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熟人和生人，全都是自己人。如果别人看见你身边有个年轻姑娘，只要问一句：“你是谁的女儿？”
你们的女儿！
在七层五十二号房间，聚集着五二五七医院的老兵们。为首者是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扎依采娃（大尉军医）：“我不会对姑娘们说假话：整整一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一天，就盼着我们的聚会。我有儿女，有孙子，可是他们中间谁也比不上我那些前线姐妹们亲。我的孩子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从来都不嫉妒。”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把我介绍给所有的人。我把名字记了下来，她们是：外科医生加琳娜·伊万诺夫娜·萨佐诺娃；医生伊丽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杰什坦；外科护士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卢基娜；一级手术护士安娜·伊格纳吉耶夫娜·戈列丽克；护士娜杰日达·费陀罗夫娜·波图日娜亚，克拉弗季娅·普罗霍洛夫娜·鲍洛杜丽娜，叶莲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丽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叶娃，索菲亚·卡玛尔金诺夫娜·莫特莲柯，塔玛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亚·费利莫夫娜·谢苗纽克。
“萨莎说得一点儿不错！我明天就要走了，心里很难过。我请求领导再给我一天假，由我自己负担一切费用。可是不批准。我们的头儿，都是年轻人，他们不明白这些聚会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快谈起了正题。谈起遥远的往事，正是这些事在几十年后把她们汇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姑娘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男兵们嘲笑我们拿枪的姿式。我们简直不是在持枪：而是在……如今都做不出来了……就象搂着布娃娃……”
“我是妈妈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最后竟到一个迫击炮连当了见习医生。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迫击炮只要一开始射击，我的耳朵一下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时间好象整个人都被烧着了一样。我就坐在地上呻吟：‘妈妈呀，我的好妈妈……亲妈妈……’我们部队驻扎在树林里，每天清晨我跑出去——只见四周静悄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难道战争就是这种样子吗？景色这么美，这么幽静……”
“上级命令我们穿上军装，而我只有一米五的个头。钻进男式长裤，姑娘们能从裤腰那儿把我整个人扎在裤子里。于是我索性就穿着自己从家带来的连衣裙到处跑，遇到领导我就躲起来。结果，因为破坏军纪，我被关了禁闭。”
我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最艰苦、最困难的是什么。大家一致回答：工作。每天都得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本来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会在行军时睡觉。可在队伍里我竟然真能一边走，—边睡。结果一头撞在前面人的身上，才醒过来。一会儿，又开始睡了。有—回，我在黑暗里没有往前走，而是朝边上走去了。我在野地里走，仍然边走边睡，一直走到一条水沟里，栽倒了，这才醒过来。我赶紧跑去追赶自己人。”战争中的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工作”——意味的是什么：枪伤、震伤和烧伤的人不计其数，可是百分之七十二的伤员都重新归队了。在前沿，医务人员的伤亡仅次于步兵的伤亡而占第二位。然而，她们记住的并不是这些数字——当时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啊？她们牢牢记住的是另外的东西。
“我们常常一连几昼夜站在手术台旁。站在那儿，两只手臂酸得要命，脑袋时常会撞在手术病人的身上。我们的腿脚都浮肿了，连油布毡靴都伸不进去，眼睛胀得闭都闭不拢。”
“我忘不了，有次运来了一个伤员，人家从担架上把他抬下来时就对我说：‘算了吧，他已经死了。’我跪在他前面，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惊叫了一声，连忙喊医生：‘大夫！大夫！’人们把躺着的医生扶起来，掐着他让他醒过来，可他又倒下去了，象一捆干草似的，睡得死死的。甚至用氨水也熏不醒他。原来，他在这之前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还有一件事她们记得很牢：
“那是个滑雪营，里面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机枪朝他们密集地射击……这个营的一个受伤战士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一个劲地哭。我跟他是同样年龄，但自我感觉却比他大。我抱着他，哄着他：‘乖孩子……’可他瞪起眼睛说：“要是你也去战场待待看，你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我们医院里住着两个库尔斯克小伙子，我们管他们叫‘库尔斯克夜莺’。我每天来叫他们起床时，他们都睡得很香，嘴巴上还挂着口水。十足的招人疼爱的娃娃！……”
