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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部分分歧围绕着我们使银行走向国际的方式和程度问题。但是，全球经济变革显然支持我的观点。
83。 面对全新的国际环境
杰克麦克洛伊于1961年1月1日将一个健康发展的银行交给了我和乔治钱皮恩。在他担任董事长的8年里，银行的资产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0多亿美元；存款规模超过了80亿美元；贷款和按揭规模增长到了将近7 500万美元。大通成了纽约市首屈一指的商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美洲银行。但是，我看到了两大致命弱点—没有这些弱点，我们的地位将非常有利。
首先是我们的存款规模。我们没有跟上信贷需求的“爆炸性”增长速度，虽然我们另外有了曼哈顿银行大量的零售型存款，并在纽约市范围里—根据过时了的联邦规定，我们被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设立了许多新的分行。纽约州的金融规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松动开来，允许纽约市的商业银行在毗邻的郊区县韦斯特彻斯特和拿骚设置分支机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海外贷款的低水平。虽然大通在外国代理行业务方面保持了美国银行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但无论是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信贷方面，我们都不是“领先国际银行”。我认为，守旧派在维持国内借贷业务这个主导地位的决心，等于是默认自己要成为二流机构，而这一点，从长期的角度说，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作为一家独立银行的生存。
由于我坚持推行海外扩张的战略而乔治坚决反对，因此我们在银行的联合领导任期就成了漫长的、常常是不愉快的争夺工作重点的斗争。
84。 石油输出国组织
1973年9月22日，我和约瑟夫里德如约来到开罗，与萨达特总统见面。他不在开罗。我们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疗养地，一架埃及的空军飞机将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我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经要求与之会面，以便转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诉萨达特，他渴望摸索缓解美埃之间紧张关系的途径。
我们从亚历山大乘车向西，沿着旧海岸公路前往萨达特的宅邸。他宣称是为了躲避开罗的炎热而来享受地中海海岸的凉风的。我们在一个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一间小会见室。那位官员告诉我们，萨达特正在会见苏联大使。约一小时后，苏联大使从萨达特的办公室出来，简单地冲我们点点头，便匆忙离开了。
两年前，在我们过去惟一的一次会面中，萨达特对我非常冷淡。他无法抑制自己对以色列的仇恨、对美国的鄙夷和对亨利基辛格的蔑视。我准备好了迎接他更多的类似宣泄。但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似乎很平静、放松，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尽管如此，当我转达基辛格的口信时，他仿佛心不在焉。他毫无先兆地突然问道：“洛克菲勒先生，你会不会有兴趣在埃及给你的银行开设一个办事处？”这实在出乎意料。15年前，萨达特的前任纳赛尔不仅将所有的外国银行国有化，而且连埃及银行也不例外。而如今，他的接班人却在邀请大通银行成为这个国家允许回来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
我小心翼翼地作出了答复。我说，大通将有兴趣探讨这种可能性，但最后的决定必须根据细致的商务分析。我还提醒萨达特，大通与以色列银行有着长期的关系，而且我们是以色列国家债券的代理。“总统先生，”我说，“如果我们在特拉维夫开设了办事处，而同时又在开罗开设了办事处，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你能接受吗？”我作好了他暴跳如雷的准备，可是萨达特却神秘地一笑，说：“洛克菲勒先生，这都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我明白了萨达特的意思。
我们在全面考察了非洲之后回家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埃及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进攻，跨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了西奈沙漠。我立刻想到了与萨达特的会谈，以及他那神秘的讲话。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约瑟夫。约瑟夫说，亚历山大空军基地的柏油碎石路面上的许多战机也许应当让我们有所警惕。显然，那天下午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萨达特可能已经在准备这场进攻。
85。 早期预警信号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年轻人的音乐品位、男人的发型、女人裙子的长度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除了油价。廉价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仑的汽油，已经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特权”。这种太平盛世的日子在1973年12月结束了：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沙特阿拉伯轻原油的标价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元。
在1年时间里油价这种4倍的涨幅与供需法则没有什么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国与美国和欧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间关于谁从“租金”（即石油的开采、精炼和市场营销）中获益最丰的长期争执。无论其根源是什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它还大大提高了像大通这样的美国商业银行的作用—因这种价格攀升而产生了巨额“石油美元”的受托机构、石油输出国与面临史无前例的“流通危机”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金融中介。
我第一次产生油价必定猛涨的恐惧感是在1973年的9月，当时我在阿尔及利亚。我是在与萨达特会谈之前根据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尔及尔停留的：他希望讨论在1971年将法国权益国有化之后阿尔及利亚巨大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田的融资问题。
波米迪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为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已经浴血奋战了10多年，反对法国的倾向很严重，但显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仑。他的个头非常矮小，身上穿着一件黑披风，喜欢做出夸张的动作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起着带头作用，并不断要求提高原油的价格。尽管他有这样的名声，但我们非常愉快地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大通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结束了与波米迪安的会谈后，我在俯瞰着荧光耀眼的阿尔及尔湾的一家顶级法国餐馆出席了一个豪华午宴。丰盛鲜美的海鲜、美味惊人的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原本一顿美餐却被桀骜不驯的财政部长搅和得没了味：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诵了一大段对西方公司和银行的抱怨，然后宣称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保证原油价格将在年底前上涨到每桶10美元—上涨幅度超过300％。我早已为他的无礼激怒，对他的荒唐预测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预测演变成了事实。
86。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阿拉伯石油禁运
离开阿尔及尔，我接着赶赴与萨达特的会谈。在阿尔及尔和埃及的两次会谈向我提出了警告：中东即将爆发什么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1973年10月5日，当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也许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军队。虽然他在战争中失败了，他的大胆一搏却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收益。首先，他创造了与以色列平等谈判的条件。亨利基辛格意识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便开始了他的“穿梭外交”运动，并最终与埃及和叙利亚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又为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更加广泛的谈判打下了基础。虽然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到了卡特政府期间才得以签署，但其基础却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间辛辛苦苦建立的。
萨达特放手一搏的决定还有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结果：阿拉伯石油禁运。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军事胜利之后，美国为被包围的以色列军队再次提供了援助。此举进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对美国的浪潮，导致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同意沙特石油部长提出的建议，每个月减少石油产量5％，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以色列撤军至1967年战争之前的边境线后面—得以接受。
