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新约圣经》称他们为伪善者）
是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
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
上面那一切。这样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公民
的勇气，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怎么费力气的心理上的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
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
职责的召唤，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某种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
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
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表现。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
？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
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
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是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实
行之事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
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起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起了
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的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
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一种出于信仰的敢于
担负危险的英勇去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
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是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
为它服务，究竟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
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朋霍费尔此语和他后面的思想有些矛盾），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
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地来认真地解决
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问题。可是，在成功是借
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显然毫无益
处，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对此也毫无助益，因为它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
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创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成为胜利者，还是成为失败者。
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责任是上帝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
，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
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被找到，即便它们暂时还显得微贱低下。简而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
而行动，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松容易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人将总能凭借直觉意识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
行事。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
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
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
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
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
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
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
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
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
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
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
，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
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
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
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
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
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
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朋霍费尔这几句话正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一些说明。】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
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
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
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
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
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朋霍费尔有许多相当精彩的阐述，不过问题很可能比年轻的朋霍费尔所设想的更为困难也更为复杂，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愚蠢的，而愚蠢的主要原因也不可能仅仅是制度上的，人们寻找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很
可能也会彼此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钱钟书）。所以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仿佛遥遥无期。
契诃夫在笔记里说：“人们是多么乐意上当受骗，多么喜欢先知、预言家 ，真是浑浑噩噩的一群。”“有一个聪明人
就有一千个蠢人，有一句聪明话就有一千句蠢话，而且会给一千句蠢话淹没。”难怪当年我们梦想中的伟大领袖说起话来“句
句是真理”还不够，一定要“一句顶一万句”。】
对人性的轻蔑？
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轻视人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它会使
我们与人类同伴的关系变得干瘪。也许，下面的这些考虑，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态度的诱惑。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它使我们
陷于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坏的误解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
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怎样常见的事
！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自己的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
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评量。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之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
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性，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生于此尘世为人。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让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
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保存自我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
相反的毁灭自我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事情，对于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作出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
可以得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以被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有力。
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
Gesinnungs（思想、信念）伦理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
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十分重要的是：这种行动是否在原则上
无视这些法则，就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足够证明自己合理的理由；或者它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是不可避
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这些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是真正合理的。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
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护时，那倒并不一定是虚伪的说法。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存的最
佳手段，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虽然这些法则时常被认为是必须打破的，但是，只要是把这种必须作为行动
原则，任意玩弄这些法则，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不过或迟或早而已。历史的内在正义仅仅回报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
正义则考验和裁决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事物的人类。我相
信，不幸时我们进行抵抗所必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是预先赋予我们，以免我们变成依赖自己而不只是
依赖他。这个强烈的信仰将能够减轻我们对未来的所有畏惧。我相信，即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被我们转化为朝好的方
向前进的动力。上帝解除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就像对待我们那些属于善行的事情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越时间的
命运，而且他始终等待着准备回报真诚的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信使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大这个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
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任，以致令我们几乎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越这些不信任的包围的地方，我
们却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直很少的信任。在我们确立了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
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和许多组织联系在一起，而在这许多组织中，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
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那些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尽管信任只能产
生于一种必然存在的不信任的黑暗环境之中，但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幸福之一。我们从未学会
哪怕是一丝一毫地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全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那种健康和有益的宽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灭在混乱之中。粗鲁地
蔑视这种宽容，正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标志，就像心志不能坚定，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大吵大闹、阿谀奉承，而把自
己降低到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水平，是变成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抛弃的地方，在人类的品质以及
宽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规模的混乱正在逼近。在为了物质上的舒适而允许粗劣无礼的野蛮行径的地方，自尊自重就会被抛
弃，防洪的闸门将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