在这些姑娘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比同龄小伙子要年长的感觉？在她们少女的心灵深处，什么时候突然产生了女性的温存感——只有饱经风霜、年龄渐大的妇女才会有的温存感？她们的讲述回答了我：
“怜悯之心使女人成熟。我本来是个小姑娘，本来自己还可怜自己呢。可是在战争的头一年里，我的见识和感受是那么丰富，以致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尤其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男孩子被截去胳膊或者大腿时，孩子气很快就从我心中消失了。人没有一模一样的伤口，战争对每个人的伤害是各不相同的。
“伤员常常喊着：‘小护士，我的腿好疼啊。’其实他的腿已经没了。……我最害怕的是抬死人，微风掀开床单，死者正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你。只要是死者睁着眼睛，我就抬不动，只好先把他眼睛合上……”
“有一次，运来了一位伤员，全身上下都扎上了绷带，连脑袋也受了伤，脸几乎一点儿也没露出来。他活不多久了。可是，也许我使他想起了谁，他对我叫着：‘拉莉莎……拉莉莎……亲爱的……’很可能，他在叫他爱着的一个姑娘。我知道，我从不认识他，可是他却在叫我的名字。我走近他，莫名其妙，呆呆地注视着他。‘你来了？是你来了吗？’他喃喃地说。我抓住他的双手，俯—下身子……‘我知道，你准会来的……’他嘴唇嚅动着说，我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就禁不住涌出来，简直讲不下去。他又说：‘我离开你上前线，还没来得及吻过你一次。现在，你吻我一下吧……’我便对着他俯下头去，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濡湿了绷带。我赶紧躲开了。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死了……”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妇女，容貌俊美而端庄，宛若一位严肃的女教师。她独自坐着，旁若无人，老半天不说话。她的命运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记忆却是独特的。
“人们都不愿意死。有一个伤员，感觉到自己快死了，于是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紧紧抱着我不放手。他以为，只要有人在他身边，只要护士在他身边，生命就不会离开他。一个人直到临死，却仍不相信自己会死。死后他躺在那儿，脸上还带有一种惊讶，似乎在那儿仰面思考：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莫非我真的死了吗？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得对他们说，不，不，你怎么会死呢？我吻他们，拥抱他们，劝他们说：‘瞧你，怎么搞的？’现在连他们的姓名都遗忘了，从脑海中消失了，可是那些面孔还清楚地保留着……”
话题被叉开了，向各个方向分散，人们欢聚一堂时都是这样。“你还记得吗？……”“再想想看……”“想当初……”，还不时地有人敲敲门，走进屋来。人们就警告说，坐不下了，后来的人要自带座椅了。
“可以自带茶饮和家制馅饼吗？”
“可以”
瞧，专程从市区另一头带来的茶炊已经烧开了。
“我们老战友的深情厚意啊，”有人说了一句。这种似乎是随口说出，然而却洋溢着二十多人炽烈情感的语言，深深地感动了我。尽管，她们也不认为这语言是精心推敲的诗行，但它确实代表了她们的青春，她们的信仰和友谊，也可以说代表了全部生活的信念。她们也正是从往事的角度，用那个严峻而崇高的时代的尺度来评判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觉得，我已经分不清每个人的面孔和声音了，我看到和听到的，仿佛是一个大合唱——女声部记忆的合唱，因为男人们都坐在桌旁沉默不语，侧耳恭听。人类是用何种代价得以生存下来的？最好由妇女们来述说，她们也决心自己来讲。
“父亲为了保住我们，想把我们疏散到后方去。可是我和妈妈马上就参加了医院的护理工作。我没有受过什么专门训练，只能帮助抬抬伤员。妈妈把我弄到训练班里学习，她说：‘等我们毕业了，不就可以成为熟练的护士吗？’战前妈妈是兽医研究所的化验员。
“萨拉托夫开始遭到轰炸，医院里展开了讨论，题目是：祖国处在危难中。这时我们正好从训练班结业，于是妈妈对我说，我们应该一起上前线去。妈妈自愿申请上前线．还带上了我和妹妹。妹妹受过专业训练——尽管只是六个月的医务训练班，可是她凭着自己的才干很快当上了手术护士。妈妈还收养了一个别人家的小姑娘做女儿，我们和她就象亲姐妹一样相处，三人之间还争妈妈喜欢谁呢，可妈妈对我们一视同仁。要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呵……”
“截掉胳膊或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肌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一看见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阵咸津津的味儿来……”
可是最令人震惊的是敌人的残酷，一般人简直不能想象，甚至对待她们，柔弱的妇女，也是那样无情。她们抢着对我讲述：
“我们一边撤退，敌人一边轰炸。地上行走的是救护车队，每辆车顶都涂有红十字标记，飞机上明明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法西斯的飞行员还是飞得很低很低，追撵着每一个人。我们躲到树林里，敌人飞机还紧追不舍。我看清了飞行员的面孔，他也看见下面是姑娘，躲在松树后面的姑娘，可是还厚颜无耻地狞笑着，仔细地对我们点射。法西斯飞行员面孔很漂亮，却现出那么无耻、残忍的笑容——这些我永远也忘不了。”
