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件什么东西对任何人都不难，生产100万件可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比方说，怎么生产和测试天线？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部手机都需要测试和描述工艺表征，因为在装配作业线上安装天线的方式造成的差别会很大，会影响无线射频的性能。”苹果公司非常执着于绝不留下任何漏洞，公司实际上在总部设计和建造了自己的测试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时，我们把富士康（苹果在亚洲的合伙制造商）的人请过来，对他们说：‘照这个做500次，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好。’”
这可不止是提高工艺，生产出可以正常工作的部件那么简单。iPhone的主要功能差强人意。它的内存和当时最有争议的虚拟键盘还无法好好工作呢。如果触碰字母表中最常用到的字母e，往往会导致其他字母从键盘上弹出来。“打字”以后，字母却不会立即出现在屏幕上，而是要经过一段恼人的延迟才会现身。很多人声称iPhone因为没有实体键盘而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就是其中之一。苹果的主管们也很担心。他们也觉得虚拟键盘使用起来很别扭。“大家都很担心触屏得不到任何物理反馈。”一位主管这样说，但他表示乔布斯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强硬，“史蒂夫的道理就是他在台上说的那些，‘他们把实体键盘装在手机上，这些固定的键位不是对每一个应用都有用。更糟的是，这浪费了半个屏幕的空间。’所以大家都明白，解决这个问题无比重要——这是事关成败的大事。”
苹果还需要重新设计iPhone的显示屏。虽然乔布斯决定显示屏要用玻璃而不是塑料，并已经在前一年秋季找到了材料的来源，事情可不像把一种屏幕换成另一种那么简单。康宁公司的确提供了玻璃，但这只是生产合格的iPhone触屏的众多必需步骤中的一步而已。为了正常运转，必须在玻璃中嵌入多点触控传感器，光是将二者连上是没用的。但是，把传感器嵌入玻璃的过程与嵌入塑料的全然不同，玻璃也比塑料重，所以苹果的工程师们需要更强的黏合剂来固定装配好的组件，要在硬质材料（玻璃不像塑料那样可以弯曲）做的手机上重新调整所有按键的工作方式，还要根据屏幕的重量重新调整设备的平衡度。“这可真是个很大很大的工程，”经历过这个工艺改造过程的一位主管说，“我想杰夫·威廉斯（苹果公司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为完成这个任务，把整个中国所有的玻璃切割机都用上了。”
最后，苹果不得不发明自己的呼叫测试协议，才能让手机进入AT&T的网络。制造商通常会把这个任务抛给运营商，但苹果想要拿到自己的数据，以便应对有关iPhone通话质量的投诉。它担心AT&T用自己的数据把所有的呼叫问题都怪罪到iPhone身上，而实际上主要是网络的问题。苹果希望能驳斥那种诬陷，博彻斯说。“所以，我们在我开的大众捷达车上装了（好几部）手机和电脑，开着车四处乱转，看看是否会掉线。”舒沃·查特吉（Shuvo Chatterjee）说。手机设置为每隔一段时间自动拨打某些号码，用电脑来测量结果。
“如今苹果公司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以用特制的客货两用车来进行测试，但当时我们是一边干一边补漏，因为我们还不十分确定需要测试什么。”查特吉说，“有时候会这样，‘斯科特掉线了。去查查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得开车去他家，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一个信号死角。这事儿在史蒂夫身上也发生过。有几次，我们开车绕着他们家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有点儿担心邻居会不会报警了。”
最终，博彻斯担起了协调管理大多数这类问题的责任。作为苹果公司产品营销部门的负责人，他和自己的团队基本是在担任iPhone的项目经理，在制定整个营销方案之前，帮助乔布斯协调编排各个团队的工作。他和团队成员本身也都是工程师——博彻斯拥有斯坦福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但他们的专长是，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工程细节解释给外行人听。如果某个功能很难解释，博彻斯的工作就是首先提问它对于项目有何重要意义。“我们帮助决定产品的特质，在开发过程中培养那种特质，然后把它转译成产品面世所要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他说，“所以，我们非常关心产品会加进哪些功能，以及产品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博彻斯曾在受众极广的教学视频中担纲主讲，很多顾客认为，博彻斯在第一部iPhone中发挥的作用和乔布斯一样重要。之前从未有人见过像iPhone这样的设备，因此苹果希望保证新用户在使用这个除了开关、音量及静音键之外，只有一个实体键的设备时，不会感到狼狈不堪。作为上市前营销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博彻斯曾计划请乔布斯录制一段30分钟的视频，向顾客详细演示如何使用iPhone。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乔布斯却让博彻斯替他出镜。“我们在1号楼（的第1层）给乔布斯建了一间录像室，以便他（从自己在4层的办公室）一下楼就能拍视频了，拍完就可以回去工作。但我想他还是觉得这太占他的时间了，所以改成了由我来演示。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带着妆一条一条片子地拍摄、排练，每天刮两次胡子，穿着史蒂夫的亚黑色高领衫。”如今，博彻斯把这件高领衫装在有机玻璃盒子里，挂在Opus Capital公司他的办公室墙上，他在2009年离开苹果后加入了这家风投公司。“像这样的衣服再也找不到别的尺寸了，所以要用到衣服夹子。他们从后面夹住衣服，让我穿起来合身一些，因为我（身高5英尺8英寸）比史蒂夫（身高6英尺2英寸）矮。”