当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20日提议为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时，沙特阿拉伯—他们很快获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呼应—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国的石油运输。到了年底，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的预言成了事实。一种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那是一种“政治讹诈武器”—出笼了；在与以色列的政治斗争中，在与西方的经济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强。
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搅乱了西欧以及整个西半球的金融市场，破坏了国际贸易模式，将工业界推进了一个长期的衰退深渊。在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加剧了。到了70年代中期，“经济滞涨”和疯狂的通货膨胀，伴随着萧条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元气大伤，损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加油站前排着的汽车长龙，以及折磨着决策层的几近绝望无助的感觉。
虽然我们的日子艰苦难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脆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许多国家，在欠考虑的“进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价格较高而进行的调整程序几乎根本无法实现。
石油灾难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石油进口国家的金钱哗哗地流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口袋。1973~1977年期间，石油出口国家的收益增长了600％，达到1 400亿美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家。
最终，调整的过程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进步和寻找新的石油来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最理想状况下，也需要几年时间。世界金融系统面临的是首当其冲的危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将资本重新输送到石油消费国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则萧条和停滞可能会演变成爆发性的全球大衰退。
87。 回收石油美元
回收美元和维持全球贸易与金融体制的任务落在了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输出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赚取的巨额资金如何投资。对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来说，他们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们很愿意在回收程序中给予合作。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将其新产生的大部分巨额收入作为定期存款存进美国银行，或者购买美国国债。他们的谨慎政策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将资金回收给石油消费国家。
不那么保守的科威特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结果他们的资金储备以超过沙特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国王把自己新获得的石油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进行有计划的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多元化、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建设新的水电网络和国家教育系统的发展。
由于大通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银行保持着长期联系，因此，我们轻易地获得了该地区的资金。我们在欧洲货币市场的牢固地位—大量剩余资金通过该市场得到了回收—使得我们能够让资金避开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法规限制，对于防止资本市场的长期混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贷款给了外国企业和行业，虽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大部分资金贷给了主宰这些地区经济的国有企业。有时，我们直接贷款给各国政府，为他们的国际收支亏空提供资金。1974年年初，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意大利面临几十亿美元的账目亏损，在为购买石油而提供融资方面遇到了麻烦。在意大利银行举办的一次午餐过程中，该银行的行长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我必须说，我不习惯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同意发放如此规模的贷款，我们也不鼓励给政府贷款，除非这种贷款直接用于生产型投资。但在那种情况下，鉴于意大利局势的紧迫性以及大通与意大利银行的长期关系，我当场同意发放贷款。大通的迅速决策赢得了意大利的欢呼，而最重要的是，该贷款按期还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国际银行能够预先阻止许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统的瘫痪。可是各银行只能一时控制这个过程，更需要的是各国政府的协调行动，才能处理根本问题。但这种协调行动没有出现，而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问题依然存在。
88。 债务危机
虽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国贷款流向工业化世界和石油输出国家，但有1/3的贷款对象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截至1982年，大萧条的残余影响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影响引发了流动资金从许多这类国家大规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着是巴西，然后是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纷纷宣布延期偿付债务的利息，从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严重的威胁。
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蒙受了巨大损失。随着该过程的继续，由于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公司贷款，银行家们备受指责。由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寥寥无几，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数批评家在努力证明商业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时候，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该危机之后的突然性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带来的较长期后果。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艰难的预算削减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为未来生产力而产生大规模借款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更为容易、对抗性较弱的步骤。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些年里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我称之为英雄角色，但还不足以推迟受“惩罚”的时间。
89。 在中东的扩张
虽然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给大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我们作出的反应是制定了在中东和北非大举扩张的战略。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所有允许的地方设点，只要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合这种努力和开销。1970年，我们的区域网络只包含黎巴嫩的一个分行、巴林的一个代表处和迪拜的一家合营银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突尼斯又开设了一个代表处，在约旦的安曼开设了一个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布扎比成立了合营银行。
由于频繁出入该地区，我认识了那里的统治者和政界的高级官员，他们允许大通在当地开设金融机构。比如，在埃及，在萨达特要我们开设分行后不到4个月时间，我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90。 复杂的个人关系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松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