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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德国人离我们的城市非常近了，只有十来公里。我和姑娘们—起跑倒兵役委员会去，说我们也要去保卫祖国，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们。结果，我们没有全部被收下，只收下了有耐力、有气力的姑娘，当然首先得要年满十八岁。有个大尉在给坦克部队挑女兵。不用说，他对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只有十七岁，还小。
“要是步兵受了伤，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释着，‘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扎，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内负了伤，就必须把他从舱口里面背出来。难道你能背动这样的壮小伙子？你知道吗，坦克兵个个都是大块头！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时，四面八方都在朝它开火，子弹、炮弹皮到处飞。你知道坦克燃烧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不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共青团员？’——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当然，你已是共青团员。可是你太小了……’“和我在同一学校和同一救护训练班学习过的女友们——她们确实是高高大大、体格强壮的姑娘一—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们都要走了，我却要留下来。
“我去为朋友们送行。当然，我什么都没对父母说。姑娘们很同情我，同时也舍不得分手，于是她们把我藏在帆布里面。我们乘坐敞篷的吨半卡车往前方开去。大家都扎着各式各样的头巾：有黑色的，蓝色的，还有红色的！舒拉·基赛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带上了。卡车向前行驶，我们已看到战壕了。战士们看到我们，大叫大嚷：‘演员来了！女演员来了！’我们好象受到了莫大侮辱，我们是到前线打仗的，可是他们竟然说我们是什么‘演员’！
“我们开到司令部驻地，大尉下令整队。全体都跳下卡车排好队，我站在最后一个。姑娘们都带着行装，而我啥都没有。因为我是突然跑出来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带。头上扎着的也不是头巾，而是妈妈的—件短衫。舒拉把她的吉他塞给了我：‘拿着，不然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参谋长从司令部里走了出来，大尉上前去向他报告：
“‘中校同志！十二名前来服役的姑娘听候您命令！’“中校看了看我们的队伍，说：
“‘可是这里并不是十二名姑娘，而是整整十三名。’“大尉还是坚持己见：
“‘不，是十二名，中校同志。’他绝对相信是十二名女兵。可是他转身一瞧，立刻向我走来；‘你是打哪儿钻出来的。’“我说：
“‘我是来打仗的，大尉同志。’
“‘你给我站出来！’
“‘我是和女友们一道来的……’
“‘你要是和女友一起参加舞会，就—起参加好了。可这里是战场……给我走近些！’“我妈吗的短衫还扎在头上呢，我就这样朝大尉走过去，向他出示了救护班的证明书，请求道：
“‘您不用怀疑，叔叔，我是有力气的，我做过护士工作，我还献过血呢……您行行好吧……’“两位首长都看了我的所有证件。最后中校还是命令：
“把她送回家去，搭最早的便车！’
“在汽车还没来时，他们决定把我暂时放在卫生排。我坐在卫生排里，做着纱布棉球，只要一看到有汽车到司令部来，我马上就溜进树林。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汽车开走了，我再回来……
“这样过了三天，我们营投入了战斗。我们三十二坦克旅第一坦克营……全体出动去作战了，我就在掩蔽部内做接纳伤员的准备。半个小时不到，伤员就开始送回来了……还有牺牲的人……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一个姑娘也牺牲了。这下倒好，大家早把我忘在脑后了，他们对我的存在已习惯了。指挥员们甚至已想不起我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得有军装穿啊。上面只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背囊，好让我们放放私人物品。背囊是新的，于是我把收口的绳子剪断，把袋底拆开，套在身上，就成了一条军裙……我又找来了一件不很破的套头服，腰里系上一条皮带。我决定去向姑娘们炫耀一番。可是，我刚扭着腰肢在她们面前走了几圈，准尉司务长到我们掩蔽部来了，后面跟着参谋长。
“司务长大喝一声：
“‘立正——！’
“中校走了进来，司务长向他报告：
“‘报告中校同志！姑娘们中间出现严重事故：我发给她们背囊，让她们放私人物品，可是她们却把自己套进去了！’“参谋长一下子认出了我：
“‘哦，你还在这里呀，你这小兔子！那么这样吧，准尉，发给姑娘们全套服装就是了。’“至于要我搭便车离开前线一事，早就没人提了。给我们发了全套军服。坦克兵有帆布裤，膝盖上还缝有垫布，而给我们发的却是薄工作服，象是印花布那种料子。土地里有一半儿是金属碎片，石头也全都翻了出来。所以没过多久，我们浑身又破破烂烂的了。因为我们不是坐在坦克车里，而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坦克常常起火燃烧，坦克手就是活下来，身上也被烧伤了。我们也会烧伤的，因为要钻到火里去，要往外背浑身着火的人。从舱口往外背一个人很困难，特别是炮塔射手。
“我们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到部队来的，所以对于什么军衔是什么官儿，一无所知。司务长一个劲儿向我们灌输说，现在你们是真正的军人了，应该向任何军街比你高的人敬礼，走路要挺胸昂头，大衣要扣好纽扣。
“可是那些男兵呢？见我们都是些黄毛丫头，便总爱拿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卫生排派我去打开水。我到了炊事员那儿，他打量着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
“‘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现在先洗澡，然后用锅烧开水……’“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
“‘炊事员们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
“‘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
“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是谁教你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比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样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一个军官对我说，你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
“‘叔叔，有个叔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叔叔，叫我给您送这个来……’“到底是哪个叔叔呀？’
“就是穿蓝裤子绿上衣的那个……’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才懂了，这就叫战争。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着了火，而且除比之外，他们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向你请求道：我要死了，请写信给我妈。或者，写封信给我妻子……每逢这时，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比恐怖更折磨人的感受。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叫黄村。卫生营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
