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地方，从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萨阿尔哈利法酋长的家族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统治着巴林。20世纪7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下取得全面独立之后，伊萨酋长精明地运用自己有限而稳定的石油收入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他还鼓励开发“国外”银行业务、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在黎巴嫩苦于长年内战和20世纪70年代不断升级的巴勒斯坦危机的时候，巴林取代了贝鲁特的位置，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
贝鲁特是大通多年来在中东业务的重点。该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兴旺发达，我们的分行也业务兴隆，虽然它从来没能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更大范围的地区业务。我们逐渐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把贝鲁特看成是躲避古兰经约束的一个胜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化的商务领域。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马龙派基督教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开始瓦解，在强悍的哈菲兹艾尔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人更加直接地干预黎巴嫩的内政。此外，被赶出约旦圣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里开始运作，招致了以色列的报复。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一种混乱局面。
我最后一次访问贝鲁特是1977年的3月，当时短暂的战斗间隙让我们的分行重新开张了。我希望向我的员工们保证，我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关心他们的安康。在贝鲁特机场，银行的飞机被迫滑行到远离空港的地方。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坐着装甲车来接我们，并护送我们进入市区。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和周围山上的炮火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残垣断壁。我向来下榻的乔治王饭店已经完全被毁。当我进入大通分行的时候，士兵们在我周围排成了一个密集队型。我见了员工之后，分行的经理送给我一块带有俄国标记的炮弹壳—那颗炮弹就在大楼门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所见过的德国的模样。寸土不让的宗教和政治狂人们给贝鲁特带来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坏，构成了后二战时期最大的人为悲剧之一。
巴林—我们于1971年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行—正好利用贝鲁特挣扎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我第一次见到伊萨酋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刚刚成为埃米尔后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的个子，却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礼方面以出手大方而闻名。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纹宝剑，剑鞘上镶嵌着珍珠；如今，它已经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巴林时，酋长中断了一个内阁会议，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个部长—其中许多是他的亲戚—介绍给我。那次，他给了我一块漂亮的劳力士手表。他那敏锐的领导才能使得他的小国家在其强大的邻国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7个盛产石油的小酋长国组成，分散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之间的波斯湾沿岸，1971年随着英国从海湾撤出而成立了联邦。其中的两个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和迪拜—从一开始就垄断了阿联酋的事务。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扎比的时候，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屋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泽地上，波斯湾凛冽的海风给空气中撒满了沙土。没有铺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羊群。一个世纪前英国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这幅枯燥无味的画面上显得十分醒目。由于没有更加合适的建筑，这座城堡就成了以游牧为主的政府的所在地。
首脑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间按照传统的游牧格调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我们坐在沿着墙壁的坐垫上，喝着从长嘴咖啡壶里倒出来的浓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们的主人身穿高级阿拉伯长袍，皮带上挂着一把大匕首，周围是类似装束的人们。他彬彬有礼，通过一个翻译与我们交谈，但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骑马，而不是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讨论金融事务，他会感觉更加舒服些。
两年后，我第二次访问时，石油收入已经开始改变阿布扎比。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统代替了土路。阿布扎比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遥远的过去的遗迹。像沙特阿拉伯一样，所有的石油收入—当时已经达到每年数十亿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长的国库。
酋长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坚毅的脸庞、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不会说英语，但总是控制着谈话。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装饰得很朴素，极像是一座游牧帐篷—丝毫没有当时在沙特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华宫殿的痕迹。扎耶德酋长的习惯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时白天的热浪已经褪尽。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还用小玻璃杯装的热乎乎的骆驼奶招待我们。我觉得骆驼奶味道甘甜可口，但并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一样，扎耶德酷爱狩猎。在我的一次访问期间，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巴基斯坦狩猎回来，他的宝贝猎鹰—每只身价高达10万美元—抓到了几只鸨。鸨比我们的野火鸡略小，也十分机灵，很难捕捉，因此扎耶德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是得意。他问我是否品尝过鸨，当我的回答为否定时，他坚持让我带走几只。我解释说，我们正在进行长途商务旅行，没有办法储存鸨。他问我离开阿布扎比后去见谁，当我告诉他是巴林的伊萨酋长时，他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伊萨酋长的厨师在做鸨方面尤其拿手。
就这样，我们带着鸨到了巴林。酋长立刻把那几只鸨送到了他的厨师那里。由于伊萨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当天晚上的宴会，而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去也门，因此我们无法在巴林吃鸨。于是，第二天早上，一只野餐篮子—实际上是两个人抬着的大篮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飞机。我们装好篮子，飞往也门。在也门着陆后，我们驱车越过几座山，然后停下来享用鸨以及伊萨酋长塞进大篮子里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当时鸨肉已经凉了，很难咀嚼。尽管如此，我们深感那次的经历津津有味：扎耶德酋长的猎鹰捕捉的中亚鸨在巴林烹制后，由满满一车子饥肠辘辘的大通银行家在也门的山坡上享用！
扎耶德酋长喜欢沙漠，喜欢猎鹰捕食，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着他自己国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确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信贷与商务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的丑闻。80年代期间，他提供了10亿多美元来支撑该机构，而法庭的裁决要求酋长及其几个亲密下属另外支付18亿美元来补偿BCCI的股东们。
在发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过我们在巴林的新投资银行机构—该业务的负责人是伊拉克血统的官员，名叫尼米尔柯达尔—曾与他密切合作。尼米尔是一位出色的信贷官员，他对该地区的了解在推动我们在整个海湾地区业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与酋长会谈之前，尼米尔建议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扎比投资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务的问题。我在会谈时请酋长“允许我们有机会作为投资署的顾问为你效力”。不久以后，尼米尔便获准通过大通来管理投资署价值两亿美元的资产。
20世纪70年代期间，大通在波斯湾的势力大幅度增强，最终我们的员工人数达到了200名。大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一个佐证是，大通挑头为卡塔尔4个工业项目融资—《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称之为“1977年交易之最”。
99。 阿曼苏丹王卡布斯
