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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我和队长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战功’奖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人，而白俄罗斯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驻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
“就这样，每个要走的姑娘都得到了一部缝纫机。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我的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她，高高的个子，腰板挺得笔直，象是一棵虽老却颇有风采的大树。她说话音色浓重，带点男性的嘶哑。大概，在战争中村里没有剩下一个象样的男人，只有一些老人和男孩，这些女人就成了“女头人”。她当着我的面翻开一摞信件。
“都是我的姑娘们写来的……有的要我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有的要弄一张疗养证，有的想安装一部电话。我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哦，洗衣女工！她们在前线打什么仗了？’战争时期谁想到过什么荣誉证书了？大家唯一的心愿，就是战胜敌人。有些有远见的指挥员，他们发布命令让洗衣工入了军籍。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想到了这一层。结果，一些妇女尽管有奖章，甚至得了勋章，参加了整个战争，却不算战争老兵。我常常给她们的领导部门写信，证明她们的身分。有一位高级官员不肯听我的申诉：‘我以为您是在为哪个有功的前线战士奔波，原来您是为一个洗衣女工讲话。’我对他说：‘要是您老婆一个星期不为您洗衣，不为您烧饭，我倒想看看您会是什么模样……’他终于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听了我的话……”
她还和从前一样，是“洗衣政委”。不论我们谈论什么，她的思路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去：
“我在战后头十年里从不去哪儿作客。因为我总觉得觉睡不够。我不能到别处去，在人家家里过夜。战争结束都快四十年了，我还是—躺下就不由自主地想：夜里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真是太幸福了！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比睡觉更大的乐趣。这些年来，我—直在做地区儿科医生。我从来不象一般人那样问候：‘祝您健康。’我总是说：‘祝您和您的孩子健康．但愿不要发生战争……”
这里又是一个“不开枪”的职业，又有一个小故事。
查波罗什州贝尔江斯克市的安东尼娜·米隆诺央娜·莲科娃不满十七岁就上了前线，曾在越野装甲汽车车间里当钳工。她回忆说：
“在《静静的顿河》第二部里，肯洛霍夫描写过波德杰尔科夫、克里沃什雷科夫和他们的同志被处死的情形。在被枪毙的人中间就有我的舅勇、我母亲的哥哥彼得·伊万诺维奇·雷西克夫。他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就在刑场旁边，亲眼看到儿子倒下，当场昏死过去。人们象抬死人似地把她抬走了……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排长。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小时候多病，由于童年时严重的烫伤，体质很弱。当我长大一些，便对读书着了迷。我读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格林沃特的《破衣男孩》，感动得痛哭流涕，我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四一年，我们本来准备在八月份去外婆家里作客。然而从六月初起，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一个劲儿地劝妈妈早点儿动身，她很奇怪：她的假期是在八月份，谁也不能提前离开。再说，六月份到那儿也没什么乐趣：八月份才能赶上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季。可是我说什么也要立刻启程，谁也劝不住我。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我拽出城去……”
她终于劝动了母亲，放她和小妹妹一起先去外婆家。在斯维里多夫村外的顿河草原上，她看到燥热的尘烟在升腾，携带军事委员部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她看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嚎啕痛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们上战场。
“我六月二十三日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简略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请你组织人员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能背诗。在从地里到家里长长的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逼近了。十月十七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开始谈起撤退的事，虽然我明白，外婆也好，有孩子拖累的姨妈也好，都没有力量疏散走开。可是我不能留下来，这样妹妹会遇到危险，我现在得对她负责。
“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凉鞋不得不扔掉了，我们只好光着脚走进了哥萨克镇。我们和别的疏散者们一块儿来到火车站，站长说；‘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装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脚丫子插进燕麦里，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说：‘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人们……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麦德维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无依无靠，挤不到前面去，只好站在那儿，手挽手依在一块儿，免得倒下，免得粉身碎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浑身都冻僵了，好象脑子也冻僵了。我恍恍惚惚地记得，象是有人到我们身边来过，说了几句什么，又走开了。后来又来了一辆装满了人的四轮大车，把我们拴在车后。人家给我们穿上棉袄说：‘得走路，不然你们会冻死的。你们身上没暖过来，不能坐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到了区中心。
“我们在不知是执委会还是镇苏维埃的办公室走廊里坐了五天，坐在很暖的火炉边。我们的身子在路上就暖过来了。终于，从弗兰克村开出一辆汽车来接我们了。最后二十五公里路程显得特别长，因为天气冷得厉害，而汽车又是敞篷的……
“在‘五一’集体农庄主席办公室里。温暖而明亮。可是，这个人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他肩上担子不轻啊，得带领农庄庄员搞生产，而庄员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加上这又是些城里人，他们没衣穿，也没鞋穿。向日葵没收割便被大雪盖住了，还有摊开的干草也埋在雪下。饥饿的家畜日日夜夜在嚎呜，派谁去干活？难道是这两个小姑娘吗？