“‘真细（是）的，介（这）么年青的小伙子！……’“坦克兵们笑了：
“‘大妈，介（这）不细（是）伙子，细（是）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
“‘细（是）丫头？细（是）丫头？明明细（是）个年轻小伙儿嘛……’“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象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
“‘莫不细（是）男人不够了，介（这）么一个小妞儿都挑来打仗……还细（是）个小丫头嘛。’“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斗纪念章和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勋章的？ ……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子弹会穿过坦克铁甲吗？’“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他请求我原谅：
“好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你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懂，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一次我们被包围……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下了决心：夜里行动，或者突围出去，或者死掉拉倒。我们知道，死的可能性最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你讲……
“我们坐等黑夜到来——毕竟还是想冲出去啊。当时营长负了伤，米莎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最多十九岁……突然，他对我说：
“‘你总尝过滋味儿吧？’
“‘尝过什么？’我那时倒很想吃点什么。
“‘不是什么，是人……’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儿。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儿……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你说些什么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可怕的不是你被打死，而是你就要死了，却还不懂得生活，什么滋味都没有尝过。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我们又回到了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话题上来。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员死得相当多。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趴在铁甲上面。我们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神哪辆坦克起火……然后要跟着跑过去，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女友：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的五姑娘’。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说是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怕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儿……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的衬衣，红的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她事前已经想到了……
“我们四个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她的身子似乎特别重。我们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在那次战斗里我们死了很多人），而把柳芭放在最上面。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已经不在了，她已经死了。我想：我要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留做纪念。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么质料的，金的还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我把它取了下来，虽然小伙子们都劝我，说你还是不要拿，这是不祥之兆。最后告别时，每个人都按惯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投了下去，投进坟里，……留给柳芭……我记得她很喜欢我这枚戒指……她的一家人，父亲参加了整个战争，活着回来了，她哥哥也从战场上回来了。连男人都活着回来了……而柳邑却死了……。舒拉·基赛廖娃，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被烧死的。她把重伤员藏在干草垛里，敌人开枪扫射，草垛着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来，可那样就得扔下伤员，而他们谁都动弹不了……结果，伤员全都烧死了，舒拉也和他们一起……
“托妮亚·鲍布柯娃牺牲的详细经过，我是不久前才刚刚得知的。她是为了掩护情人才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弹片飞舞时，那真是千钧一发呵……她怎么还能抢在前头？她救了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中尉的命，她爱着他。这样，中尉便活了下来。
“三十年后，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从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前线老战士的聚会上，他找到了我。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鲍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亚牺牲的地点。他从她坟上取回了一把土。后来他写信给我说，他把这土撒在他自己母亲的坟头上了。‘我有两个母亲，’他这样写道，‘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托妮亚，她救了我的性命……’“我们五个姑娘当初—起离开母校，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妈妈身边。我干吗要回来呢？伙伴们都死了，而我却回来了……瞧，她们的照片全挂在这里。我们一共五个人……
“我到过很多地方，给人讲她们的故事……我还亲自动手写……儿子对我说：‘你总是没功夫。’可是我们前线老兵的聚会我却回回不拉。不论我人怎样不舒服，我爬也要爬去……我是为这个活着的……这次的聚会完了，再等下次……”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诵起诗来：
我一生历经了无数事物，
但最最美好的回忆，
莫过于在烈火中抢救同志，
从死神手里夺回战友……
“这是我写的诗。”她不好意思拙承认，“我在前线就写诗，现在还在写。姑娘们可喜欢了……”
这也是件奇事儿，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诗歌写得虽然苯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我从采访和多次的会见中，已经养成习惯，看待这种感情就象看待文献一样。正是在这感情的文献中，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