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我从采访和多次的会见中，已经养成习惯，看待这种感情就象看待文献一样。正是在这感情的文献中，我听到了时代的语言，见到了一代人的风貌。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两年前，我找到了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会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还记得，我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是你吗？’您想啊，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她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不停地抹着泪。我问她：
“‘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她回答我说：
“‘我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可是她的瓦尼亚的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
“‘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乘员离了车（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不然，我们本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我根据录音带把她的故事整理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本去。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和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军事爱国主义贡献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简直没剩下什么了——删得面目全非。关于炊事员在大锅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丝毫无损于她的“叔叔，那边的叔叔派我给您送来这个”那段，也删掉了……在写有米沙故事的那页纸上，划了三个愤怒的问号。我不得不解释说，我需要的不是什么剪报，而是她的生动讲述。
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譬如，如果在房间里除了讲述人之外，还有个什么亲朋好友或者邻里街坊，那她就讲得缺乏激情，缺乏信任，远不如和我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认定了这样一个规律：听者越多，故事越是枯燥无味。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自己也这样说，她对我谈的是—种战争：“就象跟女儿谈心一样，要让你们知道，当时我们完全还是孩子，却不得不经历那一切。”而另一种战争，却是为演讲大厅准备的，“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象报纸上的官样文章……
我读着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来信，回忆着那天我们在她的餐桌旁无拘无束喝茶的情景。她一个人讲，我们两人一起哭。
第04章“我们这幢楼里有两场战争……”
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小楼。我一推开这幢楼的大门，就有人对我说，“我们这幢楼里有两场战争。”海军中士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彼得维申斯卡雅在波罗的海海巡部队里服过役。她的丈夫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则当过步兵中士。
我和萨乌尔·亨利霍维奇两人在看他们的家庭像册。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正在与女儿通电话。
“她在发布晚间命令呢。”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开玩笑说。
隔着玻璃门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她咳嗽了？她在我这儿一整天，连一声也没有咳嗽过。你要给她喝点热茶，掺点儿马林果酱，用我的头巾把她喉咙裹好……”
一听就知道，外婆的头巾是外孙女的灵丹妙药。
“难道这就是我吗？”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打完电话，回到我们旁边，双手捧起一张照片说。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装，胸前挂满了战斗勋章。“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总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的外孙女五岁时，有一次萨乌尔把相片拿给她看，她问我：‘外婆，你早先是个男孩，是吗？’您能想得到吗？……”这时她的脸色严肃起来：“那时我们哪有什么子孙满堂的奢望？去年我们去参加老战士聚会，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做爷爷奶奶了。整整一个营的老奶奶老爷爷……您能想得到吗？……”
她总爱说“您能想得到吗”这几个字眼儿，看来这是她的口头禅。我打量着她那生动的、天真快乐的面孔。她动不动就爆发出一阵滴溜溜的笑声，引得我真想知道她在四一年那会儿究竟是什么样……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战争一开始您就上了前线吗？”
“不，我开始是向后方疏散的。一路上列车不断遭到扫射轰炸，敌机几乎是贴着地皮飞。我记得，一群技工学校毕业的男孩子从车厢里跳出来，他们全都穿着黑色军大衣——这不是当活靶子吗！结果他们全部被打死了。敌机简直是擦着地面飞行……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敌人是在数着人头射击……您能想得到吗？ ……
