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少爷小姐每人有一个五屉柜盛化妆品。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有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货居多。
齐白石生活极有规律。晚年黎明即起，到菜园浇水。上午绘画。午睡一小时。起床后接着画。一天画三四幅，不论大小。他的画案上放着一副哑铃，休息时用它练手劲，故腕力至死不衰。黄昏后不再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身兼北京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数个要职。他每天上午上班，先到交通部，再到财政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一周去一两次交通银行。曹是上海人，本来生得眉清目秀。他因兼职过多，每天车来车去的，有一回在赵堂子胡同和另一个总长李士伟的车撞上了，致其破相，脸上落下疤痕。
胡汉民曾自述他任立法院长期间的日常起居：“每晚9时半洗澡，10时睡，早晨3时半起床，作小运动，进早餐。5时办公看书，重要宾客往往在这时延见，8时后出席会议，到党部、国府或立法院批阅文件。”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日常作息忙而不乱。她有阅读习惯，每天早晨读各种报刊，当中不少是从国外寄来的刊物。宋平时喜欢看历史及传记类的书。午休时间，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都是小提琴独奏曲，没有歌曲，也没有大型交响乐。所有唱片都由宋美龄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外，午休后宋开门时便停止播放。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圈，沙千里跑17圈，沈钧儒年纪最大，也能跑七八圈。跑完步，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打形意拳，其他人做体操。早饭后，各自进入工作状态。王造时译书，章乃器和邹韬奋写文，沈钧儒和李公朴写字，沙千里学日语。午饭后，略休息，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下棋，有的闲谈。监舍里还不时传出欢笑声。
1914年，张元济迁居极司菲尔路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在盥洗室煤气灶上烧一壶水洗脸。洗漱完毕，便开始工作，打开电灯，伏在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天亮后熄灯、开百叶窗，继续工作。七点半吃早饭，一大碗肉面，撒上些葱花。饭后收拾公文包，出门乘马车上班。临走要带上两份当天的报纸，在路上看。
杨虎城1930年任陕西省主席。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新城操场观操，后到新城大楼办公，听秘书念电报、阅报并把要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到会客室接见访客。来人提出的问题随时处理。11点开午饭，如来客未谈完，就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伙食一般为米汤、馍，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再加个火锅。饭后外出，巡视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有时也去看文物古迹。晚饭或去友人家吃，或邀友人来家吃，多是面食。晚上会客，与友人、学者、部属、官僚政客等闲聊，所谈海阔天空，事不分大小。
书法家邓散木42岁时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个“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六星期（日）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好酒，因而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把喝酒也算了进去。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每天下午到报馆，一般是会客或去看昆曲。晚上，在重要新闻已大体明了后，才撰写或修改社评。
熊十力每天清晨4点起床，即开始读书写作，中午不休息，仅闭目静坐片刻。他的书桌贴着一张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刘云若当年是和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家。他每天有大部分时间流连于天津的小烟馆里，过足了烟瘾后，便起身要一张手纸，就着烟灯用蝇头小楷开写。报馆派人在烟馆坐等索稿，他写完一张，便交给报馆的人，拿回去排出，总是恰好排满预留的位置。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述及鲁迅晚年的一天：“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郑孝胥当年寓居上海时，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在园内略事散步，便入室临池。不久便宾客纷至沓来。
上世纪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每天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点40分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11点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写作读书，至次日凌晨两点才睡觉。胡适每晚睡五个小时，午睡一小时。他说：“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六小时。”胡适的星期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接待客人，下午不会客，在家工作，晚餐同样在外面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学者陈序经长年在南开等高校任教，还兼管校务。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天亮后夹着公文包上班。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利用天亮前这个时间段完成的。
民国前期，清华对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要求。1927年4月的一期《清华周刊》对此有详细介绍。学生每天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4节课，课间休息10分钟，9点55分做柔软体操。12点午餐。饭后一般在图书馆阅报。下午1点至4点上课。4点一到，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进行“强迫运动”，完毕后洗浴，进晚餐。晚饭后自由活动。晚7点半至10点半自修。10点50分打钟就寝，11点熄灯。
画家汤定之居上海时，每天6点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开始创作。12点进午餐，饭后小睡，午休后不再作画而是看画，自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然后出门访友，或到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新雅茶室乃文人聚集之地，每日朋好满座，不必预约。中外古今上下，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方归。有时候买些新雅的叉烧包带回家。晚9点准时上床就寝。汤居北京时，也保持这样一种起居状态，只是下午品茗处由新雅茶室改成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
