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别。
茅盾夫妇回到旅馆时，一个矮敦敦的、却显得十分精干的青年已在那里等他们，给他们送火车票来。这个青年叫叶文津，他已经在旅馆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茅盾：“票子已经买好，是8号的。”茅盾拿了车票，十分感谢。这时叶文津说：“8号那天，你们在旅馆等吧，我会来送沈先生的。”
1938年1月8日，茅盾夫妇在叶文津的帮助下，终于登上去长沙的火车。
而夏衍约稿的《还不够非常》也在这一天的《救亡日报》上发表。火车走走停停，4天后才到达长沙。
在长沙，茅盾住在长沙近郊，一个地名很有点诗意的地方——白鹅塘一号。这个地方是孔德沚的同学陈达人的家，此时，茅盾的一对儿女也寄居在此地，陈达人的丈夫黄子通是个教授，房子很大。所以，茅盾夫妇一下车就直奔白鹅塘一号。
茅盾到达长沙以后，下一步去哪儿？黄子通陈达人夫妇十分好客，他们希望茅盾夫妇在长沙过阴历年，在他们家里多呆几天。茅盾觉得再看一下形势，再定行止。
于是，他每天上街，看看市面情况，发现此时的长沙，已经有点抗战气氛了。一队一队的宣传队、募捐队，在街头出现了。《毛泽东传》、《朱德传》一类在上海禁售的书，也出现在街头书摊上了。拄着棍子的伤兵也在满街游荡。这一切，茅盾感慨万端。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他还专门去拜访一些文友。田汉、孙伏园、王鲁彦、廖沫沙、黄源、常任侠等。这些文友见茅盾也来长沙，十分高兴，专门为茅盾的到达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特地邀请徐特立先生参加。这些友人还告诉茅盾，许杰、朱自清也在长沙。茅盾后来又专门拜访朱自清。两人还一起渡江游览岳麓山。
此时，长沙文化界邀请茅盾在长沙“银宫”作了一次讲演。通过这次活动，茅盾认识了一个叫李南桌的文学青年。李南桌是个聪明绝顶的文学爱好者，与茅盾交谈几次后，深为茅盾赏识，并成为经常来往的“学生”。可惜李南桌在颠沛流离中死于非命。茅盾深为痛惜。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茅盾决定去武汉探个虚实。2月7日，茅盾到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热血沸腾，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到处可见。标语、彩旗、大规模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的游行，十分热闹。茅盾心里又勾起十年前的回忆，此时此地此境，1927年的武汉何乃相似！
对武汉这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茅盾毕竟是见到过的。现在的茅盾已非十年前的茅盾了，没有那么多冲动了，更多的是冷静的思索。他想到了中共，走进了中共长江局（即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受聘办《文艺阵地》杂志的打算计划，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活动方式，希望得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副主席听完茅盾的打算笑了笑，说，沈先生的打算很好，我们会动员作家支持沈先生，把刊物办得更好。后来指示吴奚如，凡是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们写的文艺稿件，汇总长江局后，由吴奚如选择，然后交茅盾所编的《文艺阵地》发表。应该说，周副主席这个指示，是对茅盾的极大支持，在当时能享此条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武汉，茅盾与生活书店谈妥办《文艺阵地》后，又去拜访老熟人董必武。董必武见到茅盾，十分高兴，问茅盾是否愿意在武汉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如第三厅等，也许茅盾对十年前在武汉的经历还记忆犹新，表示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的好。
董必武也非常理解茅盾的选择，说：“这也好，我会尽力向你提供有关反映敌后斗争的稿件的。”
有一次，茅盾与冯乃超相遇，冯乃超知道茅盾过去的经历，便问茅盾，“你想不想见见陈独秀？”茅盾一听，十分惊讶，“他在这里吗？”冯点点头，“我知道他的住址。”茅盾兴奋地说：“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十年不见了。”在冯乃超的陪伴下，茅盾去拜访陈独秀，十年不见，陈独秀明显地衰老了，他想不到会在这里见面，依然健谈，陈独秀高兴地对茅盾说：“我经常从你的小说里见到你！”茅盾请教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陈说，“武汉是守不住的，我们都得走。”又说“日本人一定会来轰炸武汉。”茅盾和冯乃超听了陈的分析后，不得不佩服地点点头。
所以，后来茅盾向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听提出，《文艺阵地》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认为印刷条件广州比武汉好。而且，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茅盾的潜意识里，十分钦佩陈独秀对战事的分析和见解。
在武汉那轰轰烈烈的日子里，茅盾依然冷静思考，写了9篇文章，对抗战文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抗战文艺的走向、趋势以及为抗战服务的形式问题等。
