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7．家事
盛宣怀病故后，家人花40万巨金买通工部局洋人，获准把灵柩抬到大马路（南京路）转了转，致丧事盛况空前，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恰好因事到沪，就去盛家吊唁，谁知盛家出来应酬的都是亲戚和门客，一问方知，家属全都去看梅兰芳的戏了。张遂苦笑而出。
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即1936年9月5日，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一日，胡的父亲从浙江孝丰老家来看他。卫兵去报告，胡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甚诧异，对卫兵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马翻脸说：“哪来的混账老头，如此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又派一心腹副官跟踪其父，认准所住旅馆。当晚，胡宗南才换上便装去旅馆看父亲，给了老人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一怒之下，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点盘缠回了老家。
段祺瑞讨过几房姨太太，这与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看似无二，所不同者，是段已经有了尊重女性的意识，他娶姨太太，从不采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手段。他的第四位姨太太入门时愁眉不展，段一打探，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便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一时传为佳话，也多少能体现出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
军阀范绍增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光姨太太就三四十个。范绍增专设了总管事、管事数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权贵云集。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门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当中较有文化的两个姨太太赵蕴华、何蜀熙，随即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花使，对范后来的飞黄腾达，起了不小的作用。范尤其宠爱十七姨太，两人常在球场、游泳池等场合追逐嬉戏。关于十七姨太的风流韵事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写成《十七姨太外传》出版，一时重庆“洛阳纸贵”。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开明学校读书时，与尚未成婚的校长王世均产生私情。后事情败露，王世均被范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两人大祸临头。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王母也在一旁叩头求情。范绍增虽说是个粗人，但重人情，讲义气，粗中有细。寻思再三，他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连声赞叹：“范哈公，你搞得漂亮！”
抗战期间，宋氏家族的姊妹兄弟一度都在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想让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姊和大阿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庆龄，宋庆龄没答应，宋美龄劝道：“这是我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啰，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宋美龄一听即说：“我马上派医生来给你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提议的家宴，宋庆龄最终也没去。
林森虽贵为一国元首，但生活上简朴之至，得过且过。林的夫人郑氏早亡，林便终身不再续娶，家里因此也无直系亲属，长年独身一人。这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国务总理们动辄妻妾成群形成鲜明对照。林平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经常独自上街购物。抗战期间在重庆，林坐车经过上清寺，路旁有一卖木桶的小贩，即下车买了个洗脚盆拎回车里。
康有为晚年，家中成员庞杂，除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五个妻妾和六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以及厨师等雇员。他家还有两个印度人看门，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此外就是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1942年，蒋经国夫人生孩子，蒋托侍从医生吴麟孙物色保姆。吴不敢随便找人，就把他在助产学校毕业的女儿叫去当差。事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说：“吴医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感情甚笃，很少口角。宋美龄偶发脾气，蒋都一笑而过。两人居家都不乏涵养。宋为数寥寥的一次“撒泼”，恰被张治中撞见。当时宋美龄气急中脱下高跟鞋“遥掷”蒋介石，正中蒋的肩头，鞋落在沙发前。张治中正好登楼入室，见蒋被鞋击中后仍以微笑相待，便快步过去拾起鞋，送到宋美龄面前，算是给蒋解了围。
1949年4月中旬，离宁波解放（5月24日）只一个多月，蒋介石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及蒋经国从溪口出发，到宁波遨游示别，一切被褥用具均由侍从人员随身带来。宁波南郊柳亭庵旁有蒋姓祖坟，蒋曾往扫祭，并给柳亭庵当家五万元，嘱其看管坟墓。蒋介石还去北门外华美医院检查身体一次，并两次到天一阁浏览该处藏书。
