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告诉他：“你还没到县里头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体，十几岁的闺女往往只以沙草围着身子过冬，没有裤子穿，许多县都是如此。”
方丈是庙里的权贵阶层，衣食住行都远高于一般僧众。当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绫罗绸缎，单夹棉纱无所不备，时更日换，越穿越多。
汤恩伯不修边幅。身上穿的军服，灰的黄的连同军帽和皮带的颜色，能凑成几截。他夏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另一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除了接待外宾，很少能看见他穿戴整洁的时候。
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好几家店铺，问明价格，拣合意的地方买。
天津买办冯庸仙每天早、中、晚换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样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与时辰相应，依含苞、初放、盛开三式定织。如此则他本来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两倍。还有成堆的人为他设计、购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东北首屈一指的资本家，身家不下千万，过日子却像个穷人。他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缝的，鞋也是老伴做的，从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开玩笑说：“老东家，你穿什么样鞋没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说：“省一个是一个。”某日，他去哈尔滨马迭尔饭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针脚的棉袍，戴个毡帽，显得不成体统。陪他去的跟班说：“总经理，你穿我这件水獭领大衣，水獭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说：“不用！是请人吃饭，也不是请衣服吃饭，还管穿什么吗？走！”结果马迭尔的门房放跟班进去，把邵当成伙夫拦住了，跟班怎么解释也不管用，邵一气之下，在门厅大喊：“谁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张伯驹辗转来到大后方贵阳，往访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他战前见到的吴鼎昌，都是长袍马褂，脚登双梁鞋，此次见吴身着笔挺的上将军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刘延陵与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同为文学研究会早期的八个诗人之一。刘是苏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郑振铎去看刘，刘正在被窝里鼓捣，郑振铎不明就里，问他在干什么。刘答：“换裤子。”因是苏北腔，听起来有点像“红裤子”，这就有点类于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许杰早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书时，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装，包括上衣、裤子和坎肩。他还给西装配了衬衫、硬领、领扣、袖口和领带等。这是许杰的第一身西装，在宁波就没怎么穿过。后来到了上海，他费了老大劲才打上领带、把西装穿好，出门后仍不知所措。看见有人穿的西装上衣没扣扣子，他便把扣子解开，袒胸走路；一会儿又见有人西装上衣的扣子扣着，忙把解开的扣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来，竟然无所适从，浑身不自在。
和许杰有些类似的是周有光。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学毕业后，准备报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有同学提醒他，报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装照。周有光自己没有西装，也没穿过西装，只好借用照相馆的西装道具。但照相馆的摄影师也不懂打领带的规矩，把领带和领结一齐招呼上，给周有光拍了一张别出心裁的标准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学手中，当了一阵笑料后，随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学的指导下，重拍一张了事。
帝宫档案显示，1934年，婉容共制作各种旗袍27件，平均每月两件还多，这说明她那时还知道装扮自己。后婉容被打入冷宫，靠大烟度日，已是另一个样子了。1942年入宫的李玉琴，是在战后随溥仪逃难的路上才第一次见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李玉琴后来回忆：“她目光呆滞，脸色清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脏又皱的旧睡衣，由于长时间不洗，也看不出什么颜色了。真有点像疯子。我赶忙走过去向她请了个安，说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冲我笑笑，露出抽大烟熏黄了的牙齿，憨声憨气地说：‘挺好，挺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唐瑛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一说她有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她家雇有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款服装的样式记下来，回家和裁缝商量，经改良后再做出来。因而她身上的衣服，多半是引领潮流的“独一份”。
艾青在常州女师教书时，对学生说：“你们烫头发，狮子头一样，多难看啊！”一次他去理发，刮脸时迷瞪着了，理发师就擅自做主，给他烫了个头。艾青一觉醒来，木已成舟。第二天去上课，学生哄堂大笑：“艾先生也烫发了，狮子头一样，多好看啊！”
