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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我：
“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只母鸡。我去问问邻居大婶是不是会买，昨天她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听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谈这种事儿了……虽然我是从前线过来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欠了这女人的债。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她那几个孩子……”
面对那些小得可怜的土豆，面对这最后一只母鸡，我们在人性上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本人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被她们所拯救的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
第11章“妈妈，爸爸——是什么？”
关于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有个独立的故事，尽管我所听到和记下来的这些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它们的确不是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和往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记忆。尤其是当母亲本人来讲述，或人们回忆母亲的时候。
我在柳鲍芙·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库图佐夫游击队明斯克第二支队女游击队员）的狭小住宅里听到，不就是—个敏感的、不肯愈合的创口吗？
“我在逃跑，我们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妈妈却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下。她目送着我们跑掉……我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在叫喊。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什么，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她以为我肯定会被打死，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时十分寂静，不知怎么，敌人没有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叫喊的声音。也许敌人开枪了？反正我没听见。我只记得妈妈的声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着年轻人似的短发型、笑容可掬的恬静妇女到编辑部来找我，还带来了她在战争中的笔记。我没估计到她会讲出那么悲壮的故事来，只想平平常常地在办公室里进行我们的谈话。
“不，”她恳求我说，“我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吧。”
于是我们来到公园。
“有件事我没写在本子上，我想亲口讲。”
“那么您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您想讲的呢？”
“在战争中我怎么带着两个小娃娃生活……”
下面就是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沃龙年斯基“人民复仇者”游击队女队员）讲的故事：
“敌人开始轰炸明斯克，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刚满两岁，住在托儿所里，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到城郊了。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孩子呆在我身边。
“我跑到幼儿园时，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忽然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
“‘你们别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共有五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也害怕极了。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邻居帮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儿。我赶到托儿所所在地，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了。有位乡下人告诉我，孩子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他说，也许是进城了。托儿所里有两位保育员，却一辆汽车也没有。他们是步行离开的。这儿离市区不算远，约莫十五到二十公里。可是，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两岁……我找他们找了两个星期……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还发着高烧，象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已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里来的，路上还丢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
“‘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见过她……’“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后来，我们的住房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我一连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我在街上遇到了塔玛拉·谢尔盖耶夫娜·西妮查，战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她听说了我的情况，对我说：
“‘你们到我家来吧。’
“‘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我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
“她也有两个小娃娃，弄不好会被传染的。那个时候真没法子，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
“‘别说了，走吧。’
“这样的事，能忘记吗？她和孩子与我们分吃谷糠。为了给儿子送点儿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
在城市沦陷期间，这位母亲似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拯救自己的两个孩子——三岁多的儿子廖尼亚和两岁的女儿艾洛契卡。就算她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又有谁能责备她呢？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评判她。况且，只要有机会，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就去接头，参加地下工作。儿子毕竟因为大一些，照看他省点儿心，所以她就把儿子送到婆婆家。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领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被杀死……”一个母亲，三年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后来，当盖世太保盯上她时，她只好带着女儿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一口气走了五十公里……”
“女儿一直跟着您呆在游击队吗？”我问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
“她跟了我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们是怎么忍受下来的呢？我又是个女人，怎么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实在想不通……您问我，我也答不上来。亲爱的，那简直挺不下来啊！如今要有谁提及‘围困游击队’这句话，我的牙齿还会打战。
“我们是怎样熬过四三年五月的？当时派我把—部打字机送到鲍里索夫地区去。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路上，我沿途来到了帕利克湖地区，可是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了，于是我也就耽搁在那儿了……
“我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还带着我的女儿。过去，我每次外出一两天执行任务，就把女儿托付给别的同志，可是时间一长，就没人可托付了。我只好把孩子带上。这一回，连女儿也落入包围圈了……如果说，男人行军只带一支步枪就行了，我却不仅带着步枪，而且带着一部打字机，还有艾洛契卡。我抱着女儿走着，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继续赶路，又摔了她……就这样走了一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远离沼泽地一千公里，永远也不想看到它。
