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父亲还给儿子，再把儿子还给父亲——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耗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虑怎 样安排战后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忘记战争。她自己先得做到这一点，以女人的基本天性来说，她是创建和缔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么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线时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亚·伊万诺夫娜·舍列维拉（近卫军下士，报务员）说。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一位风靡一时的女性。她说：
“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没有一个女司机。机务段领导很不理解：‘一个姑娘家， 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图什么呀？’而我就想当火车司机，一心一意想当火车司机。
“三一年，我成了咱们国家第一个女司机，那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了好多文章，号召男女平等，要妇女掌握男子的职业。当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许多人就围上来：‘姑娘家开火车了。’“……我们那辆火车头时常放气，就是说要检修。后来我和丈夫轮流开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得呆在家里。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来，该我去出车。早晨我醒来，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我赶忙叫醒丈夫：
“‘廖尼亚，快起来！战争……快起来，战争！’“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泪流满面：
“‘战争！战争！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办？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两间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我丈夫回家来，问我：
“‘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呆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我也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弄到一只小猫，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五架飞机向我们袭击，可是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车开上了前线？您可以算算：火车头一昼夜就能开个来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车，那么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车哪。斯沃博达上校（卢德维克·斯沃博达（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领导人，曾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68—1975）。——译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线的。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人专打机车头，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呆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子，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
“儿子现在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为他吃了好多苦。我们从前线回来时，他已十岁了，可只能进一年级。我还担心他精神会不正常，因为我们多次受到可怕的轰炸。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现在我已经有了儿媳，三个孙子。
“火车头，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们不让我开了，我老了……（她笑起来）。
“您不知道，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在生活安乐，我住在儿子家里。我哪儿也不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您也许不相信：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同志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妈妈，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分开几天也做不到。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很奇怪，可我就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
“连分开几天都不行？”
“不行，一天看不到他们也不行。如果您参加过战争，您就会懂了，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哪儿会有喜欢战争的母亲啊？凭着自己有孩子，有孙子，她们会希望战争吗？
第12章“我拯救了生命……我拯救了和平……”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天气炎热，我们不但给他们包扎，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呆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一挖好坑我们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估计我们会象他们对待我们俘虏那样来对待他们。您要是能看看他们在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就好了。
“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的掩蔽壕里时，才醒悟过来，奇怪得不知所措……”（摘自军队护士伊琳斯卡娅的叙述）
伊里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道，战争若没有仇恨，就是不道德的，无耻的，就好象没有爱情的姘居。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的战土经受过巨大的痛苦而产生了神圣的仇恨，这是难以排解的仇恨。可是，象护土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上面所讲的那种事情并不少见。不过，当你身边躺着死人、伤员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同志，还有从深深的树洞里搬出的儿童尸体时，是不可能做到宽恕—切，或讲究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的。
“我们师解放了阿扎里奇郊外集中营，一群受伤的孩子送进了我们卫生营。他们虚弱到了极点，我们给他们输血时连静脉都找不到，这简直就是一颗颗包着一层韧皮的核桃仁。怎么给孩子们截去那小胳膊小腿儿？我早有准备，心灵会剧痛，可没想到连眼睛都在痛——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目睹孩子们的惨状。我觉得，眼睛跟心一样……”——护士基利契说。
还有一点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个人，道德上的这一胜利是我们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最大胜利。本来，这场战争似乎已消除了我们对那些穿法西斯军服者的一切人情，除了仇恨之外。
然而女性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感觉到了那仁爱的心胸。
艾米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尼古拉耶娃曾在部队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被俘过，又从战俘营逃出来，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游击队某支队。
“我们游击队捉到了一批德军俘虏。我在遭受过集中营的拷打、凌辱等许多不幸之后，以为这些俘虏休想得到我的丝毫宽恕。一大群俘虏押来了……我有个女友也在德国人的几个集中营里受过罪，两只手都没有了，我跟她说：‘好了，见鬼，现在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就象他们对我们那样！’但是没有那样做，没人教过我们那样。连打俘虏都不会，特别是对年纪大的，根本就举不起手来侮辱对方……”
