说话，因为他笑得很阴森。
他对我说：“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是什么吗？”
我试着说：“杀人放火吧？”
他摇头道：“冷漠，因为冷漠是邪恶的助燃剂。没有冷漠，一切罪恶就像湿木头上的火，燃也燃不起来。因为但凡是做贼的，心都是虚的。但由于人们的冷漠，作恶的人再也不心虚了。”
我试探地问道：“那你的心虚不虚呢？”
他狡猾地笑了笑，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这一瞥，惊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突然他又举起了那枚指南针，把玩着它对我说：“这个指南针，代表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背面的警钟，可以看作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后警告。因为每当磁极颠倒的时候，世界就会毁灭。”
我听不懂他这句话里面所暗含的逻辑，也不想去弄明白。当时我的脑海里只有尽快离开的念头。
我站起身，用很尊敬地语气说：“我今天真是麻烦您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赶回去写稿子，就不再打扰您了。”
说罢我就想起身收拾自己的东西。
他坐在座位上低着头说：“虽然过去了很久，也许是我记忆力不太好了吧，但我总觉得你现在对我说话的语气，与过去不同了。”
尽管他没有做出任何拦住我的动作，甚至可以说他只是坐在座位里，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但是现在的他似乎是具备了某种可以震慑人心的电场，只是这一句问话，就让我重新做回座位里，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语气能有什么不同呢？”我毕恭毕敬地问。
“变得尊敬了。”他坐在那里低着眼皮说。
“我一直很尊敬您，因为您是一个英雄。”我回答得很谨慎。
“是么？你真的那么认为吗？”他仍低着眼皮，将一只手放在了桌子上，不停地把玩着一只塑料打火机。
“当然这样认为，不然我这几年一直来你这里采访干什么？”我心虚地笑了笑。
“难道你私下里不觉得我很傻吗？”
“当然不！”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他仍旧低着头，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突然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什么。那沉默的一分钟对我来说简直像一年般难熬。我绷紧了腿，坐在座位里一动也不敢动。
沉默许久之后，他再次问：“你真的不那么觉得吗？也许你们出于宣传的需要，才一直做正面报道，但也许你们心里实际上却认为我是个傻瓜？”
“真的没有。”我把双手放在腿上，身子向前倾了倾。
他点点头说：“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即收拾了东西跑回了家。出于本能的恐惧，现在我与他说话，比见到单位领导还要紧张得多。他像是变了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就具有了一种气势，在他的面前，我感受到了只有在采访大人物时才有的压迫感。
从那次采访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当然我也不想见到他，我认为他在遭遇到这些事情之后，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我想下次再见他，应该就是在精神病院了。
但我没想到，下一次再见到他，竟然是在审讯室。
几个月之后，他坐在审讯室里，身上穿着桔黄色的马甲，手上与脚上都铐上了沉重的铁链。在他与警察之间，隔着一道铁栏杆，但在他的脸上，一点儿沮丧或者懊悔的表情都没有。他就像垂帘听政的太后，脸上带着庄严与高傲。
警察问他话，他一句都不说。
尽管我通过在警队的朋友的关系进入了审讯室，但是进入之前我被告知：这里的所有事情，一概不允许报道。因为他曾是我们塑造的英雄，在确定他是罪犯之前，谁也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如果贸然报道此事，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其负面的影响。
我荒唐地以朋友的职位起誓，绝不说出这里发生的一切，才被他们放了进去。黄荣军见到我进来，抬起头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套近乎问：“老哥，你怎么在这里了？”
他笑笑说：“警察也是人，也有搞错的时候，我不怪他们。”
说罢他嘲弄地看了看在一边的警察们。我再问话，他就不回答了。
警察告诉他：“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现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他说：“有证据就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别跟我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该回家抱孩子回家抱孩子去，天天加班你不累，我替你累。”
警察对他这种拒不交代的态度十分恼火，但是确实拿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是英雄，打不得也碰不得。警察想用测谎仪测谎来吓唬他，迫使他认罪。但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提这事，黄荣军就已经主动提出要求测谎了。尽管测谎不能作为证据，但是他主动要求测谎，就说明他没有隐瞒什么。一旦他真的通过了测谎，那时警方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朋友偷着告诉我，警方此次对他实施抓捕，其实还是很心虚的，他们心里都清楚，这次抓捕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只是依据一个高度近视的目击者的证词，是完全不可能让法院给他定罪的。尤其当他还是一个尽人皆的悲情英雄的时候。他们当初之所以勉强进行抓捕，只是因为他们了解到黄荣军平时为人胆小怕事，他们寄希望于审讯，通过心里手段震慑他，迫使他说出实情。
但显然，这时的黄荣军已经不是过去的黄荣军了，想要吓唬住他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形使得警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最后警方迫于无奈，只好答应给他测谎。在给他戴上了电极之后，警察问他：“你杀人了吗？”
他摇头说：“没有。”
“你杀了那个用刀子刺伤你的小偷了吗？”
他仍摇头说：“没有。”
“那个失主是你杀的吗？你是否伪造了现场？”
他继续摇头说：“没有。”
测谎之后，警方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从容地通过了测谎。很快羁押时限一过去，警方就不得不放人了。
在警察将他释放的那一天，他的妻子与儿子来警局门口接他。我远远地看到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我。我走过去跟他打了声招呼。
我作出恭敬的样子说：“你是个英雄，我就知道不是你。”
他笑着搂着自己的儿子说：“对啊，当然不是我。”
我问：“你觉得以后还会有凶杀案吗？”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蜜蜂蜇人之前，都要先想想值得不值得。但人们不会因为蜜蜂会思考这个问题，而轻易打蜂蜜的主意。你懂吗？”
我点头说懂了。
说罢他将那个自制的银质指南针递给了我，将背面的警钟冲上，他对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从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当然我也不想再见到他。我的刑警朋友后来找过我，问我他到底有没有作案的可能，但是我选择了沉默。因为黄荣军对我的警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直到现在，他送我的那个指南针仍放在我的书桌上。
他还会继续杀人吗？我想他一定会的。因为那个指南针的N极，仍然指向着南方。
☆、第5章
想必大家以为故事结束了，不，结束代表着开始！接下来的故事让你知道什么是现实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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