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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晚上，陶行知、范长江、吴满真、杨卫玉、沈钧儒及其三公子，沈萧文、沈志远及夫人崔云玉，阎宝航、泮朗等杜重远的一些东北同乡和好友，在一个叫“新陪都”的地方吃“小馆子”，欢迎茅盾夫妇和李公朴。在席间，茅盾回答了杜重远的这些朋友的提问，向大家介绍了杜重远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事后有人评论茅盾当时的姿态：“他的态度的平易、诚恳，与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忠实，不假修饰，不取任何小小俏皮，始终平和、坦白、热情，与家人手足一般情致的流露。”
之后，茅盾和邹韬奋、沈钧儒一起，为营救杜重远而奔波，亲自到周恩来同志公馆，向中共请示办法，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茅盾亲自起草给盛世才的电文，以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沈志远、沈雁冰等人名义发出去，委婉而又严正地表明态度，并要求引渡杜重远，结果仍遭盛世才的拒绝。
后来，茅盾又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专门和外国进步记者座谈，介绍了杜重远被捕、赵丹他们被捕的一些背景。
茅盾还经常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或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各种集会、讲演。因此，繁忙的社交活动，原先打算写见闻的计划，只开个头，写了《旅途见闻》、《风景谈》之后，就搁浅了。而在繁忙之中，茅盾还要操心《文艺阵地》，徐伯听告诉茅盾，楼适夷不能来重庆了，但“审查证”已拿来。于是，茅盾又把编委会拉起来，聘了7个人，有叶以群、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等。具体由叶以群负责《文艺阵地》的复刊。叶以群是茅盾在重庆时与周恩来联系的一个联络员。
党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活动，需要茅盾了解或参加，就由以群来向茅盾传达。
茅盾和叶以群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两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紧张的准备，茅盾和叶以群一起把《文艺阵地》6卷1期编就，并于1941年1月10日出版了。复刊的《文艺阵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作者阵容也十分强大，有沙汀的小说《老烟的故事》，有艾青的长诗《玛蒂夫人像》，张天翼的论文《论〈阿Q正传〉》以及曹靖华、戈宝权的译文，茅盾自己则在复刊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风景谈》，讴歌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动人情景。茅盾这篇散文，笔意洒脱流畅，感情洋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所以当时董必武碰到茅盾，笑着对茅盾说，“你这篇《风景谈》写得很好！那些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此后，茅盾接着又针对重庆一股所谓“航空姿态”的浊流，写了一些杂文，如《“时代错误”》，《我的一九四一年》、《谈“中国人真有办法”
之类》。不料，正在此时，传来“皖南事变”的消息，情况又急剧变化。1月7日，皖南茂林地区，遵命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余人，突遭70000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大部壮烈牺牲。惨剧发生10天以后，沈钧儒跑到茅盾房间里，关上门，气喘吁吁地说：“刚刚得到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冲突，顾祝同把新四军一万人包围并消灭了，叶挺受伤以后被俘。今天老蒋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沈钧儒一口气说完，坐在椅子里，喘着气。
茅盾一听，惊呆了，心想，是不是“马日事变”又重演了？
“看来共产党这次吃了大亏。”沈钧儒又说。
“老蒋不打算抗日了，自己一点退路都不留吗？”茅盾缓过神来问。
“是呀，看样子内战又不可避免了。共产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沈钩儒说。
第二天，山城重庆震惊了。各大报都发了为整饬军纪，解散新四军的头条新闻。
《新华日报》则开了天窗。天窗上印着周恩来同志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一时，重庆形势骤然紧张，这时，叶以群来告诉茅盾，过两天中央会有应变方针的，周恩来或徐冰会来通知的。
过了几天，徐冰来告诉茅盾，鉴于目前重庆的险恶形势，为防变故，这里的文化人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你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你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想听听你的意见。
