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3年，腓尼基历史学家提尔的多罗雪在他的《使徒概述》中写道：“使徒奋锐党的西门在毛利塔尼亚传播基督教教义…最后，他在大不列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尼斯福鲁斯（758829）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
奋锐党的圣西门走遍了埃及和非洲，穿过毛利塔尼亚、利比亚传播福音书。他也把同样的教义带给了西洋和被称为大不列颠的岛屿。
罗马传教士希波吕托斯（生于公元160年左右）较早的作品中把亚利多布称为大不列颠的主教。克里塞认为亚利多布是由圣保罗亲自任命的。希腊语的《教会殉教史》中称亚利多布是在“为不列颠建立了教堂，并任命了执事和神父后”在不列颠殉教的。
据圣多罗雪记载，当亚利多布在不列颠时，圣保罗给他在罗马的家人送去了祝福：“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罗马书》）。而且，《耶稣会士王权信任》中提道：“可以肯定的是在圣保罗到达罗马之前，亚利多布就去不列颠了。”实际上，他是于公元59年在维鲁拉米翁（圣奥尔本）被罗马人处决的。这一点在维埃纳大主教圣阿多的《阿多殉教史》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
亚利多布是希律阿格里帕一世的兄弟（也是卡尔基斯的希律王和致命舞者莎乐美的母亲希罗底的兄弟）。当玛利亚·抹大拉获得年轻的希律阿格里帕二世的帮助，躲藏在希律王在维埃纳的领地中时，亚利多布是她的同盟。他在不列颠时被称为ArwystliHen（大亚利多布），以区别后来娶了莎乐美的小亚利多布。威尔士波伊斯的城镇Arwystli就是以他命名的。
梵蒂冈的巴若尼在他的《天主教系统历史》中证实奋锐党的西门是在林肯郡的凯斯特被卡图斯·迪夏努斯手下的罗马人处决的，这和多罗雪以及尼斯福鲁斯的观点一致。著作中还说明，在圣西门自己的要求下，他的尸体被运到普罗旺斯和抹大拉的尸骨埋在一处。
法国南部的抹大拉传说和Desposyni后代给罗马帝国带了极大的困扰。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里昂和维埃纳地区发起了镇压早期基督教信徒的行动。在公元208年6月28日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在这一地区共处死了19000名基督徒。即使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已经控制了罗马教会，这一困扰仍然没有消失。在法国到处都是献给玛利亚·抹大拉的圣地，包括圣香山圣马西摩修道院里的坟墓。她的坟墓和雪花石膏墓碑被卡西尼修道士们日夜守卫着。圣香山这一名字来自“神圣的香油”。在贝瑟尼，抹大拉就是用它给耶稣施涂油礼的。
卡西尼教派是由约翰·卡西尼于公元410年创立的，是最早独立于教会控制的修道团体。在提到罗马教会时，卡西尼公开指责听取所谓的神圣教规是一种“危险的修行”，声称他的修道士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远离主教”。约翰·卡西尼原本是伯利恒的一个苦行隐居修道者，他在马赛创办了两个修士学校，分别接纳男、女修道士。
马赛后来成为公认的修道中心。圣烛节就诞生在这里。它来自早期献给冥后珀尔塞福涅的火炬游行。现在，每年二月人们还在这一节日举着长长的绿色蜡烛游行，游行的终点是在圣维克多修道院附近的海港。它和异教日历上的伊布克春节的时间相吻合。为纪念抹大拉的海上之旅，修道院的糕饼房会制做橙味的船形小点心，名叫Navette。圣维克多修道院里有约翰·卡西尼的石棺、一尊中世纪的黑圣母像，还有一个刻着抹大拉名字的地下古祭坛。
教会分裂的前因后果
5世纪，罗马教会被置于城市行政部门的管理之下，管理人员被称为枢机主教（这一头衔是从拉丁语Cardo而来，意为枢纽）。梵蒂冈共有28个枢机主教。同时，还有来自迅速壮大的拜占庭教会的激烈竞争。它的中心是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俄克和耶路撒冷。
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彻底分裂之前，两派都在争夺最高权力。在罗马帝国覆灭后，罗马主教统治了罗马教会，而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领导着拜占庭教会。对于三位一体的无休止的争论是一个永远的导火索，双方都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信仰。
当罗马教会调整结构时，西罗马帝国垮台，被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推翻。末代皇帝罗穆卢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酋长奥多亚赛废黜。后来奥多亚赛于476年成为意大利国王。然而在东方，拜占庭帝国继续兴盛了1000年。没有了西罗马帝国的控制，权倾一时的大主教利奥被封为PontifexMaximus（意为最高大主教），成为教皇利奥一世。
公元452年，利奥和赤手空拳的修道士们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河畔与兵强马壮的匈奴王阿提拉正面遭遇。当时，阿提拉的帝国范围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中亚。他的游牧部队装备精良，配有战车、梯子、弩炮和一切横扫罗马所必需的军事设施。利奥和阿提拉的会面不过几分钟，但结果是阿提拉命令他的人拔营撤回北方。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但从此之后，利奥一世的地位和威信更高了。
在此前不久，公元434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派特使去见阿提拉。当时的情况和利奥一世与匈奴王的会面非常相似。会面地点是在摩拉瓦河（如今的贝尔格莱德以南）。他赠予阿提拉相当于现在数百万美元的金钱以换得帝国的和平。利奥用的可能也是这个办法。
虽然如此，在西欧，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罗马人所支持的教会也渐渐势微。皇帝曾被认为就是上帝，但皇帝被废黜了。他们手中的宗教权力被转移到教皇手中，但在诺斯替教派、阿里乌斯教派、拿撒勒教派和迅速壮大的凯尔特教会的包围中，罗马教会反而成了少数人的教会。