明斯克的共和国医院大夫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在战时是外科医生。她回忆道：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
“‘维拉·约瑟夫娜，派您去处理德国伤兵。’“当时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见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去……’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可我非常难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一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我可做不到这些。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可是要同他们谈话，不行。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晚间查房我不干……’”
契尔卡塞州佐洛托诺莎市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在来信中写道：
“我在战争中当过护士。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我们把他一条腿截了去。他就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别人对我说：
“‘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人吧。’
“我赶紧跑到病房。我想，也许是又出血了，也许是别的什么事吧。我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也不发烧，啥事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
“‘纳……’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纳……’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好象他的命还是保住了。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野战医院已成了德国伤兵医院，德军伤号非常之多。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轻伤员怎样把死者从五楼上踢下来。他们拽着死人的腿拖到楼梯口，沿着阶梯往下踢。要知道，这就是曾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病友，也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啊。可是你看看吧，他们怎样把同伴拖到楼梯口，又怎样粗暴地用脚踢下去。这使我们心惊肉跳，虽然死者是我们的敌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的卫生员却从战场上背下这些德军士兵和军官，我们的军医给他们在医院里治伤。有谁记载或收集了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还有，四五年那会儿围着我们士兵的行军灶吃饭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记住了些什么？他们会记得苏联士兵送给他们的糖块吗？他们会知道，正是他们的父兄烧毁了苏联士兵的家园、杀死了苏联士兵的孩子，凌辱了苏联士兵的妻子吗？如果说，获得者已不记得或不愿记得的话，那么付予者却牢牢地记得——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忘记。
在卫生指导员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的回忆录里写道：
“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都笑呵呵的，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幸福的人。我原来想，等我们打到德国，我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胸中郁积着多少仇恨！如果一个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干吗要可怜他的孩子？如果他绞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可怜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为什么不能？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
“我踏上德国土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们竖在大路旁的标语牌：‘这就是它——法西斯德国！’往事一下子涌上我心头，我想：我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的战士们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往事……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不幸。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
“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一一没有菜汤，也有豌豆粥。我们对老百姓无法仇恨。我跟您说，我们不仅给孩子们吃的，甚至还抚摸他们……”
抚摸，这女性特有的动作，此时象电流一样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心房。抚摸，它跟给点吃食就截然不同了：抚摸，是爱怜的表示。她们在那时还有精力去怜悯别人！
维拉·帕甫洛夫娜·鲍罗金娜（下士，报务员）回忆道：
“敌人恐吓德国老百姓，说我们是吃人的野兽。于是德国老百姓投河的投河，割动脉的割动脉。全家全家地去寻死。我们只好看住他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幢房子，里面空空荡荡，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房主人——母亲和女儿。她们已上吊自杀，因为有人告诉她们，俄国人一到，就要开始强奸、抢劫、杀人，或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集中营……
“突然间，他们发现一切都是没有的事！他们都知道，斯大林格勒成了什么模样，整个俄罗斯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电影上看到过这一切。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些现在要在德国土地上重演。然而，我们并没有报复，这使他们大惑不解。
“还有一回，我们走进一幢房子，想烧点茶喝。屋内空寂冷落，主人抛下家产望风而逃了。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找杯子。我们找到了一套细瓷茶具，发现上面有我们国家的图案——非常亲切的麦穗……我们一字一句读着上面印着的小字：苏联，奥德萨市出品。结果我们兴奋得连茶也忘了喝……”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上等兵，探照灯手）说：
“人人都目睹了德国人在我们土地上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们很想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真的，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想些什么？经过了这场战争，我们真想看看他们……
“这就是德国。我和女伴在街上骑自行车，我看见走过来一位妇女，面容十分憔悴，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跟着她走，抓着她的裙子。唉，您想想，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向我们道歉。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对着我们，指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开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们的孩子们活了下来……这也是妻子，母亲……”
明斯克人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也记得这么一件事，记得诸如此类的许多事。她身材小巧，完全是一副“玲珑剔透”的模样。好象永远尚未成年，永远单纯无瑕。比起其他人来，她和她那充满诗情、异常敏感的心灵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也许因此她便更难于摆脱过去，所以她在回忆时老是重复说：“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近卫军下士，卫生指导员）说：
“我记得，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去时，还穿着一条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胶底鞋，就跟便鞋一样，带绊纽儿的，当时这是最最时髦的鞋子。我就这样，穿着这裙子、这鞋，去申请派我上前线。我又找到部队，这是个步兵师，驻扎在明斯克城郊。那里的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