位于波斯湾口—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原油供给必须从这里通过—横跨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在许多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阿尔布赛德家族控制了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并将自己的沿海王国向南扩展到东非海岸外的桑给巴尔。在19世纪，英国保护该统治家族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和来自内陆的游牧部落强人的攻击，并与苏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撤出为美国进入阿曼创造了一个良机。但是，当我于1974年1月第一次来到马斯喀特时，发现美国没有派遣常驻外交人员。国务院似乎没有意识到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回国以后，我将这些情况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我告诉他，尽管英国继续保持着经济影响力，但统治者在寻求与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当时，亨利一心扑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没过几个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联酋大使。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正忙于镇压西部省份佐法尔的动乱。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伊朗国王为苏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参加战斗。我们飞到佐法尔的首府撒拉拉赫与苏丹王会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击手和高射炮，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贴着水面低空飞行，以避免受到攻击。苏丹王对我们为了见他而冒险旅行非常感动，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会面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他父亲是个相当难缠的人物，将自己的儿子软禁了整整6年时间。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见到他时，他才34岁。他是个英俊得出奇的人，长得威风凛凛，留着满脸的黑胡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头上总是戴着艳丽的包头巾。在后来的数年里，我们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79年1月，我在拜访苏丹王的时候，收到了我哥哥内尔森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消息。苏丹王提出用他的飞机送我回家。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通飞机，便谢绝了他的慷慨。
100。 也门的奎特聚会
截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东，我没有访问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是也门—《圣经》中士巴王国的所在地、著名“乳香之路”的起点。1977年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北方传统的部落武装与控制着南方的极端分子武装正在交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没有什么石油，但却具有可观的经济潜力，因为有几十万也门人在波斯湾的油田工作，每个月都寄回几百万美元。我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齐兹阿卜杜尔甘尼首相询问大通能不能与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我们到达后得知，阿卜杜尔甘尼与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塞纳以外大约20英里的家里。他留下话说，我们都被邀请去他家。
我们到达时，发现只有男人在场。他们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垫、地毯上面，听着阿拉伯音乐。偶尔会有一对男子起来一起跳舞。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其他家具。首相没有打断聚会，但热情地让我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是，聚会中最不同寻常的内容是提供的点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酒精是被禁止的。在也门，最有刺激的东西是奎特（qat）。那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据说能产生幻觉效果。这种植物的叶子在嘴里咀嚼后，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压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时间足够长，就能导致一种愉悦的感觉。我们参加过一个奎特聚会，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给了我几片让我嚼。我照办了。叶子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没有什么幻觉的体会。多年来长期饮用不掺东西的马提尼酒，可能已经让我麻木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首相邀请我跳舞，这是了解潜在客户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会谈过去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首相却死于令人恐怖的事件中。来自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使者”带着总统的一个礼物来拜访他。那个礼物其实是颗炸弹。使者一走进首相的办公室就引爆了炸弹。两人当即被一起炸死。
101。 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世界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情愿将自己的人民推入长年的战争和难以置信的贫困之中，以便确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
虽然大通与伊拉克没有什么直接的生意往来，但我们与他们的中央银行保持了许多年的代理关系。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这种代理关系就成了两国之间仅有的联系之一。为了寻找将伊拉克纳入中东和平进程的途径，亨利基辛格请我在访问这个地区时尝试着与伊拉克领导人建立关系。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通过该中央银行的总裁获得了允许进入巴格达的签证，以便讨论银行事宜。我还预约了外交部长萨东哈马迪。哈马迪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的态度从我踏进他的办公室开始就一直是一种敌视。当我告诉他，我是应亨利基辛格的要求来向萨达姆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铁腕人物—转达一个口信时，这种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哈马迪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见你。”我答复说：“我要在巴格达待24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见他。”哈马迪坚持说：“会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交给我。”“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说，“我的口信只能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人听，我没有权力转达给任何其他人。”当哈马迪一再强调不可能会面时，我说：“我要在这里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烦请你转告萨达姆，我有国务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见我的话，我将十分高兴与他会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动身去参加中央银行举行的宴会时，得到通知说侯赛因将于晚上9点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我被指示单独前往。
我被用车送到底格里斯河边的议会大楼。大楼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气氛，在步行通过无边无际的黑漆漆的走廊、经过全副武装的哨兵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我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大楼深处一间光秃秃、没有窗户的小屋子。侯赛因礼节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坚毅的脸上没有笑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留着他那标志性胡子。
我们通过翻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但几天以后，会谈的内容便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贝鲁特的报纸An Nahar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达姆希望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见诸报端。
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觉得伊拉克和美国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这是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的，国务卿希望找到对话的渠道。我问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
萨达姆用手指着我刚刚进来的房门说：“如果满足了两个条件，大门也许会开一条缝。”他说，首先，美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武器，并开始“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美国必须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条件，即伊朗承诺不使用这些武器对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萨达姆强调说，只要伊朗国王继续向起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输送武器，他就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回到美国之后，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萨达姆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个条件是美国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几个月之后，随着伊拉克和伊朗重归于好，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军事援助的确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