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的其他部分，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十分显著。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和经典艺术的欣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母亲热爱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美，但父亲的品位却局限于比较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10号的整修之后不久，我父母就没有地方存放他们已经购买的一些大型的重要物品，于是他们又买下了毗邻的房子。10号的3个楼层的墙壁上开了几道连通门。父亲就在这里展示着他最喜爱的一些作品，包括18世纪哥白林（Gobelin，欧洲古典纤维艺术）的10张挂毯—《卢卡斯之月》（The Months of Lucas）—那原是为路易十四编织的—和15世纪早期法国歌特式的一套挂毯—著名的《猎捕独角兽》（Hunt of the Unicorn）。
我很喜欢独角兽的挂毯，常常带客人穿过挂着那些挂毯的房间，一幅一幅地向客人们讲解被追捕的独角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客人是纽约州的州长阿尔史密斯—当时他是我姐姐婚礼上的一个客人，他耐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解，后来给我寄来一张他个人的相片，并签字“给我的朋友戴夫，阿尔史密斯”以示感谢。20世纪30年代后期，父亲将这两套挂毯都送给了都市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而那套独角兽的挂毯继续成为曼哈顿岛北端附近翠亨堡里都市修道院艺术博物馆（Cloisters Museum）中的主要特色。
父亲为之骄傲、欢欣的是他收集的大量明朝和康熙时期的中国陶瓷。1913年，他就买下了JP摩根（J。 P。 Morgan）大量收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且终身保持了对这些美轮美奂物品的浓厚兴趣。他收集的康熙时期物品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宽口陶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比我的人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别定做的台子上，展放在10号2层几个房间里的显著位置。那些陶器看上去磅礴宏伟—有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还买了许多小一些的物品，包括神话传奇动物和人物的塑像，色彩精细，巧夺天工。我的脑子里至今还能想起一幅画面—那是他用放大镜在检查自己打算买下的陶瓷，要确保那些陶瓷未曾破损、修复过。
母亲也喜爱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和朝鲜的更加古老时期的陶瓷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形式。她在12号有一间屋子，我们称之为“佛教屋”，里面有许多佛像和观音像，屋子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整个屋子弥漫着浓郁的焚香味道。
母亲在收藏方面还有一个搭档，是她的大姐露西。露西姨妈从小就几乎全聋了，你必须站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才能让她听见。尽管有此残疾，她却是个意志坚定的旅行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她周游世界，走访了许多偏远的地方，而当时旅游是一种比现在危险得多的活动，尤其对未婚妇女来说。1923年，露西姨妈在乘坐上海快车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旅行的时候，火车遭到了土匪的袭击。火车上有数人被杀，她也被绑架了。她被放在驴背上进了深山，当时，土匪的计划是要挟持她索取赎金。当土匪们听说政府的军队在穷追不舍的时候，便突然将她抛弃了。露西姨妈在半夜时分摸索着来到一个带有围墙的村庄。她没有获准进去，便在大门旁边的小窝棚里过了夜，直到早晨才被允许进村。那天晚些时候，她才获救。
无论到什么地方，露西姨妈都要购买艺术品—而且常常是在偏远的地方，用最低廉的价格。她还时不时地为母亲买些东西，然后用大柳条箱托运到我们在纽约的家。幸运的是，露西姨妈的品位很高。她对日本江户时期（1600~1868年）的花鸟复制品和能乐舞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在日本十分珍贵，且非常罕见—并在40年的时间里买进了许多。此外，她还收集了一大批欧洲和英国古陶瓷，包括18世纪迈森陶器（Meissen）的全套Monkey Band，造型设计是约翰坎德勒。她在1955年去世以前，将这些收藏品的大部分留给了罗得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我母亲也为该学院捐献了她收藏的18世纪、19世纪日本艺术大师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和歌的复制品。
14。 上学
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早早地叫醒，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了早祈祷后迅速吃些早饭。父亲让我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并要求我们背诵。然后，我们每人轮流朗读一篇诗篇或圣经里的另外一节。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父亲严厉而柔和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所念内容的意思。嬉笑打闹或者中途插话是绝对不允许的。祈祷总共需要10~15分钟。母亲和我姐姐巴布斯都不参加祈祷。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的身体锻炼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围通过第五大道前往市中心。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温思罗普只能滑到第72大街，而内尔森和劳伦斯经常滑到第96大街。开着纳什轿车跟在我们身后、准备在我们精疲力竭时接上我们的是爱尔兰康坎农家的三兄弟之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马夫，后来都或多或少学会了开车。他们很不习惯坐在车里，最喜欢的是驾驶我们的电动车。电动车在亨利福特的T型车问世之前非常流行，因为它就像是四轮马车，司机像马夫一样弯腰坐在上面。
