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为晚清邮传部尚书，民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当寓公。他家光客厅就好几个，有“内外大小”之分。大客厅是把四大间房子掏空的中西结合式房屋，三面共计20扇大玻璃窗门，南北两面都有宽大的走廊，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间用一个落地罩把长方形客厅分成正方形的两个区域。一个中式布置，靠墙是大紫檀螺钿官榻，三面雕花栏杆，炕桌，脚蹋，秋香色万寿贡缎坐褥。官榻左右两面各放一座八尺高的大紫檀螺钿穿衣镜。当间为大紫檀镂花圆桌，六个墩子。周边是三对紫檀太师椅并茶几。墙上挂着林则徐和成亲王的大对子。另一个区域是西式布置，五彩地毯，当中放着一大六小七张大皮沙发，前有茶几，后有多宝格、装殿版《二十四史》的檀木箱子。四面窗前都是红木琴案，上放花盆。陈去世后，子孙分家，同居这个宅子，客厅共用。后人陈绵成了导演，便将客厅用来排戏。不少名演员如石挥、张瑞芳、白杨、唐若青等都到过这里。
燕东园在燕园的东门外，是燕京大学教授宿舍。有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洋房，周边是围墙。小楼中打蜡地板、壁炉、地毯、水汀（暖气）、卫生间、冷热水、阳台、庭院等一应俱全。可谓北京当年首屈一指的宿舍区。
张恨水说，他择居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有树木的大院子。
抗战时期，名报人张友鸾住在重庆大田湾，房子破陋不堪。张恨水曾为这房子题名“惨庐”。张慧剑赠名“未完堂”，意为此屋看上去一溜歪斜，似未完工；另一层意思是张妻连生“六个毛”后，又挺上了大肚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一直住弄堂房子。1935年，他撰写一文，详述弄堂结构的房子：“前墙通连，隔墙公用；若干所房子成为一排；前后两排间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条弄堂合起来总称什么里什么坊，表示那是某一个房主的房产。每一所房子开门进去是个小天井……天井跨进去就是正间。正间背后横生着扶梯，通到楼上的正间以及后面的亭子间。因为房子并不宽，横生的扶梯够不到楼上的正间，碰到墙，拐弯向前去，又是四五级，那才是楼板。到亭子间可不用跨这四五级，所以亭子间比楼正间低。亭子间的下层是灶间；上层是晒台，从楼正间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弄堂房子的结构确乎值得佩服；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这样的经济条件。”
梁实秋也曾专文谈及这种“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较之叶圣陶，似乎有所发挥，等于为叶文作注：“一楼一底的房没有孤零零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鸽子窝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构造的式样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从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一般。”“王公馆的右面一垛山墙，同时就是李公馆的左面的山墙，并且王公馆若是爱好美术，在右面山墙上钉一个铁钉子，挂一张美女月份牌，那么李公馆在挂月份牌的时候，就不必再钉钉子了，因为这边钉一个钉子，那边就自然而然地会钻出一个钉尖儿！”“门环敲得啪啪地响的时候，声浪在周围一二十丈以内的范围，都可以很清晰地播送得到。一家敲门，至少有三家应声‘啥人？’至少有两家拔闩启锁，至少有五家有人从楼窗中探出头来。”“厨房里杀鸡，我无论躲在哪一个墙角，都可以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我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我可以看见一朵一朵乌云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飞过。自家的庖厨既没法可以远，而隔着半垛墙的人家的庖厨，离我还是差不多是近。人家今天炒什么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听见水声。”“厨房之上，楼房之后，有所谓亭子间者。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暖夏热，厨房烧柴的时候，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地板缝中冉冉上升。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上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还有另搭一间做堆杂物的地方。”
林语堂到上海后，没住弄堂房子，生活较之一般文人要优裕一些。他住在善钟路一套西式公寓里，书房、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一应俱全，但没有车库和佣人房间。他家雇有一男一女两个佣人。男的住在外面，每天来上工；女的因为要照顾林的三个女儿，住家里，在厨房地板上打地铺。后来，林搬到愚园路一所相当宽敞的花园洋房中，庭院很大，林荫花草环绕，又是今非昔比了。
在重庆时，吴稚晖住在一个小商店的后房，睡一张双层的木架床。屋子又黑又小，床前那张小桌子，仅一尺来宽，二尺来长。蒋介石曾来此访吴。