664年，惠特白会议召开后，由于窃取了其他宗教的复活节，罗马教会的力量壮大了一些。但当北威尔士班戈修道院院长狄亚诺瑟斯有可能被任命为教皇时，他却说他和他的同伴们都没有资格担当这一职位。他推辞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承认上帝教会，“但至于其他德行，我们都不具备当教皇，主教中的主教应有的能力”。在早些时候，公元634年他曾写信给爱奥那修道院院长，清楚地把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称为“我们的教皇”。
“《君士坦丁大帝由于御赐教产得到救世主头衔（12世纪罗马手稿）”
为了提高教会的地位，主教们决定把耶稣和教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中世纪的传教士们努力伪造以前的皇帝和教皇的手稿，企图把他们和耶稣拉上关系，甚至伪造君士坦丁被任命为救世主的文件。为了这一目的，教皇扎迦利在公元751年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手脚。
给耶稣后代带来灾难的扎迦利的谎言
在没有来源的情况下，扎迦利凭空编造出一份400年前的文件，上面有君士坦丁的签名。它声称教皇是耶稣亲自选出的在凡间的代表，教皇的宫殿要比世上任何其他宫殿的等级都高。他比世上任何统治者都高贵，只有教皇有权任命皇帝或者女王作为他的下属。这份文件的意思非常清楚，教皇就是耶稣亲自选中的代表，因此他的头衔是“上帝之子的代表”。
这份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751年梵蒂冈强制执行了其中的规定。于是，君主政体的性质和结构都从社会的管理机构变成了绝对的统治机构。自此以后，欧洲的君主都改由教皇加冕，成为教会的仆人，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有了这份伪造的皇帝诏书撑腰，扎迦利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废黜了长期存在的法兰西王室——高卢的梅罗文加王朝。这个神秘的王朝自称是以色列大卫王的直系后代，统治法兰克达300年之久。和《旧约·民数记》中的记载一样，他们按照拿撒勒教派的传统留着长发。他们的统治机构也是模仿所罗门王的制度建立的。1482年路易十一世在信中提到，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克洛维斯于公元480年朝拜了玛利亚·抹大拉的坟墓，他还在费利埃的黑圣母像前和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举行了婚礼。
从克洛维斯国王开始，梅罗文加王朝就跟罗马教会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但到那时已经没有用了。按照以前国王的职责来说，他们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的国王。扎迦利的计划是把法国的统治权授予未来的国王，从而改变这一传统。法国国王可以在他的最高权力之下统治整个法国。西罗马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扎迦利有了一个新想法——在梵蒂冈控制下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计划中容不下梅罗文加王朝，因为他们是Desposyni的后代。虽然他们是法兰西君主国的奠基人，但仍然会对教皇的权力形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和罗马教会修好，克洛维斯让兰斯的主教圣雷米给自己施洗。但他的后人仍然戴着犹太人的三叶形标志——百合花饰（和耶路撒冷古币上的一样）以表明他们的血统，还在盾牌上雕上犹太之狮。1世纪时罗马皇帝维斯帕先曾下令“寻找大卫王的家人，在犹太人中不允许留下有王室血统的人”。按照扎迦利的想法，梅罗文加王朝的人根本不应该存在，更不要说成为一个王朝。
因此，梅罗文加王朝被主教打着《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幌子废黜了，他们的末代国王就是奇尔德里克三世。教会的骑兵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一座修道院的地牢里，他于四年后死亡。继任者是梅罗文加王朝的宫相家族。铁锤查理曾于732年在波瓦第尔附近击退了摩尔人的入侵，他的后代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在加洛林王朝长达236年的统治期间，只出过一位杰出的君主，就是铁锤查理的孙子查理曼大帝。然而，一个新的秩序已经产生，神圣罗马帝国诞生了。从那时起，欧洲的君主都是由教皇来加冕。在英格兰则是由教皇指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加冕。而苏格兰一直在抵抗天主教的侵袭，这里的君主一直是苏格兰人的国王，而非苏格兰国王。
大约500年前，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证据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文件。它在提到《新约》上的内容时引用了拉丁文的圣经，而这个版本的圣经是圣哲罗姆编译的。他于公元340年出生，比这份所谓诏书的时间晚了26年。而且这份文件有很多与年代不符之处，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8世纪的风格，和君士坦丁时代截然不同。就像现代英语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二者相差的时间也差不多）。
1001年，撒克逊皇帝奥托第一次宣布《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伪造的。奥托对君士坦丁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为了先发制人，不让梅罗文加王朝有机会把统治中心放在罗马以对抗帝国的主教。虽然奥托是德国人，他母亲却来自东罗马帝国。她很清楚在梅罗文加王朝末期，罗马主教有着同样的担心。这就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被执行的原因。