买办梁炎卿有一妻三妾，15个子女。梁家管教甚严，不允许孩子沾染任何恶习。梁家子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言谈举止都养成了英国绅士的做派。梁家子女的娱乐也是洋式的，都喜欢打网球、骑马。
林语堂夫妇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随父亲，自幼喜欢写作。她曾让父亲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个“无双”的笔名，意思是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玉如寻思“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有道理。某日翻《吕氏春秋》，忽觉“太乙”两字用作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虽不明所以，但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林语堂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玉如就接受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女儿三五岁的时候，林便常带着她们出席各类社会活动。那时，文人聚会兴“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被点的姑娘进来时，太乙就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于是满座哄堂大笑。
俞鸿钧曾任上海市代市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抗战期间，有人去他家，看到其妻正在洗衣服。虽说当时重庆的生活相当艰苦，但一个部长太太亲自洗衣服，实属罕见。
艾青的母亲对他说：“你写大堰河，她只是你的保姆，你不写你的亲母亲。”其实母亲并不喜欢艾青，待他也不好，说是克她的。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他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六个嫂子；大哥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又娶了个姨太太，还是没生儿子，又生了个闺女。姐姐们都已出嫁，两个大侄子也结婚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聚齐时能有四五十口子。梁父制订了这样几条铁打不动的家规：不许赌钱，不认干亲，晚饭以后，大门落锁。
诗人朱湘一生最富有的日子是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月薪300元。那时他已结婚，甚至有闲钱收藏一些古董，如陶马、郑板桥的墨迹等，曾吟出“黄土的人马在四周环拱”的诗句。他与妻子霓君经常争吵，动辄把家里的东西乱摔一气，第二天和好了，再去买一套新的。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上海极司菲尔路张元济家门口，车上跳下五条汉子，敲门后，佣人刚开门，这伙人便蜂拥而入，持枪冲上楼梯。当时张元济正和家人在二楼吃饭，见一群人上来，刚想问话，一绑匪已用枪顶住身旁的侄子张树源。另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张元济说：“不是那个，是这个。”于是绑匪不容分说架起张元济就走。上车后，绑匪用黑布将张的脸蒙上，汽车开到郊区，张被关进一间破房子里，有三人看管。张元济在这里待了六天，绑匪起初开价20万赎人，经反复谈判，绑匪也逐渐明白此君并没多少油水可榨，最终以一万元赎票。张元济在拘禁中写了十首七绝诗，始终神情自若，并坚持私了，终平安归来。
叶浅予与罗彩云结婚后并无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是罗对叶说：“钱用完了，拿钱来！”叶则回答：“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学者谢六逸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鲍咸昌的女儿为妻。鲍小姐是神州女学的音乐老师，英文很好。两人婚后生活简单却充满乐趣。谢很喜欢孩子，有很多孩子，他给他们准备了小桌椅，每逢周末必与妻子儿女去看一次卡通电影，痛享天伦之乐。
一次，上海巨富周扶九去女儿家，发狠坐了一次黄包车，事先讲明车钱四角。到了地方他只付二角。车夫自然与周吵了起来。亲家听到门口有人吵架，断定是周来了，便让账房拿一块钱给车夫，车夫欢欣而去。而周看女儿，所带东西也不过一包花生米，离一块钱相去甚远。周家每顿饭必在一起吃，周居首，儿孙在一边奉陪。老人一放下筷子，大家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吃各自的小厨房。周在卧室中构筑一夹壁，每晚从上孔投入金条，其儿孙便从下脚把金条挖走。及至周一去世，家财也就散落殆尽了。
傅斯年夫人俞大回忆说：“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指傅斯年）面前抬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很快乐。”
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说，在家里谁也比不上冯先生，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
学者梅光迪一次在家里举办盛大宴会，招待吴宓等同事。席间梅让妻子以水果待客。其妻当时尚不知道把水果去皮去核，切成薄片，插上牙签再端上来。而是将水果洗了洗码在盘子里就端了上来。梅觉得很没面子，随后就将妻子送回了老家。
抗战时期，李长之在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一女生，他听说此女至孝，甚满意，不久即成婚。孰料婚后家庭战争连绵，从重庆打到北平。李与季羡林关系不错，一日两人同访梁实秋，请梁调解李的家庭纠纷。起因自然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天早上李妻出门买菜，李伏案写作。李妻回来把菜篮子往桌上一扔，里面的豆芽白菜等正好扔到李长之的稿纸上，连湿带脏，一片糊涂。李长之大怒，遂起争端。梁实秋劝道：太太冒着暑热出去买菜，乃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场，归来一同洗弄，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要一分体贴。
郁达夫回忆说：“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指张凤举、徐耀辰）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