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谷仓—那是父亲于20世纪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举办的拍卖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买主。
佩吉很快将自己的经营从塔里敦扩展到了缅因州，并开始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寻找土地。最后，她看中了哥伦比亚县的利文斯顿，也就是从波坎蒂克哈得孙河往北大约75英里的地方，并最终在那里购买了将近3 00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养几百头西门塔尔牛。后来，她把大部分土地进行了改造，用于玉米、大豆和麦子的商业化生产。
哥伦比亚县的美丽让我们陶醉了。这个区域沿着哈得孙河依偎在卡茨基尔山的西部和伯克郡东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买下这块地后，发现这里曾经是我们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当时他们于18世纪初从德国莱茵兰德移民到了这里。当佩吉越来越埋头于利文斯顿农场的事务时，她请建筑师爱德华拉蜡比巴恩斯为我们设计一个住宅—我们为它取名“四季风”。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里，每星期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她去世以后，我保留了那个农场，虽然我每年只能去几次。
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哥伦比亚县养牛和农耕事务后，佩吉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农业中新经济形势的认识。由于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出现，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经济资源已经成为不被淘汰出商务界的关键。与此同时，不可阻挡的城市区域的扩张刺激了一股在郊区开发的浪潮，结果不顾土地的质量如何，也不顾对子孙后代的后果，国家大量的最好农田被吞噬了。哥伦比亚县以及美国东北的其他地区曾经被小型家族农场所包围，但如今，许多农场主已经在压力面前退缩，将自己的土地高价卖给了开发商。大片的郊区住宅出现在了从前的农耕地区。
为了阻止这种潮流，1980年，佩吉帮助组建了AFT。AFT并不是要阻止所有开发项目，而是要规范这种杂乱无章的程序的秩序，同时领导保持农田的事业。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权，允许土地所有人就他们自己不动产的未来使用方式设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局限于农业目的或维持其“永久荒野”状态。AFT还游说州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永久性经济储备，以获取这些地役保持权，并因此为小农场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们继续留在农业领域。
虽然在农耕地区的开发压力在继续加剧，但AFT在保护全国各地易被侵占区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个州如今已经有了地役权购买计划，数百处场地已经设置了农业保持区域规划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托及其他创造性计划，以确保农民能够继续从事农田耕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兴趣，都很耗费时间，且相互没有什么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两人也许会逐渐疏远—过着各自的日子，相互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都见过朋友和家庭成员发生的类似情形，但我们没有让它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自觉地努力理解对方，支持各自的兴趣和活动。由于我们同时还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非常幸运的平衡。我很高兴能够为她的几个机构提供经济支持，而她也在我特别感兴趣的机构方面提供了帮助。我们的伴侣关系持久而充满温情。佩吉是个十全十美的伙伴。
130。 政府
我估计，如果我追寻了我享有的进入政坛的任何机会，我与佩吉的关系都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大量旅行，参加多种公共活动，应酬极其频繁。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这并不是她乐意享受的事情。而政治生涯会要求更加沉重的义务，很可能会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付诸尝试，不过我也的确放弃了一些很诱人的机会。
最不寻常的机会是内尔森提供的—1968年6月，肯尼迪遇刺后，内尔森提议要我就任罗伯特F肯尼迪的参议员的职位。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内尔森是否当真，因为他还同时邀请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约翰和我侄子杰伊洛克菲勒。虽然我确实很动心，但我想起肯尼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肯尼迪为司法部长时所遭受的批评，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责有裙带关系，因此我谢绝了内尔森的提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还不得不谢绝了内阁级别的任职机会。理查德尼克松就提议了两次。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当选总统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内尔森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担任财政部长。我告诉内尔森，我希望不要考虑我，因为我刚刚被推选为大通的董事长，凭良心说不能在关键时刻卸任。内尔森将我的决定转告了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
几天以后，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礼节性地拜访新总统。新任命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和尼克松的首席政治顾问布赖斯哈洛也在场。虽然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涉及到许多话题，包括与前苏联的关系以及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我觉得吃惊的是，尼克松从来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到财政部长职位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拒绝，因而我估计这是他表达自己不悦的方式。
5年以后，尼克松更加正式地邀请我担任财政部的职务。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也就是水门丑闻即将接近尾声阶段，我为银行的业务在中东访问。我刚刚抵达科威特，正要动身去会见埃米尔国王，这时我接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当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黑格告诉我，乔治舒尔茨作为财政部长正要卸任，而尼克松希望我能接替。将军请我立刻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见面。我告诉他，我的中东之行刚刚完成一半，还计划了与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们会谈，而且还有在开罗与萨达特的一个关键会议。鉴于此，我解释说，缩短我的旅程会十分尴尬。黑格非常顽固，强调说是尼克松本人提出的这一要求。我向他保证回到美国后立刻前往华盛顿。
2月初，我从开罗回来的那天早上就飞往华盛顿，与黑格讨论约会事宜。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而我自己对政策制订方面的贡献将很有限。几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曾经对工资和价格实施了控制，而我感觉更多的类似措施还会出台。由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让市场具有更自由的约束力，因此我很怀疑我作为尼克松内阁的一名成员将会认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有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恶化、生产增长率下降、外贸当前账户赤字加剧，以及石油危机本身—需要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我觉得由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把这些强硬的措施强加给满心不情愿的公众，至少是很尴尬的，而且我感觉我很可能最终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替罪羊。另外，由于大通本身也面临一些难题，我很怀疑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大通是否妥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总统的提议。几天以后，财政部原副部长威廉西蒙—所谓的“能源沙皇”—被任命接替舒尔茨的职位。
