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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的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道：‘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将军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个趾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你我要耽误她性命的。’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科学生……
“这位年轻的中尉终于说服了将军。这样他们才没有锯掉我的腿。他们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象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儿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对我说：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今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这对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最后指挥员开口说话了：‘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最好连战争二字也永远不要说了……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可是我要报答继母的养育之恩……她就象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说，我在她身边可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要我活着回来，这就够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们在十八岁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我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我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声明，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接受我去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的腿脚有毛病，脾气坏的很……
“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妇女。我们撤退的时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而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姑娘得盖盖好……’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儿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在男人那儿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
“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什么铺的盖的都没有，真是一无所有。他在战争期间任过营长。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们就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世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这是—张世界地图。有一次，丈夫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们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哪有这些地毯什么的，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由于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呼吸、欢笑、生活……
“现在我经常应邀作报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了话。听人说，她们都是千金小姐。她们问我，你是战后出嫁的吧？不知为什么，她们以为战争中不能结婚。我对她们说：‘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了战利品，而我带回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不错，我本来是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可是体力、精力、财力都不允许。还有什么好说的……再上学读书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我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格林科到我们家来作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包馅饼，说什么也要我收下：“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呐。”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把我们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们一定会给你面子的。我们可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你走后我虽然会病上一场，可是我很高兴，因为你认真听了我的故事。让我的回忆永远保留下来……
第06章“我们只获得了小小的奖章……”
一九八O年，难忘的五月。我已经进行了两年寻觅、采访，往全国各地发出了数十封信。我的私人邮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航空飞行团女飞员玛林娜·拉斯柯娃向您致敬……”；“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贺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于是我此时仿佛生活在两代人中间——既在四一年的年轻人中间，也在我自己这一代今天二、三十岁的人中间。我的心灵承受着两代人的现实，经历着两种人世生活，它们互相渗透又互相分离，轮番占据我的心灵，最后终于融为一体。我的记忆已经成了她们的记忆，而他们的记忆也就是我的记忆。
有时人们问我：战争还有什么可写的？是啊，我也想过，写满我的活页本、塞满我头脑的那些知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的我们，受到的威胁已经不再是人类经历过的那种战争，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巨大灾难。因此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的记忆。能够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记忆的轨迹，记忆的图像又是多么繁杂，多么紊乱！——随着日复一日的查访，我愈加深信这一点。可是，更为复杂的是某些人发明过而且今天仍在发明着最可怕的武器的图纸，这种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杀人，而是要成百万地、把人们连同他们的记忆一起毁灭。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具备记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可是，怎样才能把人们的记忆精确地捕捉住，并且形诸笔墨，告诉世人？
对于我的会见请求，收信人大都十分乐于协作，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象可怕的恶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不想回顾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写就能写，因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卫生指导员瓦莲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罗莫娃在信上说，“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里。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我上前线时简直还是孩子，回来时却成了残废。我尽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读完了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课，但文科大学却没能读完。这要归罪于糟糕的身体。
“我一直在过独身生活，由于弹伤和震伤，我不能生孩子。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没法在信上把什么都写出来……”
“我从前线回来，大夫不许我去学习。该死的战争，该死的震伤……
“我在各地漂泊游荡，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小奖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一—沃伦诺娃（电话接线员）在信上写道。
女坦克手，少尉亚历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鲍依科在信中告诉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表示我们俩上前线的心愿。我们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营地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И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我们在同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整个战争。我们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讲出来，准能写厚厚一部书……”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伊万·阿尔申吉耶维奇·列维茨基在信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跟我见过面，说：‘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队，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注意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女性’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这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弹呀（普特——系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嘹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各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但每颗心都燃着一团火。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更何况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一心肠硬不起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她们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细，更加认真。炮兵做事，精确性是首要的。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从高尔基城（我们营在那儿组建）一直打到波兹南。坦克手有铁甲，步兵有战壕，高射炮兵呢，无遮无拦。交起火来，炮兵能使所有的人都免遭伤害，唯独自己除外。高射炮兵不能挖避弹壕，不能造掩蔽部。就是敌机向炮位俯冲时，炮兵也不能离开炮位。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行当。我一直想对别人好好讲讲高射炮兵，或者写出来……”
我手里有全国各地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辅，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尔加格勒，雅卢托罗夫斯克，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每当我收到一封来信，在地图上找寻到那陌生的城市和村镇时，简直惊讶得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到那些地方去，什么时候，怎样会面？后来产生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尽量让这些妇女集中起来。但怎样集中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一天，邮筒里来了一份请柬，是巴托夫将军的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协会发来的：
“……我们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红场聚会。这个规矩已有很多年了。这既是传统又是仪式。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得来。有的来自穆尔曼斯克，有的来自卡拉甘达，四面八方都有。总之，我们期待您……”
亚历山大公园有座纪念碑，在纪念碑四周攒动着脱帽的人头和五月的鲜艳花束。鸟瞰此景，犹如一堆堆熊熊篝火，多得叫人目不暇接。我被人潮裹挟着，幸福的温存话语在我耳边回响：“玛丽亚，是你吗？差点儿认不出你来了，可你这双眼睛……还是原来的样子……”；“这是你的儿子吗，费多尔？跟你一模一样。把儿媳和孙子也带来了？中士，你都快有一个正规排啦……”，“万尼亚，你还记得吗，啊？你想想，我们在四一年那会儿是怎样的？你的裹脚布丢掉了，一个女人跑过来，把自己的围巾扯下来给你包脚，还记得吗？”；“这是基希涅夫的玫瑰花……始终是水灵灵的，不过在飞机里还是有点蔫了。但我愿意摆自己的花……”
纪念碑周围，莫斯科人忙碌着，过着他们轻松的日常生活。他们已习惯了这种隆重悲壮的集会，已经不感到新奇了。相反，那天起要是这集会消失了，他们反倒会觉得不自然。是的，就连最年轻的市民也不为此惊异。我不由这样思索：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打过仗，甚至除了采石场爆破外，连一次爆炸也没见过，但是，战争的回忆却遗传性地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心中。那场战争离我们仍然很近，还不足—个人的半生岁月，因比过去的一切对于我们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平时，在芸芸众生之中，记忆也许已经融化得不见踪影，而比时它又从尘世生活中游离出来了，犹如洪水和野火之类的自然现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它真正的面目。
入夜，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就象不久前“苏军之家”热闹的会客厅。到处都有人在紧紧拥抱，抱头痛哭，或拍照留影。这里不存在什么熟人和生人，全都是自己人。如果别人看见你身边有个年轻姑娘，只要问一句：“你是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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