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说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肖恩说。“问题是我一直在考虑我在福布斯中心的作用以及要不要呆下去,我没有精力去考虑其他问题。我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珍妮特的眼睛骨碌碌地转。
“再说,我饿极了,”肖恩说,他笑了一下。“你知道我肚子一饿就不想讲话。”
“我可以再耐心等一段时间,”珍妮特只好让步。“但是你不要忘记我需要同你认真谈一谈。至于吃饭问题,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在柯林斯大街上有一家很有名气的古巴餐馆。”“古巴餐馆?”肖恩表示怀疑。
“我知道你除了吃肉和土豆,从来不敢尝其他东西,”珍妮特说。“既然我们到了迈阿密,就让我们冒一点险吧。”“唉,”肖恩发出一声抱怨。
这家餐馆离得很近,他们就让肖恩的五十铃车留在停车场。他俩手挽着手步行在柯林斯大街上。远处余辉映红的天空点缀着大片大片云彩。他们看不到海洋,却能听到海浪冲击海滩的声响。
整个海滩地区依然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有的在街上散步,有的坐在石级上休息,有的穿着溜冰鞋窜来窜去,有的开着汽车在兜风。有的汽车收音机的低音调到最高挡,汽车从他俩身边疾驰而过时,肖恩和珍妮特都感到胸腔内引起共鸣。
“这些家伙不到30岁中耳就会失去正常功能,”肖恩说。
餐馆内塞满了桌子和人,显得一片混乱。男女侍者一律穿白衬衫和黑裤子或黑裙子。每人围着一条肮脏的围裙。他们在桌子之间绕来绕去,来回奔忙,相互之间以及同客人之间都用表情丰富的西班牙语高声呼唤和交谈。喧嚣的空气中弥漫着烤猪肉、大蒜和浓咖啡的混合香味。
肖恩和珍妮特被人流挤到一张差不多已坐满的大桌子旁,这张餐桌仅剩下两个座位。
“这里没有我要吃的东西,”肖恩把菜单仔细看了几分钟后抱怨说。他很少改变饮食习惯。
“胡说,”珍妮特说。她帮肖恩点了菜。
当菜肴端上来时,肖恩感到意外的高兴,经过腌泡的大蒜味浓郁的烤猪肉鲜美无比,黄色的米饭和撒满洋葱的黑豆也别有风味。唯一不配肖恩胃口的是丝兰。
“丝兰吃起来像土豆包着粘液渗出物似的,”肖恩说。
“讲这种令人恶心的活!”珍妮特大声制止他。“别在这里炫耀你的医学知识。”
在这震耳欲聋的餐馆中是无法正常交谈的,所以他们饭后就散步到拉默斯公园去。他俩坐在一棵大榕树下,注视着海洋中星星点点的商船和游艇的灯光。
“简直难以相信波士顿仍然是冬天,”肖恩说。
“我也奇怪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刺骨的雨雪和讨厌的雪泥,”珍妮特说。
“废话少说。既然你说你眼下没有情绪谈我们俩的事,那就谈谈福布斯吧。
你今天下午是否比上午好一些?”肖恩苦笑了一声。“比上午更糟,”他说。
“我到二楼五分钟还不到,护理部主任就像一头狂怒的公牛一般冲了进来,对我又嚷又骂,只是因为我在看海伦的病历卡。”“玛格丽特·里士满气得发疯啦?”珍妮特问。
肖恩点了点头。“这个起码250英磅的胖子女人像失去理智一样对我咆哮个不停。”“她对我倒一向很客气,”珍妮特说。
“我只见过她两次,”肖恩说。“这‘客气’二字绝对用不到她身上。”“她怎么会知道你在那里?”珍妮特问。
“那个特种兵和她在一起,”肖恩说。“他们肯定是通过监控摄像机发现了我。”
“噢,天哪!”珍妮特说。“我又多了一件操心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监控摄像机。”
“你不必担心,”肖恩说。“保安部门的头容不下的是我。再说,这种摄像机很可能只监视公用区域,不会监视病房楼面。”“你同海伦·卡伯特谈过话没有?”珍妮特问。
