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听你说过？”Esther问。
“对不起。”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却又像是欲言又止，然后，就走了。
Han离开的那几天，Esther感觉自己被遗弃了，而且已经很久了。他始终没打电话给她，她想要跟他谈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摊牌决裂，还是求他原谅，或者就这样装下去？她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却也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一下他们两人之间的将来和过去。她奢望能赢回他的心，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赢回来。
一周之后，Esther突然接到一个法国打来的电话，她起先以为是Han，结果却是Lance Osler。
她戒备的问他：“你想要什么？“
“Han出了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Lance的回答也很冷淡，把Han在巴黎的情况告诉她，“他几乎什么都不管，就为了找那个女人。”
Esther试图在Lance说话的语气里找到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却没有成功。他听起来也很忧虑，不知道是为了Han，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九月七日是芭蕾舞团原定返回纽约的日子，凌晨时分，她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又是Lance，告诉她，Han没有去机场，不在酒店，也不接电话，到处都找不到他。
她默默地听着，直到Lance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她回答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就把电话挂了。
Esther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累和绝望，她终于知道在Han的心里，自己永远也不能跟G相比。一直以来，她以为Han有许多心结，以至于不能毫无牵挂的爱上一个人，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他只是不能爱上她罢了。她痴坐了一整天，开始想一些别的东西，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将来，更多的是关于她自己的。
当天下午，她打电话给Han，漫长的嘟嘟声之后，转接到了语音信箱，她对着一片微弱空洞的电流声，不带多少感情的说：“给我回个电话。”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接到了回电。
“我没赶上飞机，要到过两天才能回纽约。”Han在电话那头说。
她不愿在电话上揭穿他，只说等他回来，有些事要跟他说。然后就去见了律师，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努力保持冷静，等他回来。
九月十日清晨，她记得大约是四点至五点之间，Han回来了。
她只是浅浅的睡着，听见他开门的声音，就起床走出卧室，看到他站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窗外微蓝的晨光正由上至下逐渐浸润整座城市。
“我有样东西给你。”她看着他说，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递给Han。他伸手接过去，抽出里面的文件来看一眼，那份离婚协议。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努力做出一个笑容，耸耸肩对他说：“我决定放弃了，就是这样。”
他没说什么，找了支笔，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低下头无声无息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到她手里。
她接过来，看着他笑道：“为什么你能表现的那么若无其事？”话音未落，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她赶紧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伸手擦掉。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让她失控，她哭着对他喊叫：“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哪怕一秒钟？！”
“你爱他吗？”他轻声问。
这个问题是她等了很久，无数次想像过，她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反问：“有什么关系吗？”
Han默默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这样吻过她了，沉浸在那片刻的静谧当中难以自拔，但最后还是推开他，对他道了声：“保重。”
17。父亲
“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的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的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两份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的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的”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十八年以前，新泽西
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交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性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操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Han却截然相反，没有朋友，也很少开口讲话，安静的可怕。他生在上海，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那几年Yuan先生忙着读学位，又要省钱，统共只回去看过他两次，印象中的Han还是一个皱皮小婴儿，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了。Yuan先生本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几乎陌生的孩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Han的奶奶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妇俩说，Han做事很有耐心，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且也很善良。但Yuan先生总觉得Han被奶奶宠坏了，有些任性，有些我行我素。
“别总是对他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奶奶笑道，“Han这个孩子有时候是有点固执的，心里有话也不喜欢说出来，这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的。但是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他讲话，就会发觉他好的地方了。”
Yuan先生不明白这话究竟要怎么讲。
“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他做哪些事你会高兴，哪些事情又让你难过。”奶奶笑着解释，这其实还是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告诉她的。那个小姑娘比Han小三岁，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跟着外婆过的。可能正是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Han和她很有些同病相怜之感，从小就很要好，两个人一起养了一只小狗，还在晒台上种了一丛茉莉。
Yuan先生始终都能没学会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实验室的工作很忙，就索性放手不管，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全权交给太太处理。幸好Yuan太太对付小孩子很有些办法，她跟Han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也更了解他。但Han到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这孩子担心。
Han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因为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第一次去学校，是三月的一天，刚好在学期中间，他谁都不认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不不会讲。那天下午，他一脸惊骇的从学校里回来，问什么都不回答，往房间里一钻，站在窗边上发呆。
Yuan太太本以为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但Han似乎总是这样，没有笑脸，很少讲话。上了两个月的课之后，老师找到Yuan太太，说很为Han的心理状况担忧，在学校从来不开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和反应。
那天晚上，Yuan太太跟Han两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很久，直到深夜他睡熟了才出来。
“Han说，他就是那多出来的一个人。”Yuan太太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
Yuan先生不明白，她就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他们住的这个镇面积二十五英亩，人口九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这些数字都清清楚楚的写在社区中心免费赠送的小册子上面，Han看到了，总是想，他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句话让Yuan先生觉得很难过，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Han是多么的孤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Han去见社区中心的心理医生。
那间诊室个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简单，一副办公桌椅，一张长沙发，一列铁皮文件柜，窗上挂着百叶帘，颜色就是那种医院里最常见的蓝。
医生问Han要吃什么，话说的很慢，也很清楚。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医生便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拉过办公桌前的椅子坐在他对面，故作轻松的问：“你玩什么运动吗？棒球？篮球？”
他听懂了，却还是愣了一下，一秒钟之后才回答：“我跳舞。”
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具体谈些什么Yuan先生都已经淡忘，只有这个问题始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医生说话的语调，脸上的神情，包括Han的答案，都不曾忘记过。那句“我跳舞”用的是最简单的句式，不用考虑人称，时态，没有s，ed，或者ing。可能就是这样，暗示着他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Yuan先生夫妇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Yuan太太想起来，Han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上过几节舞蹈课。
Yuan先生觉得这挺荒唐的，在他心里，男孩子学跳舞是件总也理解不了的怪事情。他无奈的笑着说：“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起来让他学这个的？”
“邻居家那个小女孩在学芭蕾的，”Yuan太太回忆道，“Han去看她跳舞，舞蹈班的老师觉得他身体条件很好，问他愿不愿意学，他说愿意，就跟着上了几堂课。那个班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为这事他还被同学笑话过。”
这么一说，Yuan先生也想起来了。去年年末，Han的奶奶生病住院，两个礼拜之后去世，他们回国办完丧事，便开始给Han办去美国的签证。
办完退学手续，从学校回来的路上，Han有些心事重重，怎么都高兴不起来。Yuan先生以为他是因为要换新环境有些害怕，就跟他解释，这不过就是搬个家，换间新学校，他年纪小，很快就能适应的，以后爸爸妈妈总是在身边，还有Russell可以陪他玩儿，再也不会孤单了。
Han踢着地上厚厚一层香樟树的落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到了那里，我还能学跳舞吗？”
但在Yuan先生看来，男小孩应该打打篮球，棒球，要是他喜欢，跟妈妈学大提琴也不错，当然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