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 第29部分

　
诗中表达自己对远在延安的一双儿女的思念及自己在桂林那种氛围下的郁闷！
当《霜叶红似二月花》发表后，原来熟识的戏剧家熊佛西找到茅盾，打算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取名《文学创作》，以充实西南的文艺生活，他自任总编辑，要求茅盾每月提供稿子。茅盾答应了熊佛西的要求。熊佛西见茅盾答应支持，十分高兴，又说“沈先生是小说家，你的长篇已经杀青，能否再为《文学创作》写些短篇小说？”
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茅盾专门和柳亚子、田汉等商量，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期刊，比自己挥枪上阵更为有利有效。于是3人共同商定，大力支持熊佛西创办《文学创作》，每月至少写一篇。后来《文学创作》创刊后，茅盾果然不食言，一二三期上都有茅盾新写的短篇小说，第一期上发表了《耶稣之死》，第二期上发表了《列那和吉地》，第三期上发表了《虚惊》，即使后来离开桂林，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个人画展的请柬，茅盾拆开一看，是一个自称是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叫沈逸千的人送来的。茅盾似乎不认识这个人。在一旁的妻子提醒道：“这个人是不是在延安见到过的那个画家呀。”
　
这时，茅盾也想起来，前年离开延安时，在交际处的邻居中，就有这位画家，曾让茅盾观赏过他自己写生的毛泽东、朱德、贺龙的肖像画，还非常热情地替茅盾画了一张肖像，又让茅盾给签字。
　
过了几天，茅盾去正阳楼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室参观沈逸千的画展，都是画家近半年来在滇缅战场以及在青海、宁夏等地旅行所作之新作品。
　
两年不见，沈逸千十分热情，陪茅盾参观讲解之后，又请茅盾到他寓所，并拿出一幅题名《白杨图》的水墨画让茅盾鉴赏。他告诉茅盾，这幅画是读了散文《白杨礼赞》后取其意而画的，茅盾一看，十分高兴。沈逸千又说：“沈先生能否在上面题几个字？”茅盾笑道：“见笑了。”兴致甚高，取笔在这幅白杨图上题道：
　
北方的佳树，挺立揽斜晖。
　
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
　
羞挤楠枋死，甘居榆枣俦。
　
丹青留风格，感此倍徘徊。
　
沈逸千在一旁看了，抚掌致谢，连声说好！说完，又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茅盾在延安时的肖像照片，送给茅盾作个纪念。同时，又希望茅盾写点文章，谈谈对画展的感想。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茅盾后来将此诗收进集子，又作了改动。
　
茅盾困居斗室，眼看抗战形势，十分思念留在延安的儿女，两年来，可谓日思夜想。当时茅盾曾在这八九个平方的斗室里，写过一首感怀诗，寄托茅盾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思念：
　
炎夏忽已尽，金风扇萧瑟。
　
渐觉心情移，坐立常咄咄。
　
凝望剑铓山，愁肠不可割。
　
煎迫讵足论，但悲智能竭。
　
桓桓彼多士，引颈向北国。
　
双双小儿女，弛书诉契阔。
　
梦晤如生平，欢笔复呜咽。
　
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
　
茅盾的心向往延安，心系延安。但在桂林，在此地此时，茅盾知道国民党不可能让他去延安。而一直住在桂林的蒋介石派来的刘百闵，十分殷勤地一次一次往茅盾那里跑，希望茅盾去重庆，并抱怨桂林这地方住房太挤窄。
　
茅盾和他周旋了几个月后，也终于下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对于离开桂林去重庆原因，他有一段回忆：
　
我是经过反复权衡才下的决心。我考虑：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顾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与重庆是五十步与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从蒋介石遣特使刘百闵来桂林再三请我们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老蒋是想把我们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日前尚无意向我们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
　
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到了重庆我可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用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至使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茅盾的这段心理独自，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即他已得到中共让他去重庆工作的通知：叶以群从重庆来信，要求茅盾去重庆编《文艺阵地》，这个通知，促使茅盾去重庆，而刘百闵则认为是自己游说的成功还沾沾自喜呢。
　
茅盾要离开桂林了，茅盾心情似乎还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景里，尚不能自拔，在和柳亚子、陈此生一起时，茅盾临别赠诗，他在赠柳亚子诗中，赠人表意，寄寓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
　
一两难啼笑唤荷荷，尚有豪情论史么？
　
寂寞文坛人寂寞，何当买醉一高歌。