1939年春节过后，骆宾基去浙江义乌乡间访冯雪峰。冯一身中式打扮，布底棉鞋。衣服不太合体，冯雪峰告诉骆宾基，这是瞿秋白在上海时平时穿的一套衣服，去苏区前，瞿秋白托鲁迅保管。冯经过长征回到上海时，瞿秋白已就义，鲁迅便把这身衣服作为烈士遗物转赠冯雪峰，作为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的必备衣物。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仍留着辫子。一次其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干什么？”王说：“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还剪它做什么？”
夏丏尊抗战期间曾在南屏女中兼课，一年到头穿一件破旧的粗布长衫。一天，几个学生找他借这件长衫，说是演戏用。几天后，学生来还衣服时，用包裹包了两件长衫，一新一旧。她们对夏丏尊说：我们敬佩先生，无由表达，见先生长衫已破旧，我们全班同学建议为先生添置新衣一件，但缝制需有尺寸，我们又恐明说了为先生所拒绝，所以便假说为了演戏需要。借得长衫后，我们买了布，依照先生旧衣的尺寸制成新衣一件。这件新衣是我们全班学生所缝制，每人都缝了几针，细行密线，交织着我们全体对先生的敬爱仰慕，聊表心意！请先生一定要笑纳，并原谅我们事先对您的隐瞒！夏丏尊一时激动，竟忘了致谢，立刻穿上新衣，挨个到所有教员休息室展示一番。
作家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念书时，自称是穿得最穷的一个。她冬天只有一件棉袄的罩衣，星期六晚上脱下来洗干净，次日早上如果还没干，也只能穿到身上。
丰子恺是浙江人，家乡离海边四五十里。他曾撰文说，那里中产以上的家庭，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棉袄（薄丝绵）、大棉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替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派随员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穿什么衣服，蒋回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听后有些怀疑，但蒋既然如此答复，也只有照办，便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李自然也只有再照办。及至就职当天，典礼官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才发现蒋介石并没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则一身军便装立于蒋的身后，俨若蒋的卫士。
苏州的丝织品一向很出名。毛哔叽、直贡呢等西式衣料面世后，风行一时，一些时髦少男的夹袍夹褂，常用哔叽、直贡呢作面，绸缎为里。另一些老先生则叹其为美恶倒置：“优美之国货，只做夹里，黯然无光之外国货，却做面子。无怪乎中国人的面子，都被外国人占去也。”
1921年，北方人王铁珊出任江苏省长。到任那天，省内高官们纷纷过江，云集浦口津浦车站迎接新省长。车到站后，却不见王的身影。事后才知道王坐的是四等车，已挤在嘈杂的人群中出了站。王进城后，直奔警察厅找厅长报案，称自己的一条腰带被小偷窃走。南京城里一时盛传省长失带事。几天后，这条腰带被找到，其实还算不上腰带——就是一条破布。
卢作孚身为民生公司老板，却不讲究衣着，一年到头穿一身中山装。他为了节省梳头时间，一直剃光头。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弘一法师平时穿一件百衲衣，上有224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民国初年，一时流行剪辫子。除了一些本来已剪去辫发的留学生，多数人都感到不适应。在江浙一带，年轻人盼着以前剃去的头发赶快长起来，好早点改头换面；老成一点的人多不愿意彻底剪掉辫子，往往留一截，变成了鸭屁股式；农民则多留恋那条长辫子，听说城里的警察手持剪刀，在街上替行人剪发，他们便不敢进城了。也有不愿剪发者把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总之，一个旧的时代，是不会一夜间便告结束的。
汤寿潜是民初要人，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他平时一身土布短褂，头戴箬帽，脚穿蒲鞋，手持一把纸伞，与当地老农无二。后来任交通总长、铁路局督办，他都是这身打扮。据说一次汤从松江乘船到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商人以为这土老杆儿手脚不干净，疑心偷了自己的银插子，一路冷语讥刺，喋喋不休。汤未予理会。及轮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汤督办，商人一见这场面，顿时吓傻了，跪地不起。汤则一笑了之。
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游北京，住北京饭店38、39号，父子、母女各一间。当时张的子女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与上海不同，很新鲜。一日，张家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时，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张元济夫人说，这是旗人上层妇女的装扮，一定是满洲贵族。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旗袍是20年代以后才开始时兴的。张家姐弟盯住两个女子看了半天，心想，这在上海哪能见到。
1927年秋，张元济遭绑票，被关六天六夜。其间绑匪发现张所穿绒线衣上有破洞，大为诧异，没想到他们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破衣服。
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很容易分别。学者邓云乡说：“全城找不出一个穿西式裤子卖西瓜的。”不仅是北平，盛孰真在《回忆我和殷夫的交往》一文中说：“他（殷夫）脸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发（分头），穿一件浅蓝色爱国布长衫，西装裤，脚上是一双旧皮鞋，一副潇洒的文人风度。”
北平沦陷后，市民生活一泻千里。学者赵荫堂穷得冬天只有一件破羊皮袍子穿，给学生上课时，破羊皮跟面条似的，不时从袖口落下来，他便不时塞回去，沥沥拉拉，弄个不停。
