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弗雷德W赖特画的—他是照着一张好照片临摹的，照片上她怀抱着内尔森的大儿子罗德曼，当时罗德曼还是个孩子。那幅画在捕捉她的表情方面超过了任何一幅正式画像。
除了长相以外，我从母亲那里还继承了大量的奥尔德里奇秉性。她那平静的性格与父亲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的紧张、急迫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母亲喜爱小孩儿，而且毫无疑问，作为最小的一个，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的哥哥们经常指责我得到了特殊待遇，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有意识地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偏爱。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味道；收集整套的某种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在她的身边，我吸收了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我从她那里学到的艺术知识超过了所有艺术历史学家和监护人—他们多年来向我传授了艺术历史的技术内容和艺术欣赏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明面上，母亲和父亲在有关抚养我们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对待孩子们也是同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情却差别甚大。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参加我们的早晨祈祷—她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报纸或者写回信。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随意而为是她的天性，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10。 职责、道德、品行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过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打开；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规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着长裙，即使是全家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一样。尽管如此，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却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驱车穿越西南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成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得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距离我们很远。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往来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伤怀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但是，在父亲正经、正确的外表下面，那温柔、温暖的一面，会在我们当中有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点展现了在他的个性中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个内容，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将近50年的亲密关系。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指望得上他的爱和支持，即便他可能并不赞成我做的有些事情。
父亲是个复杂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成就父亲是没有机会效仿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还是被自叹不如的情感困扰着。他曾经描述自己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时期短暂的商务生涯是“与我自己意识的一种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一生都在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和继承的遗产。
早在3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饱尝“精神崩溃”的折磨—如今，我们称之为抑郁症。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积极介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脱离开来。为了恢复健康，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阿比—当时她才1岁—到法国南部度假一个月。结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6个月，而且即便在他们回来以后，父亲还是深居简出。过了将近整整一年时间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够回到办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班。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起过这段故事，虽然有一两回他曾经暗示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感情问题。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经历过困难时期，是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正经历着类似的抑郁。父亲在他身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我的朋友说，当父亲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泪水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10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过上舒适的日子，按照大多数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最后的结果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巨大的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肩负着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已经垮了下来。他也许认定，把巨额财富放到他的身上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计划要在生前或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11。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上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CF&I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卫队。整个冬季期间，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之间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拖进了冲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家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CF&I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远不止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父亲相信，他必须应对导致矿工们不满的根源问题。
接着，父亲聘用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后来，金先生当上了加拿大的首相。金先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在CF&I实施了一个“行业代表计划”，成为劳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父亲与金一起到了科罗拉多，用了几天时间与矿工们会谈，甚至在方形舞会与矿工的妻子们跳舞。
父亲的目标是，要通过解决劳工的困苦、说服商人认识到自己对其工人们负有的更加广泛的责任，来改善美国的劳工关系。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劳工问题的介入并非到拉德洛就结束了，而是把它当做自己今后的中心兴趣。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
司—行业关系顾问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为各公司提供劳工关系方面的咨询。公司很受人们的欢迎。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集团—包括标准石油集团中的几家公司—都应用了它的咨询服务。
拉德洛事件标志着父亲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无论从才华还是从意愿上说，他都不是个商人，但是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给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亲在非常严峻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中的坚毅和力度。此外，在严重的个人悲剧期间，他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1915年3月，他敬爱的母亲劳拉久病不愈去世了，而1个月后，他的岳父也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让祖父相信了，他的儿子完全有资格肩负管理他那巨大财富的职责。从1917年开始，祖父逐渐将自己的剩余资产转给了父亲—当时大约有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父亲立刻着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担起巨额资产带来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座右铭完全一致：进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积极介入祖父创建的各个机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而他在那些机构中已经承担了主要领导职责。但是，他同时还有机会启动他自己的项目—包含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宗教到科学、环境、政治和文化。
12。 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
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在西54大街10号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家并不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和第五大道其他人建造的那种带有角楼、雉堞围墙和豪华舞厅的庄园，但也绝不是简陋的房屋。当时，那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有9层高，屋顶有一个封闭的游乐场。下面是一个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家里人得了麻疹、腮腺炎之类传染病时去的地方。二楼有一间音乐室，里面有一只风琴和一架大钢琴；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招待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的，比如帕岱莱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和博里（Lucretia Bori）。
13。 艺术的氛围
屋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彼此相去甚远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品位是折中型的，范围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她对当代美国艺术家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市中心艺术馆主人伊迪斯哈尔伯特的指导下，母亲买进了希勒（Sheeler）、霍珀（Hopper）、德穆思（Demuth）、伯奇非尔德（Burchfield）和戴维斯（Arthur Davies）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母亲结识了利利布利斯和玛丽奎因沙利文，她们对现代艺术也是激情万分。她们三人担心，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没有什么希望在旧式博物馆中露脸—即便有机会，也要在他们去世以后。她们决定建立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才可能在1929年问世。
虽然父亲为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她的个人需求，但她并没有独立的资源用来购买昂贵的艺术品；莫奈、马奈、德加、马蒂斯和其他艺术家的油画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相反，她购买了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的复制品和素描画，最终积累了相当的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被她捐给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父亲不喜欢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不像生活”、丑陋且令人焦躁，拒绝母亲把当代艺术品挂在家里他常去的地方。在尊重他的观点的同时，她不改初衷地兴趣越来越大。1930年，母亲把设计师唐纳德德斯基—他后来监管了广播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装修—留下来，将10号7层原来的儿童游乐室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长廊。
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的其他部分，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十分显著。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