“只谈了一会儿,”肖恩说。“她看上去很不好。”“她的病情一直在恶化,”珍妮特说。“听说要给她做分流术。你从病历卡里看到什么吗?”“没有,”肖恩说。“我没有时间。他们几乎是把我押送到通向研究大楼的人行天桥。今天下午更糟糕的是,那个日本家伙又出现了,鬼鬼祟祟地从楼梯井偷看我。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借口,但是这一次我把他逮住了。我悄悄溜到他身后,憋足劲大叫一声,这突如其来的恐怖的叫声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差点把裤子也掉下来了。”“可怜的家伙,”珍妮特说。
“有什么值得可怜的!”肖恩说。“从我一到这里,他就一直监视着我。”
“我的运气倒还不错,”珍妮特说。
肖恩精神一振。“真的吗?好极了!那种神奇药品的样本搞到了吗?”“没有,我不是指药,”珍妮特说。她从口袋里掏出电脑打印纸和那张她匆忙摘录数据的纸。
“这里是过去十年中所有成神经管细胞瘤患者的名单,一共38个,过去二年中有33个。我已经把主要数据摘抄下来。”肖恩一把抓过这些材料。他必须把它们高举过头,借助路灯才能看清。
在他翻阅这些材料时,珍妮特向他解释了成神经管细胞瘤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她还告诉肖恩电脑中储存的病人档案仅仅是摘要,但附有一个注解,如需了解详情,请查阅病历卡。最后,她告诉他梅拉尼说只要10分钟时间就可把病历卡抽调出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批准手续。
“我会需要这些病历卡的,”肖恩说,“它们就放在医疗档案资料室内吗?”
“不是的。”珍妮特解释说,梅拉尼告诉她出院病人的病历卡储存在跨越两幢大楼地下室的贮藏室内。
“真是这样的话,”肖恩说。“也许并不难搞到手。”“你这是什么意思?”珍妮特问。
“我是说我也许可以从科研大楼设法搞到这些病历卡,”肖恩说。“经过今天这件事,我显然已成为医院不受欢迎的人。我从科研大楼着手,就免得惹恼里士满女士及其同伙。”“你想破门而入到贮藏室窃取这些病历卡?”珍妮特惊恐万状。
“我怀疑他们会敞开大门欢迎我,”肖恩说。
“不过这样做太过分了,”珍妮特说。“如果你那样做,就要犯法了,而不仅仅是违反医院规章制度。”“我记得我曾经提醒过你这一点,”肖恩说。
“你只是说我们将不得不违反规章制度,并没有说过要犯法,”珍妮特提醒他。
“我们不要在词义上兜圈子吧,”肖恩恼怒地说。
“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太大了,”珍妮特说。
“法律是条理化的规章制度,”肖恩说。“我早就知道我们会以某种形式违反法律,我以为你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即使那样,你不以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吗?福布斯中心这些人显然已发现了一种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的有效方法,不幸的是,他们决定将这种治疗方法保密,以便在其他人尚未掌握以前取得专利。你知道,正是这一点使我对私人资助医学研究很有看法。他们的目的是为投资获得最大收益,而不是为人民的健康着想。即使考虑公众利益,也变成第二位的事。这种治疗成神经营细胞瘤的有效方法无疑对治疗所有癌症都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却对其他人封锁消息。这些私人实验室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而这些基础科研成果的绝大多数是纳税人提供资金的科研机构取得的。这些私人机构只考虑得益,从不考虑奉献。真正上当受骗的是人民大众。”“目的正当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珍妮特说。
“你去唱你那正直的高调吧,”肖恩说。“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好吧,也许我们应该放弃这一计划,也许我应该回波士顿去忙我的博士论文。”