茅盾毫不迟疑地说：“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去哪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吧。”
“那好，过几天再联系。”徐冰匆匆说完，就起身告辞。“‘这几天，沈先生尽量不要到外面去。”临走，徐冰又关照道。
二月下旬，周恩来把茅盾约到曾家岩40号的小客厅里，对茅盾说：
“很对不起，我刚刚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夏衍、范长江、韬奋先生都要到香港去，以群也打算去香港。”说到这里，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
怎么去，我们正在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
茅盾接着表态道：“我没有意见。德沚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这时，在一旁的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先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孔大姐仍旧住在枣子岚垭良庄，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
茅盾回家，与夫人孔德沚商量之后，孔德沚决定和茅盾一起去香港。徐冰也同意了。
隔了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茅盾家，秘密送茅盾到离重庆约20公里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的房子里，等待出发。茅盾一个人住在那里，面对幽静的环境，清闲的日子便决定继续写“见闻录。”由于酝酿已久，一静下来，立刻文思汹涌，一口气写了6篇，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雾重庆”拾零》。其中《白杨礼赞》成为茅盾文学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
在南温泉住了20多天以后，于3月中旬在生活书店程浩飞的护送下，乘汽车离开南温泉，经贵阳、桂林，直奔香港。夫人孔德沚则迟半个月动身去香港。
在赴桂林途中，茅盾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写下了《渝桂道中口占》一诗：
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
第二十三章再到香港
1941年3月底，茅盾到达香港的第二天，朋友得知消息后，便陆续到旅馆来看望他。第一个来到茅盾下榻的旅馆的是正在香港大学教书的许地山。
这位身材魁梧的学者兼作家，见到茅盾十分高兴，他向茅盾了解了重庆的一些情况之后，告诉茅盾说：现在正在主持香港文协的工作，请沈先生多加指导。许地山刚走，萧红和端木蕻良双双来了，萧红是茅盾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此时因患肺结核，正在休养。茅盾关切地询问了萧红的生活和病情，关照端木蕻良和萧红，要抓紧治疗和休养。端木蕻良此时正和周鲸文一起主编《时代文学》，他希望茅盾给他稿子，支持他的工作。茅盾点点头，笑道：“这次恐怕要呆上一段时间了，有稿子自然会给你的。”端木满意地笑了。
隔了一天，正在筹备《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来看望茅盾，并向茅盾约稿。
茅盾一听夏衍他们办《华商报》，十分高兴，夏衍告诉说，《华商报》有个副刊“灯塔”，沈先生是否给个稿子，夏衍并把一份“灯塔”的宗旨递给茅盾。茅盾接过那份宗旨一看，上面写道：“内容力求真实与公道，素材力求丰富而隽趣，特别注重正确而生动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的短小精悍的短篇杂文，绝对避免一些无关现实的长篇大论。”茅盾把“宗旨”还给夏衍，说：“这个宗旨不错，很有现实性，那么‘灯塔，多少天一期呢？”
夏衍忙接上去说：“每个星期出5期。现在我们这里还缺一个长篇小说，你能否给我们一个连载。”“是啊，有沈先生支持《华商报》，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难了。”范长江也附和道。
茅盾笑了，“莫非你们以为我筐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打着埋伏？”
“我们听说沈先生在南温泉时，天天伏案疾书，想来总有可以发表的东西。”
夏衍也笑了起来，承认自己已探得情报。
“是写了一点东西，但不是小说，是杂感式的散文，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而且没有写完，只写了一两万字。”茅盾笑过以后，也承认道。
“够了够了。”夏衍一听茅盾手头有这批文章，忙说道：“没有写完也不要紧，可以先登起来，你一边继续往下写。”
茅盾觉得支持《华商报》也是分内事，便说道：“好罢，你后天派人来取稿，我要从头至尾看一遍，再写一个前言。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了。”
这时，范长江说：“好，现在我们有两个连载了，邹先生也答应给我们一个连载，题目叫《抗战以来》，《华商报》有了你们两位的鼎力支撑，一定开张大吉，声势夺人！”
茅盾一听邹韬奋也已答应给连载稿子，便问道：“韬奋到香港多久了？”
范长江答道：“比你早到半个月，住在九龙，正在筹办《大众生活》。”
夏衍，范长江都满意而归。望着他们的背影，茅盾感慨万端，觉得现在的香港已不同于往日了，变得热闹和活跃起来了。抗战已经成为全民共同的认识。回到房间，茅盾把已在重庆南温泉时写的几篇，重新看了一遍，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弁言”，作为连载时的开头话，在“弁言”中，茅盾感情激愤地揭露国民党文网森严的罪行，又对自己这组《如是我见我闻》文章作了解释和“自嘲”，他说：
