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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是特殊形式的斗争，是专门性的斗争。它要求人们具有特殊的品质。“必须习惯于在你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表面的人，人人都认识；一个是仅仅有几个人了解的人。地下工作的首要原则，就是尽可能少地让人了解你……”—一卡希契金娜（女地下工作者）说。这一斗争要求人们做出不可思议的特殊牺牲，它的原则就是在人的最亲密关系的领域内也要体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冷漠。女人受到的考验尤为严酷，因为她们不仅是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而且又是母亲、妻子和女儿。最可怕的折磨随时在伺候着她们。在这些考验面前，死亡、牺牲反倒是轻松的了……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雅德维佳·米哈依洛夫娜，萨薇茨卡娅回忆说：
“在我们参加地下斗争时，人家警告我们说，这很危险，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活下去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是我们那时根本不考虑自己。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反抗法西斯敌人的事业上。我一看到德国鬼子，首先就觉得心脏紧缩——整个身子都疼，每个细胞都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应当想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敌人，决不能姑息容忍他们。在那几天里，我一下子变得和战前不一样了，仿佛已成了另一个人。仇恨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这种仇恨比我们对亲人的担忧、此我们对死的恐惧要强烈得多。当然，我们时刻都在思念亲人。可是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好选择。不能让法西斯分子赖在我们的国土上……
“比如，有一次别人告诉我说，盖世太保准备来抓我，我便投奔了游击队。我走了，只有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她装作又聋又瞎，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盖世太保还是把母亲抓走了。可是，我继续战斗的愿望，向敌人复仇到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原来第二天我刚走，盖世太保就闯进我家；虽然按照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妈妈装得又瞎又聋，敌人还是无情地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儿。母亲后来病了很久……”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说：
“我的一位女友，卡佳·西玛柯娃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观察敌人的情况。有一回，一个法四所分子喊住她，她张着嘴巴，装出痴痴呆呆的样子。她是在拿自己的女儿冒险哪……
“我们那儿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八岁。有一次，需要炸敌人的一座饭厅，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炉灶里，可是先得把它带进敌营呀。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包带进去。她把炸药包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二十个鸡蛋，和一些黄油。就这样，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据说，保护子女的母性是最强大不过的。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没别的法子了，毫无办法……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被敌人用大火堵在板棚里，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认他们是谁家的人。
“村里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谁也不说话。做母亲的要有怎样坚强的一颗心才不致于喊出声来呀……她没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任何功绩都能受勋，而对于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也嫌不够呀……。——游击队女交通员卡斯贝洛维奇感慨地说。
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母亲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这是应该的，是她的岗位。可她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在当时她也不要什么证明，因为她用不着，照样象每个苏维埃人那样贡献着力量。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了几天，我回到营地，母亲看到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个钟头，好象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难道只是我母亲一个人有这种痛苦吗？
“我们曾经救起过一位妇女，她神智恍惚，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尽管觉得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迷信这是在阴间的感觉。我们使劲掐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智，她对我们讲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枪毙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划着说，把孩子扔掉，我要开枪了。她使劲把孩子摔在地上，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德国法西斯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敌人实行着残酷的法律，他们以为，这法律能够使人们仅仅剩下一种生物的本能和欲望——活下去！可惜，希特勒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虽然机关算尽，却就是想不到，一个母亲会做到把炸弹藏在自己小女儿的裙子里，一个父亲在不能亲自去牺牲时，便毅然牺牲了女儿的生命，而一个女儿本来能够救出自己母亲的生命，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拯救祖国的土地，而献出了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人的精种力量，这是敌人无法估计的，它虽然属于思想范畴，但正象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又是最富于物质力量的，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粗暴而残酷的物质世界里。
……在威帖布斯克州戈罗多科斯克区卡毕歇村，雅修凯维奇一家人沉静而幸福地接待了我。“对于孤独者，客人就是太阳。”——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请我坐到她女儿的病榻边。他按照老年人的习惯忙碌着，不知该怎么招待我才好。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要为我而张罗。
主人的回忆是不慌不忙的，如同这家人整个儿的生活风格。如果女儿忘了什么事儿，父亲就提醒她一下。
下面就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彼特拉科夫支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说：
“我的儿子们当时全部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他们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烧死在自己家中，太惨了，活活烧死了。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象一根蜡烛，直到被烟火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仿佛觉得那是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玛丽亚接着说：
“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几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叫醒爸爸，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再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孩子，不太引人注目。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我记的是敌人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载的是坦克，有时是载着士兵，军列源源不断地通过。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