“行了!”珍妮特无可奈何地说。“行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需要病历卡和那种神奇的药,”肖恩说。他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手脚。“那就让我们走吧。”“现在?”珍妮特大惑不解地问。“差不多9点了。”“破门而入的第一条原则是,”肖恩说,“趁无人在家时上门。现在正好是大好时机。另外,我还有一个合法的借口,我要给那些老鼠第二次注射糖蛋白。”“上天保佑,”珍妮特被肖恩从板凳上拉起来。
汤姆·威迪库姆把车停在福布斯招待所停车场的最里面一个空位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车朝前开,直到车轮擦到人行道的边缘。车子正好停在一棵橄榄树的树冠下。
艾丽斯要他把车泊在这里,以免被人发觉,这是艾丽斯的车,1969年生产的暗黄绿色的卡迪拉克折篷轿车。
汤姆打开车门,环顾四周无人后跨出汽车。他戴上外科手术用的乳胶手套,抓起那把从家中带来的切菜刀。刚磨过的刀刃上闪着寒光。最初他计划带那把枪。考虑到招待所墙壁较薄,枪声会引起麻烦,他才选用刀。唯一的缺点是血迹会玷污他的衣服。
汤姆小心地让刀刃朝外,把刀塞进衬衫的右边袖子,用手掌握着刀柄。
他左手拿着207号房的钥匙。
他从楼的后面进去,挨个数滑门的号码,直到207号门前。房内没有灯。
那个护士要么已经上床要么出去了。无论她在不在,都有利有弊。
他绕到楼房前面,看到有一个房客出门去取汽车,他闪到一边。等那人把车开走后,他用钥匙打开大门。一进入楼内,他行动神速,不让人发觉。
他找到207号房间,用另一把钥匙把门打开,一跨入房间就用最快的速度随手把门关上。
好几分钟他屏息凝神伫立在门旁,竖起耳朵倾听房内的动静。他能听到从其他房间传来的电视机声音。他把那串钥匙放入兜内,让那把长长的切菜刀从袖子里滑出来,他握紧刀柄就像握着一把匕首似的。
他缓缓移动脚步。借助停车场的灯光,他能看清家具的轮廓和通向卧室的门道。
卧室的门开着。
他朝卧室内瞧,由于窗帘拉上,卧室比起居室暗得多,他看不清楚床上是否有人。他再次侧耳细听。除了隐隐的电视机声音和刚启动的冰箱声,没有其他任何声音。他也没听到人睡着时的呼吸声。
汤姆蹑手蹑脚向床移动。当脚碰到床脚时,他伸出左手向床上摸。这时他才肯定床上没有人。他挺直了身子,舒了一口气。绷紧的神经得以放松,他感到欣慰,他同时也感到非常失望。这种暴力场面常使他兴奋不已,现在这方面暂时是无法满足了。
与其说借助光线,不如说凭感觉,他找到了浴室。他摸索着把浴室的灯打开。
耀眼的灯光使他不得不眯起眼睛,但他喜欢眼前的景象。在浴缸上方晾着一条饰有花边的浅色三角裤和一只胸罩。
汤姆把刀放在水池边,把三角裤取下来。这不是艾丽斯穿的那种三角裤。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东西会使他冲动。他坐在浴缸边,抚摸着柔软光洁的丝三角裤。一时间他产生了一种受到热情款待的满足感。他就这样等待着,电灯开关和刀都近在手边。
白衣怪圈 正文 第5章(三)
章节字数:10220 更新时间:080103 21:52
“我们给人抓住怎么办?”他们的车朝福布斯中心开去时珍妮特紧张地问。刚才在家用五金店,肖恩买了一些必要的工具。
“我们不会被抓住的,”肖恩说。“我们现在趁没有人的时候去,正是为了不被抓住。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有没有人,但是我们可以到那里看看。”“医院那一边会有很多人,”珍妮特提醒他说。
“这就是我们要避开医院大楼的原因,”肖恩说。
“保安人员呢?”珍妮特问。“你考虑过没有?”“那太容易对付啦,”肖恩说。“除了那个神经过敏的海军陆战队员,其余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入口处的保安措施肯定不严。”“在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珍妮特承认道。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难倒我的!”肖恩说。
“你对各种保险锁和警铃装置怎么会这样熟悉?”珍妮特问。