　
二尚有豪情论史么？
　
南明旧事费嗟哦，职方如狗满街走，剑佩“成仁”奈则那。
　
三南明旧事岂虚诬，十万倭骑过鉴湖。
　
闻道仙霞天设险，将军高卧拥铜符！
　
四鱼龙曼衍夸韬略，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千红万紫斗春风。
　
在赠陈此生的一首诗中，也同样寄寓了自己的情感：
　
岂缘离别故依依，但恨重逢未可期。
　
刍狗无灵怨圣德，木龙有洞且潜居。
　
忧时不忍效乡愿，论史非为惊陋儒。
　
南国人间啼笑寂，鸡鸣风雨寸心知。
　
柳亚子他们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在11月29日邀茅盾夫妇到月牙山品尝桂林名菜豆腐，并邀田汉夫妇等友人作陪，为茅盾远行饯行。月牙山为桂林名胜之一，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一素菜馆，卖的豆腐闻名遐迩，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七八个友人一起，品尝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江水的喧哗，大家不禁为这几年国事艰难，文网森严以及朋辈聚散无常而感叹，唏嘘。席间，酒过三巡，即兴赋诗赠茅盾。柳亚子放下酒杯，唱道：
　
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延醉巨献。
　
茅盾听罢，赶忙起身，抚掌致谢。田汉对茅盾说，他的长子海男也要去重庆，愿和茅盾夫妇同行，路上可以照应。茅盾自然感激不尽。
　
1942年12月初，茅盾夫妇在田海男的陪伴下，离开桂林去重庆。12月23日，茅盾风尘仆仆地回到两年前秘密离开的重庆。
　
在桂林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茅盾共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耶苏之死》、《参孙的复仇》、《列那和吉地》以及《劫后拾遗》等杂文、评论75篇，共计50多万字的作品。　

　








　
　
第二十五章再居重庆　
　
经过颠簸和周折，茅盾再到重庆。
　
山城重庆和两年前一样，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衙门林立。
　
黄昏的一层暮霭，把山城重庆遮盖得严严实实，万家灯火，朦朦胧胧，闪闪烁烁，陪都的一片太平景象，似乎闻不到一丝战争的气息。茅盾夫妇为找住房而奔波了几天后，终于在生活书店的帮助下，在重庆郊区唐家沱找到了住房。唐家沱在长江边上，距重庆市中心约30华里，每天有两班轮船进城，当天可以返回。住处是唐家沱天津路一号，这是个二层一栋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小伙计，楼下是茅盾夫妇居住。茅盾非常中意这个外有草坪、交通方便但又幽静的地方。但茅盾在唐家沱住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监视茅盾，特地在茅盾住处不远的地方搭了个草棚，并摆起了烟摊。因此茅盾自嘲说：“特务机关对我的重视，使我因祸得福；白天，流氓、乞丐从不上门；夜间梁上君子也不敢光顾。”
　
茅盾虽然是受蒋介石的邀请来重庆的，但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反蒋和抗日活动。为了能在重庆进一步开展工作，茅盾不得不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保持“合作”姿态。茅盾刚刚到重庆时，即1943年1月14日，国民党中宣部为庆祝英美取消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新约而举行文化界茶话会，会上，茅盾应邀出席，并和张道藩见了一面，张道藩一副礼贤的面孔，和茅盾握手寒暄，表示仰慕，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刘百闵来看茅盾，并拿出张道藩邀请茅盾赴便宴的请柬。当时茅盾觉得，既然是请吃饭，想必还有其他内容，有必要去一次。于是茅盾便去张道藩公馆赴家宴。
　
张道藩表面上对茅盾十分热情。那天，他早在门口迎候茅盾了，除了茅盾外，还有刘百闵。席间，张道藩满脸笑容，称赞茅盾应蒋委员长的邀请，率先来到重庆，是有眼光、顾全大局的行动。未了，他说：“你沈先生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怎能寄居于西南一隅，只有在陪都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先生的才智。”谈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又朗声道：
　
“这次沈先生来重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也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希望沈先生以后多与我们合作。”说完，一边给茅盾夹菜，一边看着茅盾，等茅盾的反应。
　
茅盾听完张道藩的恭维，淡淡一笑，“感谢政府对我的器重，也感谢张部长的热情。在桂林时，我也以为到了重庆能多为抗战出力，可是到了这里才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我是《文艺阵地》主编，原想到重庆继续编这个刊物，可现在才知道这个杂志出了重庆市就被查扣，无法办下去了。”
　
“啊，有这等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张道藩故作惊讶，“百闵你知道有这事吗？”
　
“我也是风闻，似乎社会上传说《文艺阵地》是共产党的刊物，下面一些办事人出于义愤，就乱来了。”刘百闵也顺着张道藩的话说。
　
张道藩苦笑道：“沈先生你看，真是胡闹，我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沈先生也许不知道，抗战以来，军政警宪，各成系统，我这个管宣传工作的部长想管也管不了啊。不过，近一年来，《文艺阵地》也有点太那个，……。“