“我们在工厂里干活，人家管饭， 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心急如焚哪……四二年六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书，把我派往列宁格勒。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一天我记得最清楚：白夜，一队队身穿黑色军装的水兵在街上巡逻。我感到情况很紧张，看不见一个居民，只有探照灯在晃来晃去，水兵们来来往往，他们就象国内战争时期一样，扎着宽腰带，就跟在电影里似的。您能想得到吗？……
“城市四周已被团团围住。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非常近。本来乘三路电车可以到基洛夫工厂，而现在那里已经是前线了。天空只要晴朗，敌人就开始炮轰，而且是有目标地炮轰，炮轰，炮轰……大批军舰停泊在码头边，虽然都进行了伪装，可还是难免被击中。我们负责施放烟幕，任务就是用烟幕来掩盖、保护军舰民船。炮轰一开始，水兵们就说：‘姑娘们快块投放烟幕吧，有了烟幕我们就保险了。’我们携带专门的混合剂，坐着汽车开来开去，而这时候别人全都躲进了防宰洞。只有我们，就象俗话说的，引火烧身。德国人呢，专门对准施放烟幕的地方射击……
“告诉您，那时我们的给养来源也给封锁了，但是我们却支撑住了……首先，因为我们年轻，这是重要的一条，其次，列宁格勒市民感动了我们：我们多少还算有一点供给，虽说是最低水平。而列宁格勒的居民常常走着走着就饿得倒下了。有几个孩子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拿出一点给他们吃。他们简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头。就这样，我们仍然坚守着这座城市。我们和男人们干同样的工作。隆冬季节，列宁格勒没有燃料，上级就派我们到城里去拆房子，有的地方还有些木头建筑。当我们向这些木头房子走去时，心里真难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耸立在那儿，而住在里面的人却死的死，逃的逃，现在我们又要把它拆毁。所以一开始，大概有半个钟头，谁也不忍举起撬杠，都呆呆地伫立着。最后指挥员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杠戳进木房子，我们这才开始动起手来。
“我们还要采伐木材、搬运弹药箱。我记得，有一次我搬起一个木箱子，咕哆一声栽倒在地上……这是一桩事情，还有一桩事儿，（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女人！）事情是这样：我后来当上了区队长，我这个区队全都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没有厕所。小伙子们需要解手时，可以隔着船舷，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我怎么办呢？有两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过船舷，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小伙子们看见了，就大叫大喊：‘队长掉到水里了！’七手八脚来拉我。当然，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您问武器本身的重量？对于妇女来说，它当然是很重的。刚入伍就发给我们步枪，可步枪比我们人还长。姑娘们走起路来，刺刀高出我们足有半米。您能想得到吗？……
“男人对—切都比较容易适应。可我们却弄得很苦恼，特别想念家乡，想念妈妈，想念舒适的生活。我们部队有个莫斯科姑娘叫娜达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奖章，上级还放了她几天假回家，以示鼓励。她探家结束返回部队时，我们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气味，排好队轮流去闻，大家都说她带回了家乡的味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痛苦地思乡……
“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们就坐下来绣点东西，象头巾手绢什么的。公家发给我们包脚布，我们却把它改制成围巾，织上毛茸茸的花边。真想做点儿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队里女人做的事情太少了，简直让人受不了。为了能拿拿针线缝点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会儿功夫来显示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
“我觉得，我们在战争中心肠变硬了，谁都没有真正地笑过一次，没有真正快活过。不，我们的确也笑过，开心过，但完全没有战前那样的心情。战争打了这么多年，人们一直处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特殊环境之中。您能想得到吗？……”
这句“您能想得到吗”问得有点突然。可是却使我猛地记起，我坐在这里，坐在这幢房子里是为了什么。录音机能够录下语言，保存语调，假如还能“录下”对方的眼神、表情、手势和他们激动的样子就好了。瞧，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穿着一件赏心悦目的少女款式的短衬衫，佩着一条，黑底白点的领带，十分合体。萨乌尔·亨利霍维奇感情充沛，显得很激动，似乎因为那把狭小的椅子容纳不下他，他换坐到大沙发上。他身宽体壮，紧挨着象艺术品一样小巧玲珑的妻子坐着，愈发显得高大了。我望着这对夫妇，无法想象他们竟然双双参加过战争。
然而他们确实参加了战争。
“我们都经历了战争，”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对我说，“但是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两场战争……每当我们回忆往事，我都感到，她记得她的战争，而我则记得我的战争，我的部队也有过象她给您讲的如何想家和排队嗅那个探家回来的小姑娘那种事。可是这些事我已经忘掉了……她还没对您讲海军帽的故事吧，奥莉娅，你怎么忘了？”
