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承担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并不符合我后来听说他在加拿大的名声：强硬、古怪、遥不可及。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金先生往渥太华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的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我在他人面前树立可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我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我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我将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32。 一篇论文
我回到纽约之时，几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的安抚政策最终未能平息希特勒，也没能改变他创建德意志大帝国、让德国再次凌驾欧洲的目标。随着不可抵挡的闪电战吞噬了波兰，我读着报纸、听着电台，心中感觉越来越恐惧。那是一种新型战争，我不由得为自己以及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未来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住在“基魁特”对我来说在几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离佩吉麦格拉思很近。我父母过来过周末，但若非如此，我便是独自一人。我把祖父卧室旁边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书房。吃饭的时候，我享受着管风琴—听起来像是钢琴。我尤其喜欢《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的咏叹调。一旦我需要在知识探索的征程途中喘口气，或者在面对“白纸一张的恐惧”时，我可以打高尔夫、骑马、到娱乐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孙河的树林里散散步。这种日子的确很惬意。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我的论文写作，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没有教授可以依赖。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针对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主题撰写出体现创新思想的文章。
33。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1）
我的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的一方面：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海克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信赖的是市场因素，而凯恩斯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认为，只有政府干预—包括赤字财政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结合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才能使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恢复到全面就业和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我所探讨的论点涉及范围较窄—工业产能的应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在那个时候，雇用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包括汽车厂、钢铁厂
等—是美国经济领域里唱主角的。由于大萧条的原因，这些工厂中有许多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严重的个人困境。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往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水平。我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
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都通过年度预算赤字在经济领域投入了资金。虽然形势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出现了缓慢的好转，国家还是有一支庞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业队伍，工业产能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闲置着。经济学家研究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觉得有很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准确地定义使用的术语，而他们的结论如果得以应用，有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不明智的财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预的意见。有一个栏目提出“超低消费是一种痼疾，是工业组织现有结构形式所固有的”，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永久性公共计划，消除借贷限制，提高政府在经济生产计划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于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定明智的计划，就只能由其他人来承担这个角色了。
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我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我发现，这些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种不健康的错误认识，即把闲置和浪费等同了起来。事实上，闲置并不等于浪费。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厂关门的原因是品位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么重新开张就是一种浪费。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此类研究认为，产能没有得到应用或造成资源闲置—并由此导致了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不论当时的情形好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作出了自私的决定：保持低产量，以便获取高价格和巨额利润。
我发现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决定不使用其部分产能的原因有很多：购买材料的困难、季节性波动、高赋税、政府管理过度，甚至是他自己没能正确理解市场。如果某工厂因为技术或者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而关闭，则工厂继续运营所造成的浪费更多，还不如将其铲平，另起“炉灶”。
我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从实务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做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减少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我对于商人的决策过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曾经教过我的经济学家的模式。但是，当我今天再次阅读我的论文时，很显然，对我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海克和奈特，还有我的祖父。
在论述像他那样的商人的行为时，我指出，那些认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惟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
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换句话说，经商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完成自己制定的计划，实现重要的目标，创建某种不朽和无价的东西。我论述说，除了利润方面的动机和个人的满足感之外，商人决策的基础不仅是分析评测其决策对盈亏表和收益报表的影响，而且还有对其工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影响。
祖父一定会赞成这些论点。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我在自己的商务生涯里，一直试图实践这些原则。
34。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2）
我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于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论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将自己的论文终稿装进信封，寄给奈特、瓦伊纳和兰格教授。跟所有作者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读者有何反应，但我确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彻底。我的论文委员会认可了我的论文。4个月后，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
35。 佩吉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并不是仅仅在学术领域里勤奋耕耘。对佩吉麦格拉思的追求，为我提供了非常愉快的换脑机会，并且最终产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
我和佩吉已经相识多年，但是我们是在我从伦敦回来之后才开始频繁而认真地交往的。她的父亲—西姆斯麦格拉思—是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脱（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个合伙人，她的母亲—内瓦冯赞特史密斯—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一位前任总裁的女儿。在大萧条期间，麦格拉思家经济损失惨重，但还能够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风格的宅子里，距离“基魁特”整整22分钟的车程。那条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几乎被车轮碾坏了。
佩吉喜欢韦斯特彻斯特县的静谧生活。她很宠爱自己亲自照料的马—那匹马名叫“士兵”—并训练它跳跃、猎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带有很多朋友，喜欢在骑马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造访，而且常常留下吃饭。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总是第一个参加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恶作剧。跟她一起上过芒特基斯科的里波湾学校的老朋友们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她和一两个同学—包括她的妹妹艾琳—会在冬天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块林堡奶酪放到散热器的后面。学校当局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课，因为他们忙于清理大楼里的空气。
后来，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学校—那是费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进修学校。她是有名的“麦格拉思蝙蝠”，以规避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乐，尤其是那些旨在让女孩们晚上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规定。通过仔细观察，她弄清了楼里每一块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处走动，到她的朋友那里去串门。
我自己就目睹过佩吉的一些恶作剧。有一次，她把一样东西放进了本吉弗兰克林心爱的新车引擎里。当本吉发动汽车的时候，砰地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本吉一脸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在引擎盖下面疯狂地搜寻，直到他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继承了她父亲的正义感，严格地遵循高度的道德标准。她也继承了她母亲在许多事物上的优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选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方面—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同时也得益于她那美妙的身材。
虽然佩吉喜爱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际圈子，但她却非常喜欢参加聚会。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岛为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而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经常在舞会和其他聚会里见面。我们两人都喜欢跳华尔兹舞，而由于这一共同喜好，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圣雷吉斯屋顶舞厅和彩虹舞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彩虹舞厅的一次波尔卡舞比赛中胜出。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漂亮。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强有力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气。佩吉给了我答复—那是在整整24个小时以后。
当我告诉我母亲时—过去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无风趣地说：“啊，戴维，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了电话账单，上面有很多打给芒特基斯科的电话。”
为了买一只订婚戒指，我掏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大约4 000美元，那是我当时所有资源的总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决定。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日子。在我们的感情道路上也有过崎岖坎坷，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日俱增。
36。 小花（1）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舍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提出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每年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让自己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子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