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变法主张。这样就影响到王乃誉。王乃誉喜谈经世之学，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父亲的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讲新学，吹“新政”，直谈到别人捂着耳朵躲开，由于别人渐渐躲着父亲，父亲只好在家里跟小字辈谈。这对王国维触动很大。
王国维十几岁的时候学作诗文，并喜金石书画。并已经开始以文会友，跟同县的少年名士们相互切磋，颇有才子派头，他被列为“海宁四才子”。
后来，王国维与大家“同舟赴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入了州学。
而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全国震动，这对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在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随后，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长女。之后他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长女夭折了，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这位话不多、藏锋芒而又很自负的王国维，现在运气不错。没多长时间，又得了一个位长子：王潜明。
1904年，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这时的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没摊上什么新鲜事做。由于辞去了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写文章发表，搞研究工作。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500圆。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3月间他给儿子写信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患伤寒，在“中西两医并误”之后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间也有摩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罗振玉一向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为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于是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这个灾星就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清华园中也激起了反响，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不断谈及此事，惊呼共产党“真是无敌于天下”，“全成活地狱了”，他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所以朋友们也多劝他早为避地之计，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他后来对蒋介石的残杀行为，也深表不满。王国维对这一切，也是忧心如焚。
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大恐，谣言四起，说北伐军，共产党来了难逃一死，连学者叶德辉在长沙不是也被杀掉了吗？
王国维忧愤异常。5月30日，溥仪的侍臣金梁从天津跑来北京看望王国维，就是这种感觉。
王国维痛感时局急变，事情无法做下去了；又担心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他曾极力劝说左右侍从恳请皇上快快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人居然不代为转告，王国维激愤得几乎要哭出来。
金梁说了些安慰的话，说着说着忽然说到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金梁回忆说，王国维这时已决心投湖自尽了。这离自杀仅三天。
其实更早一点可能已下了决心。死前十天，王国维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对门人赵万里说：“这是我近年来精心写出来的，幸好现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补编的时候，都可以依次编入。你有空的时候，要为我次第作副录。”赵万里后来才想到，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清华研究院放暑假，师生们在工字厅开惜别会。姚名达记得当时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别，竟成永诀也。姚名达说，餐前聚坐，众人谈笑不拘形迹。有向大家谈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国维。共有四桌宴席，欢声沸腾。只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无声，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乐吗？或者是这一席的同学们都不善辞令呢？但大家正畅谈别情，没顾得上这边冷清一角。宴席将尽时，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辞，历称同学们成绩优秀，说是我院如果继续努力，则办成国学重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恭敬地听着，静安先生也点头，但不说话。
散席了，王国维像平时那样，跟大家告别，并没有特别之处。竟没想到他此时是死别诸生，而这个宴会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达念师心切，不知该怎么怪罪自己才好。别后不久，他和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往回走时经过两院，朱君忽然问：“王老师家在哪里？我竟没看过一眼！”名达说：“何不去拜方一下？”到了王国维书房，空无一人，仆人打电话去南院陈先生家，原来正在陈家，于是等了一会儿，王国维就回来了。几个学生提了好多问题，非常虚心，先生是言简意赅，回答精辟。这样谈了一个小时，晚饭都摆上桌了，才起身告辞，王国维把学生们一直送到庭中，这是他一向的惯例。
到了晚上，又有谢国桢等人造访，问起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又论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的得失。谈到时局的时候，王国维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乱移居的想法。
其实在白天开宴会时，学生卫聚贤曾劝王国维到山西去避难，王国维说：“没有书，怎么办？”可见移居避难的想法一直有，但死志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回到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这不是好兆头。这种安睡是大事将出的信号，但一般人怎么能有此预感？
有人就是这样：自杀多次未于是，都是因为亲友拦救；后来悄然自尽，谁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于是走进园子。6月初的颐和园，正是一片生机，万绿丛中，湖波荡漾，垂柳飘拂，山花照影。湖边乔木挺秀，灌木丛生。又有小桥流水，蜿蜒于山峦之间，柔情可人。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十七孔桥尽情舒展，静静地躺在湖面上休息。万寿山上，亭廊楼阁依山而立，错落有致，而智慧海雄踞万寿山顶，似有醍醐倒灌之势。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烟，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条大石船，稳如磐石，让“水不能覆”，然而大清还是灭了。其实这船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毁于战火了，现在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没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烧之，就是石头也能烧成粉末。而且从根本上说，怎么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国维在大石船上吸烟，吸了很久。
王国维来到湖边长廊迈步，抬头便见冠山杰阁，层层而上，但是这种感受，就未必有了。现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诀别”了。
排云殿下，紧临湖畔，有一鱼藻轩。
王国维来到这里。轩顶这四个字可能正中他此时的心意，天下只剩下这一弯湖水还算干净，恰如一面“盘镜”，可以证得我心之净。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印漳瞎椋嫠讲恢狄晃那樱 闭叛幢偈О芎螅蛲饨缧啤爸驹诒厮馈保豕尢镜溃骸叭倌昀矗说么巳耍闶未死罚嗳艘辔薮拥孟ⅲ说热司胛碚茫裨蛱炖砣说谰憔印！�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