“我是生长在查尔斯顿的工人居住区的,”肖恩说。“每个父亲都从事不同的职业。我父亲是管子工。蒂莫西·奥布赖恩的父亲是锁匠。老奥布赖恩把开锁的诀窍教给儿子,蒂莫西再教我们。开始,我们把这作为游戏,比谁开得快。我们曾自豪过,因为我们周围地区没有一把锁我们打不开的。查利·沙利文的父亲是电工师傅。他在波士顿安装过各种各样报警装置。他工作时常带着查利,所以查利能向我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让小孩掌握这类知识太危险了,”珍妮特说。她自己的童年与肖恩的童年完全是两个极端,她进私立学校,上音乐课,暑假去外地度假。
“你说得对,”肖恩表示同意。“但是我们从来不偷邻居的东西。我们只是把锁打开,让他们吓一跳,开个玩笑。但是,后来情况变了。一个比我们大的孩子开车带我们到马布尔黑德这类富有的郊区去。我们常常对一幢房子观察一会儿,然后破门而入,各取所需。我们一般拿的是酒和家用电器,例如立体声收录机、电视机。”
“你们偷东西?”珍妮特惊诧地追问。肖恩朝她瞄了一眼很快回过头看着前面的路。“我们当然偷东西,”他说。
“当时我们感到很刺激,因为我们通常以为住在那种地区的人都是百万富翁。”肖恩接下去告诉珍妮特,他和他的伙伴怎样把偷来的东西卖掉,付钱给司机,买啤酒,然后把余下的钱给那个为爱尔兰共和军募集资金的人。
“我们甚至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是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尽管当时我们对在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天哪!我以前一点都不知道,”珍妮特说。她只知道肖恩在孩童时代曾打过架,偷车兜风过,但是上门撬窃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让我们不要为争论价值观而激动吧,”肖恩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同你的是完全不同的。”“我只是担心你学会为任何行为辩解,”珍妮特说。“我想象你会习以为常的。”“我最后一次干那种事是在15岁的时候,”肖恩说。
他们进入福布斯停车场后把车停在科研大楼一边。肖恩关上发动机,关掉汽车的灯。两个人谁也不动。
“你想继续干下去,还是算了?”肖恩最终打破沉默。“我不想对你施加压力,但是我不能浪费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打苦工。除非有机会调查成神经管细胞瘤治疗方案,否则我就回波士顿去。遗憾的是,我无法独立完成,今天下午同粗壮的玛格丽特·里士满的冲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么你大力协助,要么我们彻底放弃。但是请允许我说清楚:我们是进去搜集材料,不是去偷电视机。并且这完全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珍妮特木然地注视着前方。尽管她的脑子像一团乱麻,但是她不能一味犹豫不决。她看了肖恩一眼,她想她还是爱他的。
“好吧!”珍妮特终于下了决心。“让我们一起干吧。”他们从汽车里下来,向入口处走去。肖恩提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从家用五金店买来的工具。
“晚上好,”肖恩向值班的保安人员打招呼。保安人员皮肤黝黑,留着细细的小胡子,是个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他检查肖恩的身份证时不时眨着眼睛。他看上去对珍妮特的短裤更感兴趣。
“我得给我的老鼠注射,”肖恩说。保安人员让他们进去。他既没开口,他的视线也没有离开过珍妮特的腿。
肖恩和珍妮特通过旋转栅门时,看到他把一台微型电视机放在一排监控电视上面,里面正在转播足球比赛。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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