2月19日，茅盾回到长沙，向陈达人一家告别，偕妻子儿女于21日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广州。临行，张天翼给茅盾送来一篇给《文艺阵地》的小说《华威先生》。24日到达广州，住在珠江边上的爱群大酒店。一到广州，消息传出，夏衍、潘汉年、叶文津、欧阳山、草明、于逢、蒲风、林焕平、林林等朋友都陆续来看望茅盾。战乱年头，友朋相见，分外亲切。晚上，萨空了又来看茅盾，他准备将自己主编的《立报》移到香港去出版，想请茅盾去香港帮他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说：“不行呀，我要在广州编《文艺阵地》。”
“这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言林》只有2500字一期，你顺手就编好了。还有，你可以到香港去居住，那边环境也比这里安全，用不着天天躲警报。《文艺阵地》在那边编好，再送来广州印刷发行。不是也很好吗。”萨空了苦心劝说着。他又劝茅盾，这样编两个，生活上也可应付日愈高涨的物价。
茅盾答应考虑一下再答复。晚上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迁香港去生活，每月把编好的《文艺阵地》送回广州，而广州则把稿子信件及时送到香港。
萨空了知道茅盾同意后，十分高兴，并约茅盾一家一同去香港。
2月27日，茅盾携妻子儿女，到了香港，先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一条街上，因为在电车路旁，不安静，后又迁到九龙太子道196号四楼。
暂时安顿以后，茅盾把孩子送进华南中学，然后，茅盾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编辑《文艺阵地》和《立报。言林》。4月1日，《言林》复刊，茅盾在《言林》上开始连载《你往哪里跑》的长篇小说。这个小说，也是应萨空了的要求而动手的，写的是抗战题材，刚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暴露了8。13之后上海各阶层人士所持的不同态度，其中有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有汉奸、投机商、托派分子等。这个长篇开始拟名《何去何从》，觉得太刺眼，怕引起麻烦，所以改为《你往哪里跑》。
茅盾这种边写边登的办法，还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在《言林》上发表作品的，有不少知名作家：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等。不久，《言林》便成为茅盾在香港为抗日呐喊、助威的一个阵地。
在《言林》复刊编辑工作走上轨道以后，茅盾同时又投入编辑半月刊《文艺阵地》的杂志，因为有长沙、武汉、广州之行，茅盾对创刊号以及以后几期的稿源，充满信心，蛮有把握了。4月16日，创刊号《文艺阵地》出版，上面有叶圣陶从四川寄来的杂志《疏忽转到严谨》、老舍的《忠烈图》、董必武推荐陆定一的报告文学《一件并不轰轰烈烈的故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李南桌的论文《广现实主义》，以及林林、力扬、王亚平等人的诗作，一时蔚蔚大观。创刊号一出来，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映，一炮打响！尤其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成为抗战文艺作品中“第一个典型人物”。
不料，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竟因印刷质量的不佳而困扰着茅盾这位大编辑家。在编辑这门学科里，茅盾建树颇多，而且多少年的实践，已经有一套丰富的经验，因此，茅盾打算通过关系在香港印刷，不料港英政府怕日本人而拒绝这本抗日杂志的印刷，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茅盾想到上海，想到内弟孔另境，与生活书店商量后，决定秘密送上海印刷，然后再运香港发行。这样虽然路途遥远些，但刊物质量就有保证了。
因此，《文艺阵地》从第四期起，由茅盾编好一期，托人带往上海，由孔另境送厂排印校对。茅盾在编辑上要求很严，一个标点，一个字都仔细推敲过，一篇选用的稿件，都批改得清清楚楚，“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所以，茅盾那段时间，经常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面对劈开的红色小山，遥控指挥——给孔另境写信，讲如何排版、改字等。
也是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为《文艺阵地》、为《言林》，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和作品，在香港这段时间，茅盾自己统计一下，短论20篇，书评30篇，还有长篇连载《你往哪里跑》。
1938年4月的一天，茅盾突然收到上海许广平寄来的信，讲到《鲁迅全集》的事，说原来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协议，商量好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焚于炮火，他们不再承印了。请茅盾在香港与商务的香港分店接触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承印。
同时让茅盾去见蔡元培，请蔡元培为全集作序。4月19日，茅盾拜访在香港的蔡元培，蔡元培先生一口答应为“全集”写序和排印“全集”的事帮忙，并让茅盾去找香港分店经理。蔡元培说了个经理的名字，茅盾一听，笑了，原来这个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的经理叫黄访书，是茅盾20年前在编译所时的小伙伴，同事。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全集》没有在香港印，黄访书与茅盾叙旧时十分热情，谈“全集”就哭丧着脸的情景给茅盾印象很深。《鲁迅全集》经过周折，后来终于在上海出版了，茅盾在其中也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后来茅盾被教育家吴涵真拉去，在一个中华业余学校义务讲课。专门讲授写作和讲解抗战文艺的现状和发展等。茅盾又多了一个宣传抗日主张的阵地。在香港这段岁月里，茅盾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又一个阵地，为抗日战争作鼓与呼。