画家沈心海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即起，赏玩花木一两小时，而后进餐治事。黄昏后从不动笔。郑逸梅说：“他的行径，恰和卫生之道，不谋而合的。”
12．习惯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份一份的刀叉，顿显不悦。他对张广建说，吃洋饭我不习惯。张以为载漪是不习惯使用刀叉，便把载漪请到旁边，自己坐在客人席上，亲自为载漪切菜。载漪碍于面子，很不情愿地吃了这顿饭。
阎锡山每次理发，都令其警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龄有洁癖，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蒸馏水和矿泉水。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上去蒸馏水。她还曾把维琪牌瓶装矿泉水犒赏给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广州时，无论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记写好。他请了几个有文字根底且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翻译家耿济之不嗜烟酒，不染恶习，却有两个“怪习”：写作时，左手手指总是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思考时，总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笔夹在当中。
收藏家陈梦家很有生活情调，但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不喜欢听音乐。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有传吴稚晖将继任，吴说：“不可以，千千万万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丰子恺自称平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苏州当年多家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据说有人从十几岁起开始泡茶馆，一直泡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时死去。他们每天跟上班一样，按点到，坐同一个位子。甚至有人还立下遗嘱，死后子承父业，儿子要继续天天坐在他的遗座上喝茶。
尚小云逢演出时必得喝滚烫的茶水。据说他从来不怕烫，能用刚开的水漱口。刚沏的茶，他张口就喝。唱戏时，他的茶壶有专人管着，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了场没有滚烫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发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华时，每晚上床后，“例须读书一二小时”，而清华是到点熄灯，浦便秉烛夜读。一日蜡烛用毕，浦差校工去买洋蜡，谁知误买了卷烟，致浦“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
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家在东厂胡同。他每天坐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上班，车里总是放上许多线装书。到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楼门前下车，胡适便抱着一摞书进办公室，下班又抱着一摞书出来，天天如此，从不拎皮包。
刘文辉虽有大烟瘾，却未受大烟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变。即便吸大烟时，也总是一边抽一边看报纸，成为习惯。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日记写在专门定制的稿纸上，一张十行，每行25字，边宽格大。胡适写日记与众不同，除了记人记事，还剪贴当日的报纸，故篇幅惊人。胡适的酬酢之事几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时，某日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同去其极司菲尔路寓所，适其待客，三人便在书房等候。徐志摩挑头，偷看起胡适的日记，胡饮宴时罗列的名字中时有三人出现，罗隆基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
鲁迅烟瘾极大。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抽强盗牌；到北京后，抽哈德门牌，都不是什么高档烟。鲁迅当众吸烟时，动作也与众不同，不是先把烟盒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嘴上点燃，而是把手伸进衣内口袋里，直接摸出一根烟来。
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最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1933年2月4日，茅盾带着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偕妻儿去鲁迅家。当时茅盾还不习惯签名送书，鲁迅则有收藏签名本的习惯。鲁迅翻开《子夜》的扉页一看，是空白，就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过毛笔。茅盾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鲁迅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还请茅盾参观了他专门收藏作者赠书的书柜，其中有些书还精心包上了书皮。自此以后，茅盾以作者身份送书，便都签上名字。
叶楚伧好酒，编《国民日报》时，习惯于边喝高粱酒，边嚼花生米，边写评论。
林语堂自称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抽烟，所有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
潘光旦出门时总拎着一个黄色的旧皮包。他不抽纸烟，只抽烟斗。他与不少文人一样，有翻用旧信封的习惯。
鲁迅常衣冠不整，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身边随时使用的文具和书籍等，却一向规矩整齐，一尘不染。许广平说：“如书籍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手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经他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和许多文人一样，有把旧信封拆开翻转再利用的习惯，他甚至还用牛皮纸自制信封。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做的信封“非常之整齐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鲁迅对废纸等的利用十分在行，许广平说：“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
鲁迅惯于喝浓茶，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鲁迅抽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