博彻斯在入职苹果公司之前，先在耐克公司工作了3年，然后在诺基亚干了4年，当时诺基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他在2004年加入了苹果，帮助公司向宝马等汽车公司销售iPod，以及与他的前雇主耐克等公司合作开发iPod的配件。2004年末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hone时，他是最早被选定的为该项目工作的经理之一。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多半都知道他，部分原因是他在2002年曾来苹果公司参加面试，申请更高级别的岗位，但直到最后一刻乔布斯才拍板决定从公司内部招聘人员。“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史蒂夫走了进来，看了看我的个人简历，问我：‘你到底哪里适合这个工作啊？’我讲了10分钟后，他说：‘好吧，我听够了。’我当时想：‘那就这样吧。至少我跟乔布斯抬过杠了。’”
那次遭到拒绝让他因祸得福。1年以后，博彻斯受聘担任苹果公司较低一级的职位，之后用了1年时间赢得了乔布斯的信任，因为他在诺基亚工作过的背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iPhone项目的一员。“就这样，2004年年底，我成为iPhone的首批营销人员之一。”
博彻斯的职位让他对于iPhone项目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他当时已经47岁了，这个工作比他以往的任何工作都要繁重。在苹果举办的每一场iPhone公开展示会上，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他参与撰写了乔布斯的很多幻灯片，干预过与这部设备有关的每一次广告和公关活动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在2007年Macworld大会结束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博彻斯是统管苹果Macworld大会的经理之一，如果他周末没在会展中心工作12个小时以上，那么就是在驱车从旧金山回家的路上，他的家在普莱森顿市，距离旧金山40英里。前一周的周四他就开着他的本田讴歌到会展中心去了，车子后备箱里装着总数为24部的iPhone示范机，都装在塑料袋，放进两个内部分格的箱子里，这种箱子一般是用来装烈性酒的。接下来那一周的周五晚上，他还得把这些示范机再开车运回来。来回的路上都有苹果公司安保团队的一个成员开车跟着，以至于他开始担心如果警察叫他靠边停车，或者发生了什么小车祸，他在苹果公司的职业生涯多半会就此终结。他车上带着全部的手机，所以，如果他的车开进沟里或是着了火，也就没有什么iPhone可发布了。“我开车带着那些手机进了莫斯康尼中心的地下车库，抱着箱子上楼，进入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带锁的专用房间，工程师们等在那里拆包，重新测试，不停地测试，感觉那天像是测了足有65回。”
在充满紧张感的往返车程中间这段时间，博彻斯是一名指挥，掌管着Macworld大会上每一台iPhone的情况，以及如何展示等事项。他负责安排预演，确保相关人员和设备随时候场，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安保人员，以防止哪怕有一张iPhone的照片外泄。他忙到了根本没有机会看现场的主题发言。乔布斯讲话时，博彻斯正忙着在秀场上把iPhone装进旋转的有机玻璃展示柜中，还得保证苹果为这场盛事聘请的展示人员人手一部设备。
直到第二天早上回到位于普莱森顿的家中，博彻斯才意识到过去的6天有多难熬。在周二主题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他睡在莫斯康尼中心北边的一家旧金山旅馆里，但他竟然忘了退房，把所有的行李都落在房间里了。
在2007年年初准备iPhone的上市，并不是唯一让苹果的工程师们分心去应付的事情。为了研发iPhone，乔布斯让他的两个明星主管——斯科特·福斯托和托尼·法德尔——对掐，看谁能拿出最佳的产品来。这场比拼为时两年，波及公司上下，余波至今未平。这是一场丑陋的比赛，充满了蓄意破坏和暗箭伤人的指责，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两边的很多人都觉得苹果已经不再是他们当初加盟的那家公司了，他们担心苹果再也不是当初那家反主流文化的受压迫者，而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赢利机器，成了一家充满IBM式公司政治的大公司。陷入困境的公司本无道德可言，多年来的苹果公司正是如此，由于公司资源日益减少，一度濒临破产（1997年乔布斯回归时，苹果就是这样），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疯人院政治，但2007年在苹果工作的大多数人却没有经历过这些。苹果公司大约是在1977年成立的，但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公司还在经历着成长期的痛苦，更像是一家10年前刚刚成立的新公司，而不像有30年历史的老公司。从2002年到2007年，苹果的员工人数翻番，达到了两万人。尽管有些人觉得是福斯托的压力迫使法德尔在3年后辞职，法德尔却言之凿凿地否认了这一猜测。