“噢，有什么文章不对么？”茅盾听到这里，也故作惊讶，问道。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请吃菜，来来。”刘百闵从边上打圆场。
　
“哈哈哈，沈先生，我这个人年青时也向往攀登艺术殿堂，后来阴差阳错当上了这个文化宫，实在力不从心。我觉得艺术家的心都是相通的，为求纯正的真善美，就应该摆脱世俗的偏见。”张道藩打个哈哈，话锋一转，又说道。
　
机敏的茅盾也不转弯抹角，放下筷子，转脸问道：“张先生这话可有所指？”
　
“只是泛泛而论。”张道藩说道：“不过，沈先生一到重庆就给《新华日报》写文章，容易引起误会。”
　
茅盾笑道：“张先生当然知道，我是《新华日报》的老朋友，前几天又是创刊5周年，我能不写文章？”张道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也清楚。只是政府这次请先生来重庆，是希望先生多方面地为抗战文化工作做贡献。”
　
“当然，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的事，我都乐于从命。”茅盾边吃边答道。
　
“有沈先生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放心了。”张道藩说。
　
后来，茅盾给由张道藩创办、王进珊主编的《文艺先锋》写了文章；3月18日，又应约到中央文化会堂对张道藩部下作了讲演，题目叫《认识与学习》。后来，又把中篇小说《走上岗位》给《文艺先锋》连载。
　
对茅盾的这些“合作”，张道藩当然十分高兴，他对茅盾也十分客气，认为茅盾帮了他的忙，给了他面子。自然，在白色恐怖的重庆，那些负责监视茅盾的小特务，见这个架势，看到茅盾，也点头哈腰。但是，令茅盾烦恼的是，因为在表面与张道藩取“合作”态度，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议，有些闲言碎语。当叶以群提醒茅盾时，一向心中自有主张的茅盾十分恼火，气呼呼地对以群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方式只能是剑拔弩张呢？我们不是还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吗？只凭热情去革命是容易的，但革命不是去牺牲，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我与张道藩翻脸，这很容易，然而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想当初让我到重庆来，不是要我来拼命，而是要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
　
叶以群连忙说：“沈先生不必介意，我只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传给先生听听，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气话，其实我与张道藩来往，‘合作’，有一定规矩，心里把握着。”
茅盾停了一下又说。
　
“其实，我们都清楚的。”叶以群也笑了。的确，茅盾当时采取这种“合作”
态度，事实证明是对的，据萨空了《从香港到新疆》一书披露，1945年6月，萨空了被中统特务绑架囚禁出狱时，中统局长徐恩曾特托人传来话对萨空了说：“人有幸有不幸，你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了，勒死的，还用利刃划破了他因勒而膨胀了的肚皮。最幸运的是茅盾，他因为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你现在在这里，只是幸与不幸之间。”可见在白色恐怖下，茅盾的做法是对的。
　
在为《文艺先锋》写完《走上岗位》以后，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的曹靖华找到茅盾，闲谈中把一本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给了茅盾，茅盾一看，是一本英文版小说。希望茅盾能翻译出来。当时在进步作家圈内，懂俄文的人不少，翻译苏联小说，一般都从原文翻译，而不是转译。因此，一时茅盾笑而不答，有些踌躇。但曹靖华认为译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中外文修养和对作品风格的理解。茅盾被曹靖华说动了，后来竟一口气把《复仇的火焰》翻译出来。从此，茅盾二度重庆中，又多了一项文学活动，并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为中苏友好作了杰出贡献。
　
1943年11月光景，曹靖华又约茅盾翻译格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后来，在戈宝权的支持下，茅盾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这个长篇小说，后来收入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由重庆文光书局在1945年6月出版。对这个译作，茅盾极为满意，因为经过戈宝权的校阅，译文与原文”达到极准确的程度“。
　
茅盾的这些工作，并没有减轻国民党对茅盾的监视。冷清和寂寞，恐怖和压迫，在唐家沱这个地方，茅盾尚可忍受，有时写作起来，又会忘掉一切，忘掉这令人恐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夫人孔德沚对此难以忍受，加之对一对儿女的思念，她得了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烦躁、心慌，有时又疑神疑鬼，怕每个人都是特务，任凭茅盾怎样安抚，仍无济于事，有时还向茅盾发一些无名火，扰得茅盾十分烦恼。有一次，作家何其芳、沙汀二位四川作家到茅盾家里拜访，茅盾悄悄地对二位客人说：“请你们在外边给孔德沚找个工作来做，工资由我来付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