林肯学校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学的私人学校，不像男孩的勃朗宁（Browning）或圣伯纳德（St。 Bernard誷），也不像女孩的蔡平（Chapin）或布里尔利（Brearly）。那里的学费相当低，具有竞争性，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学校对男女生都开放，其生源构成在市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来自富裕商人或银行家的家庭，大多数同学来自中产阶级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著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 Zorach）的儿子；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从事绘画和挂毯的编织。有几个孩子来自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移民。我的同学们都很聪明，而且—跟我一样—对活动的兴趣大于体育。
当时，林肯学校与纽约所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其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父亲热烈支持约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学校改革，并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父亲和林肯学校的其他创始人们相信，现代学校必须不仅仅是公式数据和死记硬背的场所；学校必须成为人们学习如何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地方。经营林肯学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誷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早年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支持来自大众教育委员会，是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
林肯学校强调孩子们有学习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数课程中，我们没有教科书上具体的阅读作业，而是被要求自己去图书馆搜寻资料。从根本上说，老师教我们的是如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灌输给我们的数据。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拿我来说，我在阅读和拼写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师们根据“进步型”教育理论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我只是读得比较慢，会自己成长起来的。结果，我的阅读能力以及我的拼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约翰—在朗读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难。
在另一方面，我在林肯学校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终身对历史的兴趣归功于我的六年级老师埃尔米纳勒克—是他把过去描绘得栩栩如生。虽然在某些方面，林肯学校造成了我后来的措手不及，我还是在17岁那年进了哈佛，并在那里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学术课程。
15。 波坎蒂克
冬天的时候，全家到威斯特彻斯特县波坎蒂克山上的宅子里过周末，就在如今横跨哈得孙河的塔潘齐桥的北面。我们开着一辆新普利斯（Crane Simplex）车上的山。车顶很高，一个中等身高的人完全可以站在车里。车上有折叠侧座，连司机在内，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7个人。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条路似乎永远走不完—当时没有现代公路，从曼哈顿出发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座位上的长毛绒味道总是让我感到有点晕车。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祖父就在其兄弟威廉在哈得孙河边地产附近的波坎蒂克购买房地产。威斯特彻斯特县的西南部地区当时还是荒郊野外，有大片大片的树林、湖泊、田野和河溪—到处都是野生动植物。最后，我们家买下了波坎蒂克山四周以及波坎蒂克山小村庄大部分地块共计约3 400英亩的土地。那里的大部分村民都为我们家族工作，住在祖父拥有的房屋里。
我的祖父母住的木屋在1901年被大火烧毁。他们没有就地重建，而只是搬进了山下面的一些小房子里—名叫“肯特屋”（Kent House）。他们在里面感觉心满意足。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他们最后在山顶原来木屋的旁边建起了一栋更大、更结实的房子。祖父从1912年起住进了“基魁特”，直到他于1937年去世。在这之后，母亲和父亲搬了进去。
我父母在“公园”里的第一个家—“阿比顿山庄”—是“基魁特”往山下走的一个木结构房屋，很大、很凌乱。“阿比顿山庄”的内部装修呈欢快格调，到处都是橡木面板和地面，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宽宽的金色橡木楼梯从门厅引向二楼，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几乎占据了整个前厅。我记得自己正是在那张桌子上，在1929年股市崩溃的那天看到了《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封面。很多房间里都有壁炉，包括几间卧室。客厅的壁炉在寒冷气候时总是烧着，为客厅营造了一种友善诱人的氛围。带有玻璃门的书架占了整整一面墙，存放着著名作家的成套图书—包括狄更斯和斯蒂文森—以及纪念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和《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杂志的合订本。房子里惟一突出的绘画是乔治英尼斯的一幅大型风景画。
