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其实，我走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却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象别人一样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过日子……这幢房子是政府专为我们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宽敞又高大。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天花板……”
“不，”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说，“你觉得它很高，那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孩子……”
我从这幢房子里出来，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这儿就生活着一位应该为之写书、为之歌唱的人，而我们对于她却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在我的躯体内，乌克兰血液与白俄罗斯血液一起流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闻到基辅的栗子树气味时，心口就跳得十分剧烈。我母亲当年就曾带回一棵小栗子树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们老家的宅旁。而现在，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在给我的信上，亲切地称我为“好闺女”。
她的回忆，把我们俩的生活紧紧连接在一块儿了。
“我不能单纯地给您讲战争，”索菲亚·米伦诺夫娜事先告诉我，“我不能脱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脱离我的家庭和学校，来讲述我的战争经历。要讲就讲整个生活道路吧……”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尔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她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下面是她关于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觉得，正是战争的生活气氛把我们培养成具有后来那种表现的人。在盖世太保机关里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按顺序已经是第三位刑讯者了，就是在这个自称教育家的家伙审讯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盖世太保逼着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任何思想，’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狂叫着，毒打我。‘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问道。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有四个小时，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去回答他。哦，他是多么狼狈啊I他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象钉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看着我，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道德的决斗，一个被毒打的女囚——“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两条大辩子呢。”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囚，面对一个饱食终日、身高体壮的男人，神气十足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却感到某种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问：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想了解，这种危机感来自何处？这个女囚回答了他。他听得甚至忘记了打人。可是当她走出刑讯室时，他把她列入了枪毙名单……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们还得继续斗争，但我们都预料到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那些日子那样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我爸爸是远离政治的。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她是怎么祈祷的？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那时候，我们害怕当叛徒不下于害怕死亡。当我被捕，被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在家乡被侵占的整个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吗？我知道：灾祸降临了，痛苦折磨要开始了。
“可惜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象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他们的惨叫声。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了。只是在拷打结束时，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时，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以前，肉体几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这样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一一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它不仅仅是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本能的声音。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茨哈尔图博医院简陋的医疗设备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来，活下来，——别无它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象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科学院中心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确确。而现在，生活又没完没了地成了与疾病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还有独身。那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恶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是勃良斯克人，还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我没法找到她的父母，无法向他们转达安尼娅的最后问候。我觉得，我欠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从基辅到波洛钦纳有几百公里的路途，可是我在这儿却听到了跟上面同样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疚感觉，特别是在回忆的时候。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说：
“战后我到一个村庄去征订公债。人们都在地窖里住着。我到了这里，村庄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妇女钻了出来，地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饥饿不堪。那位妇女把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