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本节案例45）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9）
15． 《蝗军肆虐滥杀无辜钟记生索血债赔偿》
（29日讯）钟记生，现年59岁，目前是居住在芙蓉巴蕾再也花园门牌838号，他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投诉，指日本蝗军在当年杀害他母亲和兄姐三人，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笔痛失亲人的血债。
他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年约8岁，因为父亲在早年病逝，便与母亲杨容、哥哥钟镜生和姐姐钟妹姑一家四口，在森美兰州林茂甘榜峇都居住，经营小杂货店为生。
日本占领马来半岛之后，在蝗军铁蹄统治之下，到处发生滥杀良民的事件，消息传来之后，地方上的居民都感到害怕，过后他们一家也跟随其他居民搬到离甘榜峇都不远的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去避难。
当时可能是大家都认为该园丘是一个安全避难所，因此从附近地区逃难到那儿的居民约有20多家，共有100余人。避难者除了住在该园丘的工人宿舍之外，余者是住在临时建搭的长屋内。
他说，1942年3月份的某一天，日本兵通过地方上的领袖，通知在金河山园丘避难的“难民”不要再躲在该处，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家。
由於这是蝗军的命令，居民们都不敢违抗，因此各家各户便相继搬回原地去。由于钟记生的小杂货店在他们逃难后不知被何方人士放火烧了，因此造成无家可归，于是母亲便决定先搬到朋友罗荣英位于双溪拉央的家暂住。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钟氏与哥哥一起出来，母亲和姐姐则因为要等罗荣英的父母一起才出来，所以暂时还留在避难所内。后来他的哥哥又回到金河山园丘搬东西，当其兄到该园丘不久后，便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军骑着脚车，也进入金河山园丘。
闯金河山园丘杀死四十余人
那天出来后，钟氏便与罗荣英在其住家后面采人心果，罗氏爬上树，他则在地上等候。当罗荣英爬上树一会儿，便看见那队日本兵踏脚车经过，因为害怕便从树上下来，当时一粒人心果都没采到，两人便一齐进入屋内等候家长从避难所出来。
钟记生的母亲与兄姐是被日本蝗军杀害的
可是当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其他人士从金河山园丘出来，包括钟氏的母亲和兄姐，以及罗荣英的父母亲等人，也没有任何消息，较早前从避难所出来者约有数十人，罗荣英的两位堂兄也在内。
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听到一个坏消息，蝗军进入金河山园丘后，便在那儿大开杀戒，将当时所有仍留在那儿的男女老幼40余人全部加以杀害，并把尸体丢进园丘内一口大水井里。
日本蝗军杀人之后，有人曾经进去园丘内，所以知道被杀者的尸体是被丢进大水井中，不过却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
钟记生的母亲和兄姐遇害后，便由过去的邻居张鸿叔收留他几年，后来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钟福荣接他过去，同时也学习裁缝，重新过着新的生活。
钟氏表示，当年日本蝗军到处干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血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国报》： 《蝗军杀八口母迫嫁三次——许三妹为母申冤索赔》
黄妹是一位苦命的妇女，日治时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军所展开的一场大屠杀惨案中遭刺杀，当时她命不该绝，受伤后逃出生天。
许三妹说：我的母亲是苦命的女人。
过后她害怕会被召去当慰安妇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军捉去灌肥皂水，终于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遗腹女。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养大数名子女，谁知惟一的儿子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被化妆恐怖的剧中人吓死……
黄妹的女儿许三妹，现年42岁，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务县新邦留连平民屋内门牌19号，是一名胶工，她于昨天在瓜拉庇朥在新闻界投诉其母亲的不幸遭遇，并代表她的母亲申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她母亲的亲人被蝗军先后杀害而给予合理的赔偿。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黄妹与首任丈夫赵氏是在中国乡下成婚的，过后夫妇俩便随亲人来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庄定居，以耕种为生。
她说，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她的母亲（当时38岁）与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龄由2岁至10岁之间的四男孩及二女儿，听从村长的吩咐，举家前往当地的学校草场集合，以等待领取日本人分派的粮食。
集体屠杀
当所有村民都到来集中后，日本蝗军便命令每一家庭成员分别列队，然后分批由七八名日军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男人都被绑住手，妇女及儿童则免绑。一声号令之下，先向男人下手刺杀，在场的妇孺都被吓得号淘大哭，最后全部男女老幼都被集体刺杀，死里逃生者仅有极少数。
她又说，她母亲黄妹当时头部及背部等被刺中数刀，右眼也中刀而导致后来失明。黄妹受伤后便昏倒在其他尸体之中，由于没有断气，而被当时睡在尸体堆中装死的姑母救出来，她丈夫与儿女则全部因伤重身亡。当天傍晚，日本蝗军又重临该村放火烧屋。
黄妹因为受伤，其侄儿便带她到森林里，由抗日军负责以草药医治，直到伤势治好后才从森林出来。由于在日治时期，听人说女人如果没有结婚便会被征召去当慰安妇（军妓），她因为害怕便与第二任丈夫萧氏结婚。
痛苦一生
黄氏由于过去受了伤，经常有病痛，而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生活困难。许三妹的父亲许耀当时体恤黄妹的处境，便与她结婚，以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婚后，他们一家是住在葫芦顶铁船，种植香蕉为生。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第三次结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儿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因为受不住演员化妆成剧中人的恐怖面貌，结果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许女士表示，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已经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亲生前经常提起她过去的悲惨辛酸往事，同时也吩咐她们，如果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表她伸冤，并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还给被杀害的亲人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57）