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大型动物的脑袋。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因为父亲当然从来没有参加过非洲的徒步旅游，可是，罗斯福时代过去后没多久，镶嵌型动物纪念品就成了时尚。还有一个填充式大企鹅站在前廊。那是伯德少将送给父亲的，感谢父亲为他的极地探险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在那些日子里，伯德少将经常来我们家。他第一次去南极考察的时候，从小亚美利加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说他用我的名字给一个中转营地命了名。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伯德在罗斯海附近发现了山脉，并将其中之一命名为洛克菲勒山脉—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另一位著名的客人是查尔斯林德伯
格—1927年，他在独自一人飞越大西洋后不久，就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
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的一条支线—帕特南支线—正好穿过祖父拥有的一块地，就在大门的外面有一个小车站。我记得夜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蒸汽火车的鸣笛和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在我卧室窗户的外面有一棵大枫树，秋天的时候一片艳红。树叶飘落的时候，我能看到斜坡上的草坪里，一群羊在高尔夫球场旁吃草—有个苏格兰牧羊人正在四周放牧，不让草长得太高—抬头眺望，是山上的“基魁特”。
我已经迷上了研究自然，尤其是收集甲壳虫，那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小亨利福特在缅因州上了一堂自然历史课的结果。在暖融融的春夜，我常常在卧室外门廊的灰泥墙上挂起一张床单，并在前面放一盏灯。甲壳虫以及其他昆虫就会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用不了多会儿，单子上就会爬满了昆虫。我可以在一个晚上就轻而易举地收集到30多种甲壳虫。令人悲哀的是，如今已经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辉煌战果了，显然是由于过多地应用了杀虫剂。作为一个孩子，美洲大螽斯、知了和其他昆虫的大合唱常常令我夜不成眠。如今，在夏末季节，我们有时能听到一些大螽斯的鸣叫声，但是非常少见。令人悲伤的是，雷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中准确地描述了杀虫剂会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
有两个电工住在山庄里，名字起得非常贴切—贝尔先生和巴茨维尔先生（两人的英文名字原意分别是“铃”和“铃声”）。巴茨维尔先生的女儿路易丝与我同岁，而这一点在我5岁的时候曾经让我确信，我们两人命中注定会结婚。下雪的天气里，“基魁特”四周无边无际的斜坡草地最适合乘雪橇，我和路易丝经常一起冲下山坡。除了路易丝和庄园雇工的其他几个孩子以外，我没有多少伙伴。有时，我会带朋友们出去度周末，但更多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
但是，山庄是孩子的天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在“阿比顿山庄”的山坡上面建造了一个大型“娱乐房”，里面有体操房、室内泳池、保龄球道、壁球馆，以及我为祖父准备鸡宴的厨房。10年以后，父亲又添加了一个室内网球场，上面是巨大的玻璃穹顶，有一个为看球的人准备的休息场所，还有一些冬天保温的壁炉。好玩的地方数不胜数，但是，我记得自己通常不得不独自玩耍，或者是跟周末时过来的家庭老师一起玩。
16。 锡尔港的夏天（1）
夏天，我们总是去缅因州芒特迪瑟特岛东南海滩锡尔港的艾里，离巴港不远。我们常常在波坎蒂克庆祝祖父7月8日的生日，然后于第二天北上。举家迁移是一项复杂的后勤工作，要求准备好几个星期。大小箱子都要从储藏室拖出来，装上我们可能会在将近3个月的避暑期间需要的所有物品。在我们出发的那天，工人们把箱子装上卡车，同时搬上冰箱，里面是消过毒的牛奶，以便孩子们在火车上喝。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然后装上火车。“阿比顿山庄”到处都是喜人的繁忙景象和急不可待的感觉，而我们则匆忙地收拾着我们不得不带上的所有东西：书、游戏和健身器材。
炎热潮湿的夏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波坎蒂克，前往纽约市。家人和仆人们就能占整整一节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除了母亲、父亲和6个孩子以外，还有保姆、家庭老师、私人秘书、父亲的贴身男仆、女侍者、厨房女佣、客厅侍女和家庭女
仆—各自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来照料在艾里的大约100个房间。我父母在1908年将它买下以后又大大扩建了一番。除了普尔曼式卧铺车厢以外，父亲还把一节马匹车厢挂在火车上，里面是他从来都带上消夏的马匹和马车。有个马夫睡在那里，以确保在16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期间不会发生意外。
巴港快车从华盛顿出发，中途在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停留，以便加挂卧铺车厢。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上车，夜里经过新英格兰。第二天早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我们就会经过缅因州蜿蜒的海岸线，看着外面碧蓝耀眼的涟漪。
火车到达弗伦奇曼湾前的芒特迪瑟特渡口时，我们会激动地爬下车厢，呼吸着缅因州空气中的香脂味，指着远处巍然的卡地拉克山。父亲监督着箱子、行李、马匹和人员下火车。我们每个男孩都会帮着提包裹下码头，走上“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