他说他和负责人力资源的太太双双辞职是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虽然乔布斯竭力希望他们留下来，两人还是放弃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票，离开了苹果公司。无论如何，iPhone使苹果的业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iPhone不仅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而且光是iPhone给苹果创造的收入，就超过了微软公司的全部收益。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苹果变成了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
但福斯托为了打败法德尔所采取的手段过于激进，大家都对此恐惧不已。很多人觉得他为了争胜，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2012年，CEO蒂姆·库克最终把福斯托挤出了苹果。但在2007年，他看起来像是会在苹果干一辈子，他在2007年受命掌管所有的iPhone软件部门的时候，人才大批离去。留下的人有幸看到福斯托充分展示了他赤裸裸的野心。就连他的拥趸也承认，在最终离开之前，此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难搞老板的典型——把属下的功劳据为己有，自己搞砸了就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乔布斯还在世的时候，福斯托总是以“史蒂夫不会赞成”作为挡箭牌把同事们气疯，他也从不避讳地认为自己终将成为苹果公司的CEO。2011年，据《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报道，公司总设计师乔尼·艾弗和技术部门负责人鲍勃·曼斯菲尔德因为完全不信任福斯托而拒绝与其会面，除非CEO蒂姆·库克也在场。我还听说iTunes的负责人埃迪·库伊（Eddy Cue）对他的态度也是如此。
乔布斯挑拨两位主管彼此斗争倒也不足为奇；他那权谋政治家的一面是广为人知的。但令人惊奇的是，乔布斯任由这场战争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牵连了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那真是一场惊人的大破坏，”一位主管说道，“我觉得史蒂夫在遥远的罗马时代一定是个伟人，那时候统治者可以把人扔到狮子群里，看着野兽吃掉他。他挑拨托尼和福斯托彼此对立。一会儿是托尼前程似锦，一会儿是福斯托得势，然后又轮到托尼，再然后又轮到福斯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马戏。还记得《黑白间谍》＇16＇吗？就跟那个一样——滑稽——如果不提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的话。”另一位主管不约而同地作了类似的比喻。“（2007年）我第一次看（电影）《角斗士》时，就跟我丈夫说：‘这个看上去挺眼熟的。’”她说。（福斯托不愿就该项目接受采访。但法德尔可从不羞于提及自己的感受。苹果公司把福斯托排挤出局后，法德尔告诉BBC说：“斯科特那是罪有应得。”）
回顾往昔，苹果公司的很多人认为，那终究不是一场公平的战争。法德尔的专长是硬件；而福斯托的专长是软件，这让他具备了先天优势，因为很多苹果员工都觉得，乔布斯对于苹果产品的软件和工业设计，远比对内部结构更感兴趣。但在两人的争斗持续期间，最终的结局如何，情况并不明朗。
格里尼翁亲眼目睹了福斯托与法德尔之间的明争暗斗有多严重。他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一块加热的太妃糖一样被双方拉来扯去。甚至还在iPhone项目尚未开始时，格里尼翁就发觉两位主管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2004年，福斯托曾企图阻止格里尼翁转到法德尔的部门工作。当时格里尼翁已经为福斯托工作了3年，负责开发“仪表板”和iChat应用程序。他以为他们俩是工作上相当好的朋友，周末还一起相约去攀岩。但当法德尔给他提供了一个公司内部更好的机会时，福斯托却想尽办法出面阻挠。他表面上支持格里尼翁换工作的决定，背地里却找到乔布斯，试图阻止这个调动的计划。“他对史蒂夫说了很多坏话，史蒂夫最终干预了我调往托尼部门的决定。他把福斯托（和其他几个主管）叫到一个房间里，把他们痛骂了一顿，说：‘好吧，你可以留下安迪，但你手下就他一个人，别人都不归你管了。除了他以外，谁也别想从（福斯托主管的）软件部门调到（法德尔主管的）iPod部门去。’两人之间的敌对就是从这件事正式开始的。”
这场争斗就像一场宗教战争。iPhone项目伊始，福斯托就建立了一个详尽而机密的项目组。这个组织过于保密，以至于一度谁也不清楚法德尔是否知道它的存在。福斯托在他位于苹果公司园区IL2号大楼2层的办公室里开始，从公司里四处挖角，把最优秀的工程师都招至麾下，随着项目的进行，他把整座大楼的各个角落全都封锁了起来。“如果你周末工作，就会看见施工人员一刻不停地进进出出，建起一道道的墙、防盗门……所有的一切……以至于到了星期一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封锁区。我从来没见过墙砌得那么快的。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笑。”舒沃·查特吉说，“在他们改装期间，某些人差不多每两个月就要搬家。我有一阵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盒子里，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打开整理，很可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