17． 《李信要求日本赔偿——一家五口遭蝗军烧死》
李信
（马口2日讯）日本蝗军在1942年3月3日，扎军在森州林茂时，把李信女士当时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烧死，惨无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蝗军所犯的巨祸，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赔偿。
她今早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侵占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向记者讲述遭遇。
她说，当年其父母李照，56岁，邓恒，48岁，两名弟弟李亚苟，13岁，李亚乌，9岁及妹妹李妹仔，4岁，全被日本蝗军关在一间菜园屋，用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惨剧，令她毕生难忘。
她指出，当时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园，父母是菜农，由于她当年16岁，已经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运逃过劫难。
在她的记忆中，周遭菜农只有七八家人，当天早上，大批日本蝗军来搜查，把邻近居住的人士，全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放火焚烧，后来，她在姑姑丈夫郑慈心的通知下，获悉这宗惨剧。
她说，日本投降后，她曾回到菜园屋，见一片园地，已变成荒草丛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没有人去收尸，再过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热心侨领，把骨骸埋葬在一个地方，因工作关系，一直没有打听日后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朥的李信，68岁，声称日本政府不应视若无睹，对当年马来半岛受杀害的无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赔偿。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寻求登记的蒙难后裔家属，达300余人，惟委员会尚接受外地的登记者，再延长两个月时间，而森州内则不接受登记。
他说，日本方面对半岛的受害者，已公开道歉，说明了日本政府更应该解决受害者及蒙难家属要求的赔偿，惟有这样，才能挽回世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0）
他指出，在整理有关登记者的资料后，将提呈到日本民间和平律师团研究，设法为蒙难家属，死亡铁路建筑者追讨这笔血债。
（参见本节案例61）
18． 1988年4月19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日军屠杀冷宜八号公司员工惨案——张友悲愤填膺话当年》
张友，现年58岁，现在居住在亚依昆宁。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装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却在手无寸铁之下，被日军全部刺杀身亡。
那时，他才12岁，与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整个公司共有60余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无一生还。
张友是见报后于前日到来庇朥，出席一项日治时期“未亡人”会议。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诉说： 八号公司的惨况，令人发指。
虽然已是46前的事了，但对于日军残杀无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当时，冷宜南洛园包工头申达洲，兼管八号及二号公司，惨案发生时，所幸他不在八号公司。事实上，日军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枪佩刀，踏着脚车早一天下午抵达八号公司。
来者不善
日军到来，真是所谓来者不善，他们来到公司，饬令整个公司男女老少60多人出来排队，首先检查每个人之身体，是否有纹身，他们之意是： “纹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断魂之难。
结果，一名身材魁伟之年轻人被点中，由数名日军押走，以后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点去十名壮健年轻人后，所剩下的是年纪较大，妇女及儿童，日军点算遗下之人后，用笔写着： 明天再来，不可少一人，否则全部斩杀……
真傻，当时竟没有一人敢离开，所以会造成集体被斩杀。
张友说： 第二天早晨7时许，该队日军果然重来，这一回除了荷枪佩刀之外，也带来一些泥铲等工具。
日军来到，又令全部的人出来排队，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回必定有难。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头来谈，但日军不允许。
接着，日军又从中挑选十人，押到离公司约六兰带之山沟边胶房与小楼，将十人赶入楼屋去。这里的日本兵又将余下之30多人分为两组，8名小孩（包括张友）及8名妇女被关在一间房内，其余的20名男人被关在另一房内，每个人都被反手绑住，令你插翅难飞。
出来砰砰枪声
这时那小楼发出砰砰砰之枪声，一阵阵凄惨之叫声传来，吓得大家魂不附体，简直不敢相信日军那么残忍，杀人不见血。
“接着，日军又走到我们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该小楼，这时没有枪声，但闻痛苦凄惨叫声……
轮到我们了，这一回休想活命，我与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胶房边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沟，我亲眼看到，日军毫无人道，将人一个用枪尾刀向身上乱刺，一人用锄柄或吹火铁筒往那人头部猛击，不死都不可以。”
张友说：一刀中左臂，穿过后面。
胞弟惨死
“我与弟弟见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蝎心肠的日军并不因为我们年纪小而放过，我与弟弟都被刺，一起滚下坡至沟边，弟弟还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脸扑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听天由命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