第十九章西北行
茅盾离开香港去新疆，完全是偶然的，也是被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那种伪装所迷惑的结果。
1938年9月的一天，茅盾在香港一个小型的聚会上，碰到刚从新疆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杜重远。杜重远因1935年5月的“新生事件”而被国民党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禁，因此名扬海内外。此时，他与茅盾一见如故，但谈的不是“新生事件”
的幕后新闻，而是他到新疆后的感受。杜重远充满激情地向茅盾讲述新疆的情形，他说：现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是他东北老乡，又一同留学日本。他推翻了金树仁的反动统治以后，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发展新疆，推动各民族的繁荣。盛世才这个人思想也很进步，北依苏联、东联延安，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他与延安方面关系不错，现在有一批延安过来或从苏联过来的同志在帮助他一起建设新新疆。“杜先生去过几趟了呢？”茅盾问。“去过两次了。
刚刚从那边回来，把工厂迁往昆明的事办妥以后，我还要去新疆。“停了一会儿，又说：”盛世才以为我在搞实业，想请我去担任建设厅长，不过我没有同意。不是我不会当，而是我以为要把新疆建设起来，首先要办教育，要普遍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要从培养干部着手。所以，我向盛世才建议让我去办新疆学院，学院的林基路已下到县里当县长去了，学院没有人去负责，所以盛世才也赞成我去搞教育。“
杜重远说到这里，目光里露出自傲自信的神色，兀自笑了起来，问道：“沈先生你看我能办教育么？”茅盾也笑起来，“能，能，凭杜先生的热情和事业性，一定能办好。”茅盾笑过之后说。
杜重远连忙摆摆手，说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想借新疆学院，集中一批人才为新疆的建设服务。在重庆的生活书店总经理张仲实已经答应去新疆教书了，不知沈先生能不能帮助推荐一些人去那边。“茅盾说：”教书应当从大学里去挑，不过，新疆自古是化外之地，我认识的那些教授未必愿意去。“
杜重远一听，点点头，感叹道：“如果能请到您这样的名作家去新疆，号召力就大了，可惜你在编《文艺阵地》，不然，盛世才一定会设宴欢迎的。”
“也许有一个人愿意去。但他不是教书的。”茅盾瞥了一眼其他桌上那些高声谈笑的朋友，说。
“谁？不是教书的也可以。”杜重远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
“萨空了。”茅盾告诉说。
“哈哈哈”杜重远笑了起来。“空了的处境我知道，他已经答应去新疆帮忙了，《新疆日报》正缺一个内行的领导人呢。”
茅盾一听，也笑起来了。
后来，萨空了辞去《立报》的工作，去新疆了，并为《新疆日报》采购了不少设备带去。他知道茅盾有离开香港的念头，便来劝茅盾也去新疆，“住得惯，住两年，住不惯也就出来。”茅盾表示再想一想。萨空了看茅盾有些松动，又让杜重远亲自来劝茅盾去新疆，并给了茅盾一本宣传新疆的小册于。
茅盾一看书名，是《三渡天山》，作者竟是杜重远。
茅盾看了这本小册子，又听了杜重远、萨空了的介绍，仿佛觉得新疆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幸福，各族人民热气腾腾地建设新新疆。
所以，当时左翼人士私下把新疆当作第二个延安。可以想见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了。
于是，经过左思右想，茅盾决定率全家去新疆，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杜重远之后，杜重远很快便寄来了督办盛世才的正式邀请电报。茅盾把《言林》交给杜埃，把《文艺阵地》交给了楼适夷，于1938年年尾离开香港，登上轮船，开始漫长而心焦的从东南到西北的旅途。
1938年12月20日，茅盾一家和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及杜重远公司的一位职员，乘上名为“小广东”的法国邮轮，取道越南海防，登上去河内的火车，一路颠簸，直到12月28日上午到达云南昆明。
因为云南文协分会的朋友从杜重远那里知道茅盾要到云南来，车到昆明，认识的穆木天、施蛰存、马子华等文艺界朋友早已在车站迎接茅盾了，云南文协分会负责人、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也亲自到车站迎接。
茅盾一家下榻的西南旅馆，是文协早安排好的昆明第一流旅馆，在昆明护国路上。去兰州的飞机要等到下一周才有，所以要在昆明停留几天。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许多从北平、上海等地来的文化人，都住在昆明。因此，茅盾一到，立刻成为昆明文艺界的一件大事，由此而来的日程也被那帮朋友们排得满满的。28号晚上，文协云南分会举行为茅盾洗尘的晚宴，正在昆明的朱自清、沈从文也出席晚宴。第二天，茅盾又出席文协分会的茶话会，下午又有朋友到茅盾下榻处访问叙谈。
30号上午顾颉刚来看望茅盾。31号茅盾去西南联大拜访朋友。真是忙得不亦乐乎。1939年元旦，茅盾一家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