“他们朝我们扔炸弹，在公路上空做超低空飞行。我在前面逃，一架敌机就紧紧尾随着我。我钻进玉米地，它跟到玉米地，我再往树林里跑，它又逼我趴倒在地上。我拼命逃进森林，一会儿跳进坑里，一会钻进落叶堆里。我吓得直流鼻血，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动动手脚，哦，没有事儿，还活着。可是从比以后，我就得了飞机恐惧症。每回飞机还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吓得要命，脑子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着：飞机来了，我要赶紧躲藏起来，得跑到什么地方去，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它。直到现在我还听不得飞机的声音，不能乘飞机旅行。这就是战争留给我的纪念……”
还有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运送伤员和运送马匹的列车同时停在车站上。这时轰炸开始了。我们赶紧打开伤员的车厢让他们疏散，可是他们却全都冲过去救那些被大火包围的马匹。人受伤时，他的叫喊是十分吓人的，而马匹受伤时的嘶鸣简直就没法形容了。要知道，马匹没有任何过错，它们不能对人类的行为负责。那时，所有的伤员全都冲过去抢救马匹，而没有一个人往树林里躲。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要说，尽管战争如比可怕，但我们的人终究没有丧失理性。法西斯的飞机飞得很低，我后来在想：德国飞行员一定都看在眼里，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我在战争中就有过这么个想法。我们有一回来到一个村子，在村边的树林附近躺着一些被杀害的游击队员。 他们是怎样一副惨景，我无法讲述了。他们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却有马匹在吃草。显然，这是游击队员的马，马鞍还在。也许它们从德国鬼子手中逃了出去，后来又回来了，也许是德寇没来得及把它们带走——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马匹很安静，牧草也很多。这时我想：人怎么能当着马的面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当着动物的面，它们也会看的，全都看到了……”
“伤员们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的脊椎断了，只有手还能动，干别的都不行了。我们得为他们端屎端尿……他们身子不会动弹。我真可怜他们。我可怜一切——不只是人，还可怜动物。比如，鸟儿飞走了，等它们从原路返回时，也遇上了战火，遭到焚灭……
“有一次轰炸，我们躺在一条沟里隐蔽，只见一头山羊从村子里跑过来，跟我们卧在一块儿，一边紧靠着我们，一边‘咩咩’叫着。轰炸停止后，它又和我们一块往回走，紧紧偎依着人。瞧，连动物都害怕了。我们进村后，把这只羊交给了头一个遇到的妇女，说：‘把它牵回去吧，多可怜哪。’我真想救救这些小动物……”
一个经受着非凡痛苦、无限恐惧的人，仍然保持着、珍藏着善良的人性，依旧有勇气和感情去惦记受难的鸟儿、动物、草木以及所有的生灵，并帮助它们，挽救它们的性命，同情它们的遭遇。这样的人，难道会被打败吗？
“我们抢救人的生命。可是很多医生都非常后悔干了医生这行当，因为她们能干的只是包包扎扎，而不能拿武器。”
“如果说，战争初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家庭，是父母亲，那么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出于迷信反而避开了这些话题。多么愿意相信，战争中唯独你的家庭，你的母亲，你的小妹妹幸免于难，多么愿意是这样啊！可是你偏偏失去了她们。
“我在战场上，什么都不在乎。我以为，遇上轰炸时，炸弹只能破坏建筑物，我不相信自己会被炮弹或炸弹炸死。也许子弹可能打中我，对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什么炮弹啦、炸弹啦，在我心里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怎么会呢？谁知后来，我遇到了真正可怕的事……
“我们的一个护士被俘了，过了一天，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们总是留一发子弹给自己——宁可死，也不当俘虏。最可怕的是被敌人抓去，其余的一切都不可怕。
“我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会哭死的，战争快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了。谁也不谈论这种事，可是谁都在想着这一点，我们已经感到我们就要胜利了，春天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不管人们怎样盼望这个日子，在感觉上，它仍然是出人意料的。你随便去问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他对战争中的哪些日子记得最牢？——战争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这两天记得最清楚，细微末节全都历历在目。下面就有几个感人肺腑的细节：
“当有人跑来报告说：‘战争结束了！’我一下子浑身瘫软，坐到消毒台上。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儿。搁在平时，我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下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