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50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50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2）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 “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 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 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 “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 “可以发言吗？”反正不免一死，还不如鼓起勇气，把心里憋着的闷气吐露，于是我开始问道： “你们日本诸君为何不住东京？你们有家眷，家里也有父母子女，有天伦之乐吧？为何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跑到此地来呢？”
法官微微笑，点头，又说： “继续！”我说： “你们应当留在家里，不应来侵略他人国土。我们全体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们本来就是参加组织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么，只要求不判死刑，宁要终身监禁，请考虑。”
十六七人陈述完结，退场，休息。再出审时，军人列队持枪械武器，严阵以待，气氛恐怖异常，好像马上抄斩，人头落地似的。法官宣判： “再确实判词，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无知，被他人利用，特宽大判他监禁十五年徒刑。”
那当儿，说实在话，我如释重负，如同由地狱边缘捡回一条命似地放下心头大石。
欧南园监狱经历
审判过后，我们一行十余人被迅速带至珍珠山附近的欧南园监狱。狱里设刑场，前述两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场，午饭都不让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吓得我们面面相觑。
狱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狱，所谓稀粥全是浆水，只有几粒米飘荡，狱卒与犯人合共在院子里种植一种苋菜，高大如人身，茎粗长毛刺，许多人进食这类苋菜，死于肠出血，我也差一点送命。我被送进监狱里的医院治疗，不见康复。看见医院门前悬一死亡人数牌子，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一种汉方药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记得在狱中住了多少时间，有人告诉我，约两年余，由于饥馑与患病，在出狱时，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间，日军已投降，新加坡光复，抗日组织部人员来病院寻找我们这些同志，并接去疗养。我瘦弱得无法步行，奄奄一息，两手与脚像鸡爪那样僵硬，不能动弹，他们雇三轮车，把我送去“抗日出狱联谊会”，在今新世界（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疗养，当三轮车夫将我载至上述地点，瞧见招牌上写着“抗日出狱联谊会”，即刻婉拒车资，可看出当时人民对日本侵略之同仇敌忾，在战乱时人人都有秉持正义的气慨。
投诉日期： 1998年9月初。
黄宝珠
216． 蒙难者：
黄再炎，男
投诉人资料： 黄再炎之女黄宝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现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诉内容： 我是中国福建金门人，8岁到星洲。父亲本来是一个人过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约12岁，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开战的时候，我住在吉宁街金泉村杂货店，日本军攻打新加坡，我们逃去成泰屋，现改名为荷村，租房逃避日军。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弹射来，落在我们家的厅，轰了个大洞。母亲当年31岁，她叫王桃。我父亲黄再炎去煮面线给母亲吃，当时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铺上，母亲和弟妹同在卧房，父亲端面到厅上坐，我则在走廊，炮弹落下，当场把我父亲的双腿炸断，他当时正卷烟，连手也被炸断。
当时英军在我们门外挖战壕，英军见状，入门抢救，用药水及纱布包扎。我的手被弹片所击中，父亲与我同时被救伤车载去医院。由于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亲因重伤而逝，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地方阴阳两隔，悲伤不可言喻。
我住院数月，慢慢恢复。当时大医院都先抢救军人，我们老百姓却被送去疯人院医疗——杨厝港的红砂厘，疯人都放走了，把重伤人安排进去。
康复之后，医生问要回何处，或是仍留在医院，我说要回吉宁街。有人来带我去牛车水，有位老人认得我，说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脚基的人，邻居又将我带去咕哩间。
当时，母亲已去隆帮（寄宿）二婶的外家，母亲听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捡回一条命归来，相拥而泣。我们到处流浪搭住，后来才租到一层直落阿逸33号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饼，我则捧糕到处叫卖。母亲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缝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岁得了肺病，不能再劳动。我当时十五六岁，担下家庭重担，洗衣，帮佣，一个月只有几十元。
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叶尚友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 “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 我今年77岁，属鸡，来新加坡已67年，10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21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10356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 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帮忙，大概通过那位人士打电话给日本军部讲情，我终于在一星期后从鬼门关逃出，释放回家。
我被放出后，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鲁，逃去福山（现在的红山）妈祖宫，里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国，懂武术，他治疗我脸上的香烟疤，又治愈我背部伤痛。不过，仍留下许多后遗症。
我的背伤经常发痛，吃药很辛苦，又尿失禁，换了六个医生，也无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们打的积伤，常常泪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几乎失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凭一点模糊轮廓知道你坐在对面说话。
讲到日本我就恼。那些去日本工作玩乐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恶。那些日本兵诬告我唱什么爱国歌，随便假借证据，冤枉平民老百姓，我并不是畏罪（因被诬唱爱国歌），而是为了父亲，“自投罗网”，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认为我父亲当年是因为捐款给筹赈会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Dover Rd附近，过去叫ABC酒厂，那一带日本兵活动频繁，白日值班，晚上出来肆虐妇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给一对夫妇，男人被杀死，日本兵抢夺了那女人强奸，后用日本刀刺死那个少妇，那女子貌美，还在新婚期间，日本兵十分残忍，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我有11个子女，9女2男。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219． 蒙难者：
陈福来
陈朝根，男，40余岁
陈福裕，男，8岁
陈玉枝，女，7岁
投诉人： 陈福来，男，1936年生，现在住在BLK 95#07770，momwealth Drive。
投诉内容： 我只记得是在1942年发生的事。我当年有6岁，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6人、姐妹3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两户人家，隔邻是我们的远亲，他们家也住了10人。
当日，我人在厨房，突然，过山炮打来，是日本兵炮弹，炸落时，我们家顿时乱成一片，惊慌与哀号，炮火过后，发现我三哥被炸破肚肠，大姐严重脚伤，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伤。我们邻人则击中两个小孩的腹部，即刻丧命。
混乱声中，有人载我父与我及三哥到陈笃生医院。没几日，陈笃生医院也被炮弹炸毁，我们被院方转移至竹脚医院，我三哥仍留在陈笃生医院。
我父亲在事发的第二天想到陈笃生医院探视三哥，遭到日本军人半路拦截，不准进入医院的道路。他回家后便随便骗我母说三哥已死去，母亲含泪度日，实际上是父亲不知儿子是否尚存活人间，便不了了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无处伸冤。
我与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脚，初时，医疗人手不足，没有医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里面住到沦陷后，大约两个月，由我祖母去领了出来。领去看中医师，在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