奥托的声明对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来说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但直到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宣布君士坦丁从未写过《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这一声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虽然尼古拉斯起初认为教皇应该是教会成员意愿的执行者，但他不知为何被主教们震慑住了，于1448年接受了枢机主教的职位，从此成为一名教皇制度的忠心拥护者。
此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再也没有被公开提及，直到15世纪的意大利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猛烈地攻击了它的真实性。瓦拉（公元140757年）被教皇尼古拉斯五世选中，把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但瓦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还是教育改革的热心发言人。他坚决认为希腊罗马时期的古老精神已经在中世纪丧失了。由于痛心于正统拉丁文的优雅被笨拙的中世纪语言所取代（例如教会文件中的拉丁语就有大量语法和用词错误），他尖锐地批评了教会的拉丁版《圣经》以及翻译时故意犯的错误。受到他的影响，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学者，例如德西德里斯·埃拉斯摩（14661536）转而研究原始版本的《圣经》。1516年，埃拉斯摩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希腊语《新约》的拉丁语版本，揭露了原来的拉丁文版本圣经是故意错译的，他把它称为“二手文件”。
洛伦佐·瓦拉对《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调查结果就是公开指责它是8世纪的骗局。在他的报告里，他写道：“我知道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人们的耳朵正渴望听到我对罗马教皇的指责和冒犯。实际上，我的指责是很严重的。”然而，正是这份文件产生了一种新的教皇制度。这一巧妙的骗局让罗马教会掌握了政治权力，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掩盖了耶稣和抹大拉后代的光辉。
尽管瓦拉在1450年的发现引起了争论，教会还是安然度过了文艺复兴时期，把许多那一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贬为异端。因此瓦拉的著作（被称为《批判》）也悄悄消失在梵蒂冈档案馆。一百多年后，17世纪在梵蒂冈图书馆里工作的神父玛拉托才再次发现它。
后来，英国圣公会牧师亨利·爱德华·曼宁（180892）重新开始讨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性质。但他却跟随库萨的尼古拉斯的足迹，从圣公会改信天主教，成为梵蒂冈会议的成员，并成为威斯敏斯特的大主教。后来他于1862年出版了著作《耶稣基督的代表的世俗权力》。
美国的克里斯多佛·科尔曼开始继续揭露骗局。1924年，他就任印地安那州立图书馆历史委员会和重大历史事件办公署的负责人。他出版了最新调查结果，名为《洛伦佐·瓦拉关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评论》。现在它成为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著作。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教皇扎迦利设计了一出影响重大的骗局，加强了教会，尤其是罗马教皇的权力。虽然《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伪造的，但它把教皇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扎迦利称这是君士坦丁给教皇西尔威斯特一世的诏书，但实际上，当时的文件只是君士坦丁的遗嘱，把拉特兰宫和其他财产以及建筑物捐赠给了新成立的罗马教会。
从751年《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被执行起，一直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提到它，除了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写给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迈克尔·瑟卢拉里斯的一封信。然而到了12世纪，它却成为天主教执行教皇制度的最重要的依据，所有君主都臣服于它。
抹大拉的真假坟墓
尽管梵蒂冈教会做了许多手脚，人们对于玛利亚·抹大拉的尊敬也不可能被完全抹煞。对一些贵族来说，Desposynic血统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修道院里都保存着抹大拉的遗物。
从411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千多年来，卡西尼教派的信徒一直守卫着神圣的圣香山遗迹。他们甚至把修道院里的泉水称为《旧约·雅歌》中的“活水的泉”。抹大拉和这一比喻有密切的关系。《撒迦利亚书》中预言“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前海流，一半往后海流。”修道士们认为这就是暗指基督教分裂成两派，而抹大拉的海上之旅代表着Desposyni的源泉。正由于此，她被称为LaDompadelAquae：活水圣母。
在8世纪早期，阿拉伯人和非洲西北部的柏柏尔人大规模入侵普罗旺斯和西班牙北部。西班牙人把他们称为摩尔人，而法国人把他们称为撒拉逊人。这些黑皮肤的巴格达哈里发穆斯林不久就控制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统治了这里300年。撒拉逊人的首都在纳博讷，靠近马赛的海岸，在郎格多克的尼姆也有一个很强的立足点。圣香山的修士们非常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