“‘你念完几年级了？’主席问我。
“我说，念完了九年级。他听了高兴得很，甚至都不太相信。
“‘这很好，你就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主席背后悬挂的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拖拉机手集体农庄也是迫切需要的。……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于净，天真冷，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拧得过紧、而且生了锈的螺丝钉好象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象故意为难似地，狂怒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仿佛从地里钻了出来，这位唯一正规的拖拉机手，亦即我们的老师，突然出现了。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娘。尽管听不太清他骂的是什么，但我们觉得很不好受，个个羞得面红耳赤。
“我们把拖拉机集中在避风雨的地方，那儿也稍稍暖和一些。工作最麻烦的是缺少零配件，因此他教我们开拖拉机，可以说是倒过来教的。
“‘瞧见曲轴的曲颈了吗？’伊万·伊万诺维奇问，然后他开始说明：‘如果把它翻上去，拖拉机手就干不成活儿，而且要吃苦头了。曲轴变成椭圆状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要研磨，但研磨机床坏了，没法研磨，所以，每过一两天必须把连杆轴承整个儿地重新上紧。至于这个嘛，等你们开始干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我们的训练班就是这种样子，驾驶的偏偏又是这种机器。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我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这台拖拉机上的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二万公里、在设备帐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
“工作很疲劳，一昼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必须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你得全力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
“有一天下地工作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我命令你：开车，就这样开！去吧！’说罢，他便走了。
“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挂钩上带着中耕机。协调中耕机并不难，但扬起的尘土实在可恶。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有点蹊跷：轴承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机器有点跳，赶忙停下来，好象又没什么了。等到再给负荷，机器又跳了起来！我认真想了想这怪现象，然后又不顾一切地开起来。突然，我的座垫下面‘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粘粘呼呼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已磨得粉碎！
“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队长争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便转过身来。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说来说去还是我铸成的大错呀！
“拖拉机站长问：
“‘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队长说：
“‘怎么办，难道要我把这个小姑娘这交法院受审吗？检查油质，本来是你的职责……’“交涉了几次，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以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人。
“我整天整天地开拖拉机，只要机器能运转，我就不下来。这种曲轴，一口气能连着运转一天一夜，甚至三十个小时，只要过后再把连杆轴承往紧里调一调。这样一来，一天里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因为她的品行特别廉洁，上级委派她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各家医院分配食品。她很胜任这项工作！四二年二月，人们把在结冰的日兹尼大街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她送回家去……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
“妈妈是通过我的一位住在撒马尔汗的童友找到我和妹妹的，我跟这拉童友一直有通信往来。妈妈来了，我们又有了家。田里的活儿全干完了，我们把拖拉机送去检修，又开始在拖拉机站工作。这天，妈妈突然对我说：
“‘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愣：我去学校能干什么？如果说是去督促妹妹学习，那她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呀。妈妈把话给我挑明了：
“‘难道说，要我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您简直想象不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去打德国法西斯！）——这有多么不习惯！要知道，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还是进了中学。本该再稍稍等等的：四个月后我就满十七岁了，到那时谁也不能把我从工作岗位赶回家去了！可是我也并没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生日那天。因为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州委（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划入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号召，号召青年们踊跃加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行列。
“我报了名。在区委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人家指出我不满十七岁时，我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宣布绝食。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我以为他不会被我吓住的，但他竟然真的把我运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靠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后来我自然是通过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真实巧合，这就是送我们到这儿来的那辆车。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我们在卡梅欣宣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雇主’们也无论如何不想看见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