“这不是什么游记。”“然则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鲁，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作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仍掉的废片，有的一二尺，有的七八尺，没头没脑，毫无联贯，这边几棵树半个窗洞，那边一个人头，或半身或一条腿，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赏鉴猜详。”
“因此，作者的我，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是什么‘观察’，或什么‘印象’，老实一句话，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帐；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副刊创刊，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开始连载，开场除了他写“弁言”外，编者也作了广告：“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
这一组共18篇的《如是我见我闻》，一直连载到5月16日。后来结集出版时，改题为《见闻杂记》。因为5月份茅盾又碰到另外一个任务，因而这个《如是我见我闻》只好中断。许多如昆明见闻、新疆见闻、延安见闻等都未能及时写出。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茅盾夫人孔德沚也在茅盾到香港半个月后，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和茅盾团聚。于是，茅盾便从旅馆换到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寓所。一天，邹韬奋来看望茅盾，并告诉茅盾，他准备办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刊物，亲自主编。并正式来邀请茅盾参加编委会。
茅盾一听邹韬奋的打算，十分高兴，忙说：“邹先生气魄很大，这个刊物一定能办好。哎，邹先生办的这个杂志叫什么名字？”
“嗨，你看，我糊涂得连刊物名字都没有向你讲了。”邹韬奋也笑起来。
“刊物名称就叫《大众生活》，算是对原来的《生活》周刊的复刊。”
“编委会还有那些人呢？”茅盾点点头问。
“除你之外，还有你的老乡金仲华，有夏衍、千家驹、胡绳、乔冠华。”
邹韬奋又说。“今后，我设想，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检讨上一期的得失和确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编委除了自己要写稿外，还要拉稿。不知沈先生以为行否？”
“好的，好的。”茅盾说，“到时开会时，通知一下就行。”
后来，邹韬奋把这些编委全部请去开会，商量《大众生活》出版事宜。
会后，邹韬奋向茅盾约稿，希望茅盾给《大众生活》一个可以连载的长篇小说。
茅盾答应了邹韬奋的要求。
写什么题材呢？茅盾想到了在重庆听到的一些人和事，也考虑到香港和南洋读者的口味，决定采用日记体来写特务机关的内幕，把在重庆听到的故事放进小说。
后来，小说取名《腐蚀》，写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刻画了赵惠明这个青年女特务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性中爱与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的复杂性。
1941年5月，经邹韬奋催促的《腐蚀》开始在新创刊的《大众生活》上连载。
茅盾在小说开始时，别出心裁，假托在重庆某公共防空洞的岩壁上发现了“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日记主人不知为谁，日记中夹有一男一女的两张照片。这个虚构说明，把读者吸引住了，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吗？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下落如何？”小说连载后，还有不少读者给《大众生活》写信，希望茅盾给女特务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后来茅盾觉得读者的要求也有道理，就给她一条出路。
不过，解放后，有些读者又批评茅盾：为什么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责问得茅盾啼笑皆非。
1941年10月，上海华夏书店出版了《腐蚀》的单行本，不久传到延安，中共翻印后曾供干部阅读，作为干部的一种必读书，成为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当《腐蚀》写得差不多时，茅盾又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开始筹办一个小品文刊物——《笔谈》，因港府对刊物登记要求，必须是港绅，所以茅盾和邹韬奋他们一样，也请了曹克安担任名誉社长和督印人，这样，总算办妥了办刊物的手续。到8月中旬《笔谈》创刊号的稿件已齐，茅盾决定在9月1日创刊。
为此，茅盾还写了“征稿简约”，把《笔谈》宗旨和内容要求体现在里面，开宗明义地说：“一，这是个文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