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我谢绝这些官位有很大关系（包括1979年卡特总统跟我谈起的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席职位），同时我对银行的承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我对大通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以及对与我共事和我为之效力的人们的一种责任感。此外，我极其喜欢我的工作，相信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没有职责范围的大使”而取得许多成就，造福美国。
在银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经常代表银行会见我所访问的国家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偶尔总统也会—请我代表他们执行官方或半官方任务。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瓦文萨被镇压以后，我帮助维持了与贾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后门”的畅通；1981年年初，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要求下，我号召美国商业界支持牙买加新当选的爱德华西加保守政府。
我在大通工作的那些年里，许多人声称这些活动是不合适的，干扰了我在银行的职责。我完全不同意。我活动的结果是与外国政府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同时加强了美国内部公私界之间的合伙关系。进一步说，我那些所谓的外部活动给银行带来了很多好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银行在全世界的名声方面。
我对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信念从来都不是很教条。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现实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界，在孕育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者单独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驱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定并推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这两个方面密切合作的时候，最佳结果才能出现。
131。 慈善事业
父亲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殴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视而不见，直到一个行善的人—他所属的一帮人在圣经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危险之徒—停下脚步施以援手，救了那个人的命。你的邻居是谁？你对他负有什么义务？这是故事的要点。对于父亲来说，其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每天早晨早饭前的祈祷中，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尔在波坎蒂克山的联合教堂为纪念父亲而为百叶窗选择的主题—是父亲一生的象征，在激励他做善事。对于他来说，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
父亲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动，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我—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在我看来，这是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
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参与赋予了我巨大的满足。
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类”—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
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迷团被破解。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
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1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
132。 央巴卡帝洛中心（1）
与许多人的观点正相反的是，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
同样，谁也不应当因为审慎冒险而感到愧疚。这是我从熊彼特那里学到的一个基本真理。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把新产品和新创意带到市场，如果没有投资人愿意为之投入资金，那么真正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正如我们在20世纪学到的惨痛教训一样，那时就只有政府来控制生产要素，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和东欧田园荒废、工厂凋敝，亚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几十亿人民生活得伤痕累累。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长期投资—经历了各个不稳定和危机阶段—有力地证明了我愿意承担与收益前景相匹配的风险。也许，我这种冒险意愿表现得更加强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称做“西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 West）的旧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Embarcadero Center）项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是旧金山通过联邦城市更新程序决心重振破败的码头区沿线商务中心区的一次努力，通过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来吸引够资格的开发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蒙哥马利大街以东的市中心地区大部分都是拥挤不堪的破落贫民窟、农产品市场和廉价旅馆。在精明能干的贾斯廷赫尔曼的领导下，为重振这个历史区域成立了旧金山再开发署（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SFRD）。贾斯廷的设想与父亲通过建设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顿中心区的希望惊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个合伙企业—合伙人中还有得克萨斯开发商特拉梅尔克罗、亚特兰大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温斯罗普，拟投标竞买SFRD出售的一块土地。我们建议建设一个饭店和4栋办公楼，连接各楼宇的是广场和人行道，广场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积可用于餐馆和商店。该设计很有创新性，方案很快获得了SFRD的批准。我们的合约要求我们在10年期间分别、按顺序清理场地并建设那5座大楼。我们说服了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成为我们50％的合伙人，并提供建设融资。
我们于1971年开始动工，并在接下来的3年里完成了头两座办公楼和凯悦饭店（Hyatt Regency Hotel），将波特曼签字门廊放在中央位置。不幸的是，我们工程完工的时候，旧金山的经济萧条使房地产市场疲软了下来。
眼看央巴卡帝洛中心的第二座办公楼空置了一半，第三座7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EC3）没有一个租户签约，这时，保德信保险公司拒绝在EC3占有实资—尽管如果我们继续建设的话，它仍然有义务提供抵押融资。因此，1976年，随着因为别处的经济问题克罗和波特曼分别退出央巴卡帝洛项目，温斯罗普的财产执行人又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我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彻底退出，也可以自己单干。如果我退出这个项目，与SFRD签署的协议将禁止我参与EC4的建设。但是，如果我自己融资，则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