“我没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突然紧张起来，“讲起来真伤心……那次攻击一直持续到深夜，清晨，我走出去，看到海里浮着一些水兵无檐帽……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飘走为止。我看了整整一个早晨……”
“她讲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但就象现在人们常说的，给孙子们讲的都是‘掐头去尾’的故事。我常常给孙子们说的，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战争。我发现，孩子对她的故事更加喜欢些。”萨乌尔·亨利霍维奇说的是实话：“我讲的故事，具体军事术语比较多，而她的故事里，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胜。我想跟你说说我在战争中的一点儿感受。我们步兵里也有女兵，只要她们当中有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腰杆挺得笔笔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他马上补上一句：“这句话也是我向她借用来的。不过，您确实不能想象出，女人的笑声、女人的目光在战场上是多么动人心魄！
“您问战场上是否能发生爱情？当然有！我们在战场上遇见的女人，个个都是美丽的妻子，忠实的伴侣。在战争中结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俩就是在前线相爱的。当然我不否认还有些不太好的事，因为战争时间很长，在战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记得最多的是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过，这就象人们听说的，都是非公开的事情。我们连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女儿们的命运却不尽顺遂。许多人出嫁后并不幸福。这是因为：她们的妈妈，前线的老兵们，总是按她们自己在前线养成的习惯，按照战时形成的道德标准，来培养女儿们。而在前线，一个人的人品是一目了然的。结果，女儿们根本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她们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告诫她们世上还有卑鄙行为。于是，这些姑娘在出嫁时就很容易落入骗子之手。他们善于欺骗她们，因为欺骗她们毫不费事儿。我们前线战友的许多孩子都遇到了这种事。我们的一个女儿也……”
“我们这些前线老兵十分感激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因为她首先在《真理报》上提出了问题，指出不少前线的女兵现在还是独身一人，没能成家立业，甚至有许多人到现在连住房都没有，对于她们我们是问心有愧的。从那时起多少引起了人们对前线妇女的关注。”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向自己的孩子们讲战争？”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沉默着。萨乌尔·亨利霍维奇说：
“那时我们也许还没有理解到，没有意识到我们做了什么事。几十年过去了，生活迫使我们去思索早先的遭遇。那时离战争年代还不远，每想起它还十分可怕，我们只想别吓着孩子们。”
“是想忘却战争吗？”
“就是想忘也不可能。她有个姐姐，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是个寡妇。她有两个儿子，全都牺牲了。一个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另一个往家里写过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正开赴前线。一切都好。’可是战争结束后，母亲只得到一份通知书：儿子失踪了。连儿子在什么方向、什么地区失踪都不知道。她不断地在阵亡烈士墓中寻找，只要还活着就一直找下去。我曾经是个军人，而且也不是脆弱之辈，可是每每想起她，我就会流泪。怎么能说忘记……奥莉娅，你还记得吗，每次胜利纪念日，我们总会看到一个年迈的母亲，脖颈上挂着一块跟她本人一样衰老的招牌，上面写着：‘我找库尔涅夫·托马斯·符拉季米洛维奇，他一九四二年在列宁格勒围困时失踪。’从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巳七十开外了，她找儿子找了多少年哪？我真想把这幅照片拿给有些人看，他们如今竟说什么，战争还有啥值得回忆的……您也在说什么忘却战争……
“可我却想忘记战争……我愿意忘掉……”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她有严重的失眠症，要知道，就是总忘不了战争而造成的……要是和她比起来，可以说我简直没为胜利作出什么贡献。我是个男子汉，战争是我的责任。而她们这些姑娘本该得到我们的庇护，却让她们去经历了这场战争。每一个前线老兵都会这样对您说。难道非把姑娘们送上战场不可吗？我不知道……但是她们的确在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的壮举。她们和我们一样，穿着厚油布高筒靴、笨重的军大衣，趴在雪地里睡觉。流弹和炮弹皮对她们同样目毫不留情。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有一年的‘五·九’胜利日，一位妇女行走在列宁大街上，在她为庆祝节日而穿的连衣裙上，只别着一枚奖章。但这唯一的一枚奖章，却是‘勇敢’奖章！她戴着这枚孤零零的奖章在街上走着，脸上毫无羞怯。看到这一情景，我当时真想走到她跟前，紧紧拥抱她一次，对她说：‘我亲爱的，为了你这枚奖章，应该向你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欠了她们的债……”
我牢牢记住了他们俩在前线相片上的模样。
第05章“电话听筒可射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