“‘我知道敌人开枪时你干吗不卧倒，你想让子弹打穿我的和你的脑袋……’“这就是我女儿，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力气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游击队员们有一次也同情地说：
“‘你够受的了，还是把你的小女儿交给我们来领吧’“而我谁也信不过。我不在，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
“游击队政委洛帕京接见了我。
“‘真是个女人！’他很感动，‘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孩子，打字机也不丢掉。这种事连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的。’“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吻着。他把自己的衣袋全都解开——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这正是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了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
“娘儿俩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褪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着从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胳膊没被炸掉的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她曾在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想，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一个飞行员问她：
“‘在这儿你跟谁过，小姑娘？’
“‘跟我妈妈，她在机舱外边站着呢……’
“‘叫上你妈妈，让她带着你一起飞吧。’
“‘不行，妈妈不能飞走，她要打法西斯呢。’“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孩子们。我望着她的小脸，不由打了个寒战——往后我还能见到她吗？……
“我再给您讲讲，我跟儿子是怎样见面的。那是在家乡解放之后，我朝公公婆婆的住宅走去，两条腿软绵绵的……游击队里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事先教我说：
“‘你要是看见他，决不要马上承认你是他母亲。你知道他在那儿是怎样熬过来的吗？’“邻家的小姑娘跑来告诉我：
“‘喂！廖尼亚妈妈，廖尼亚还活着……’
“我的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儿子还活着！小姑娘又告诉我，我公婆已经死于伤寒，女邻居收留了廖尼亚。
“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
“‘廖尼亚……’
“‘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早先和奶奶爷爷住在一起。后来他们死了，我把他们埋了。我每天都去看他们，求他们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房子里太冷了。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一个人睡觉害怕……’“‘你爸爸和你妈妈呢？’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奶奶告诉我的……’“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游击队员。他们是来安葬牺牲的同志的。听到儿子这么回答，他们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怎么连妈妈都不认识了？’
“‘妈——妈！！！’
“这是怎样的一声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儿子整整一个月哪儿也不让我去，连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儿都带着他。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我在跟前，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缠着我。就连我和他坐着吃饭，他也用一只手抓牢我，用另一只手吃饭。
“我和丈夫重逢时，什么都谈，一个星期都没谈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
伟大的慈母心呵！我们往往以为，我们了解你们的勇敢和你们的爱情，了解你们的耐性和你们的柔情，了解你们的忧伤和你们的信念，了解你们的眼泪和你们的愉快，了解你们的一切。其实不然！我们远远没有了解你们，母亲的心房是无限深邃的。
女游击队员拉丽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罗卡雅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那时常常要埋葬游击队员。有时整个小分队遭到伏击，有时在战斗中死掉一半人……我要给您讲个葬礼的故事……
“有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也负了伤。每次战斗之后都举行死者安葬仪式。人们通常要在坟墓旁简短致词，首先由指挥员讲话。这次，在牺牲者中间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亲来参加了葬礼。她号啕痛哭：‘我的儿啊！我可怎么带你回家去啊！你说说看，我们怎么替你娶亲啊。你在地下，自己照应自己吧……’“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我的亲儿子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跟你们说话，只好由我来为你们，为你们大家伙儿哭一哭……’“她刚说到‘为你们，为你们大家’时，在场的男人们也开始哭了。谁都忍不住泪水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
“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来。慈母心真是伟大：在安葬自己儿子痛不欲生之时，她那颗心同时也在为其他母亲的儿子而恸哭……”
不能忘记这一点。要了解并且理解，我们的人民是为谁而战，又是对谁而战。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争——二千万人付出了生命。至于心灵遭受的伤害又该如何统计？又怎能计算得出战争夺去了多少妇女作为母亲的幸福和家庭生活的欢乐与情感？母亲们奔赴了前线，参加了游击队，她们的孩子却只能跟着奶奶或者陌生人长大。
对于战争，母亲自有母亲的统计，那是他们自己特殊的统计。
明斯克医学院第九附属医院神经学教授，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医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回忆道：
“我回到村里，看到我家旁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边看，一边想：‘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他们全都一个样，头发剪得短短的，就象以前我们给绵羊剪毛那样，齐刷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女儿，就问，他们中间谁叫柳霞。我看到一个穿长褂子的小孩应了一声，朝屋里跑去。当时我真难分清谁是女孩，谁是男孩，因为他们全都穿得一模一样。我又问：
“‘你们当中到底谁叫柳霞？’
“孩子们指了指，说，跑进家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
“‘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这就去问问这位妈妈，她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跟别的女人—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她好长时间不到我怀里来，她害怕。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不是守在妈妈跟前长大的。
“我带回一块肥皂。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滋味儿，以为是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记得我母亲是个年轻妇女，而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为了一切罪恶，我恨透了法西斯……也为了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他很疼。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儿来的……’”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讲道：
“我是战前出嫁的，生了一个女孩。战争爆发了，我丈夫是个飞行员，牺牲在莫斯科城下。我一得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申请上前线。既然他死了，那么，就应该由我去保卫我的女儿——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记得上面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把我编入了鲍里索夫一二五近卫航空轰炸机团。
“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