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四天后便销售一空。8月26日下午，《杂志》社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茶话会，邀请沪上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座谈。当时张爱玲与胡兰成刚刚成婚，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女士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
抗战前，在北平的公共场所若遇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人，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一般会这样回答：“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上海，对方一定穿笔挺的西装，夹着个大皮包，口含雪茄。被问及职业，他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报告说：“康奈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
清华教授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一种打扮：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式短裤，羊毛长统袜子。
胡适是有美国背景的新派人物，穿着上却另当别论。任北大校长时，他都是穿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或棉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夏天除酷暑时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单蓝布大褂。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胡也到场。散会后胡适与杨振声、唐兰三人一起出来。杨振声穿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含烟斗，走在最前面。胡适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走在杨振声身后，还替杨夹着皮包。乍一看，杨倒像个校长，胡更像一个校长秘书。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在北大讲授古典文学。邓云乡其时是中文系学生，在下面听讲。一次俞讲杜诗，引经据典举了很多例子。适值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充足，邓抵不住暖洋洋的诱惑，浑浑欲睡。便索性放弃听课，观察起老师的装扮来，邓后来回忆说：“（俞平伯）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褂，里面藏青绸料棉袍，而大褂短于棉袍约二寸许。显见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了。内穿黑色棉裤，而裤腿又长于棉袍二寸许，盖棉裤原系绑腿裤，后不绑腿，散着又比棉袍长了。如此三截式的装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顾随在教授中，算是仪表、风度、功架、做派都出众的一个。他冬天上课时，内穿春绸衬绒袍子，外套丝绵或灰鼠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狐肷袍子，狐肷袍子外面围条五六尺长的黑绒线围巾。据说这种穿法在当年北平的老先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进教室后，先摘去围巾，上讲台后随着讲课一件件脱掉袍子。等到快下课时，再一件件穿上。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任妻子罗彩云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姑，从小没穿过皮鞋。结婚时，嫁妆里有一双皮鞋，到上海就穿上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楼梯窄且陡，罗一次穿着皮鞋一不留神从楼梯的半截处摔了下来，致卧床数日不能动弹。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回国后仍是一副土打扮——夏天一件大褂，布裤子布鞋；冬天戴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外套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脚穿厚棉鞋。
熊十力着装在僧俗之间，常穿白布高筒袜子。
抗战时，朱自清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平时常穿一件在马帮中流行的类似斗篷的毛毡，据说在昆明大街上，如此装束者无第二人。
林语堂在上海生活时，很少穿西装。平时长袍马褂布鞋，一副京派老爷的打扮。他认为，中式衣服穿着舒坦，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装像被捆绑了似的，动弹不得，尤其是领带一打，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林将领带称为“狗领”，以示对西装的嫌恶。
北平时期，许多大学教授，包括许多留洋回来的乃至有世界名望的教授，平时都穿袍子，抄着手说外国话，讲尼采、达尔文、康德、莎士比亚……从辜鸿铭到梅贻琦、潘光旦、胡适等等，一概如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当铺不收旗袍。因为旗袍的样式变化太快，如果不赎，死号后卖不出去，也不能改做他用，只能烂在铺子里。
卢冀野是个胖子，不修边幅。梁实秋说：“他的衣服从来是不整齐的，平日是一袭皱褶的长袍，项下纽扣忘记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袜子上面蒙着一层灰土。看他那样子，活像是江湖上卖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鲁迅晚年，女作家萧红是他家的常客。鲁迅和萧红之间有过不少闲聊式的谈话，比如说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