上世纪30年代，学者杨振声在北平时，每年夏天都在颐和园内赁屋而居，用大约300元可以租一个夏天。杨振声对梁实秋说：我过的是帝王生活。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对鲁迅一生的最后一处寓所有极其细致的叙述：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某某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是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面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在昆明郊区物色了一批临时宿舍。茅盾从香港到新疆路过昆明时，曾来这里造访顾颉刚，他描述说：“他的住宅是临街的一排平房，附近没有商店，也没有市井的喧嚣和尘埃。屋前用竹篱围出一长条花圃，栽有花草。房间宽敞明亮，室内陈设典雅，家具虽多藤竹制品，但做工精细，给人以幽静舒适的感觉。”茅盾笑道：“原来你筑了这样一个‘安乐窝’，怪不得不肯出门了。”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期间，住极司菲尔路49号，与冯自由是邻居，对面是张元济家。曾借住于此的胡适的弟子罗尔纲描述说：“胡家这座小洋楼共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是胡适寝室，胡师母看书、织毛衣整天在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个北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两个小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到北平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在米粮库4号，罗尔纲仍住胡家，对胡宅仍有细致的描述：
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走上土丘可以瞭望。洋楼共三层，一楼入门处作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亚东图书馆来编胡适著作的人住和工作都在这里，汪原放来也住这里。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广宽阔，原来大约是一个大跳舞厅，胡适用来作藏书室。大厅的南面，是一间长方形的房，是胡适的书房。书房东头开一小门过一小过道，又开一小门出庭院，以便胡适散步。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胡师母的寝室，另有几间房是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楼上有两间浴室、卫生间，胡适胡师母用一间，我和胡祖望、胡思杜用一间。三楼我没有上过，女佣杨妈住在上面。
抗战前，陶孟和在北平住北新桥，金岳霖和陶是老朋友，他回忆说：“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主要花可能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平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徐悲鸿的友人谢寿康当年供职南京市民银行，认识不少地产商。1931年，谢听说傅厚岗一带有十几亩地出售，便约吴稚晖、徐悲鸿夫妇等去看。吴出3000元，替徐家买下其中的两亩，余下的分由段锡朋、杨公达等五六人买下，大家购地盖房，成了邻居。吴稚晖还为徐家募集到一笔可观的盖房费用。当年年底，徐宅建成，蒋碧微描述说：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铺着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两层楼，有三十尺深，右边是徐先生的画室，深三丈，阔二丈五，室高一丈六，这间画室，完全照着他绘画时的需要而设计。
左边是二楼二底两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两间卧室和浴室，楼下前客厅后餐厅，佣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公寮。
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的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1936年，范长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职上海《大公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看上了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范找到杜，提出两人合租，并动员杜节衣缩食，换取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杜虽感这20多元房租是个重担，但经不住“清洁、安静、卫生”的环境的诱惑，最终答应了范长江。他们住在后楼，杜文思后来回忆说：“前楼二房东是位安娴幽静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门口即将外出，忽然门铃响，我开门，来客是纱业巨子缪云台，见到我愕然不悦。适二房东于小姐从前楼赶到门口，她向缪介绍我是后楼房客杜先生，我释然和蔼地说：缪先生好！数日后，于对我说：杜先生，原来你早和缪先生相识，他还记得你是《大公报》记者，是搞工业的。”
1920年，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盖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罗是藏书家，罗公馆西首房舍便辟为“贻安堂经籍铺”，由其长子经营销售他在日本编印的古籍。1928年，罗举家迁往旅顺，将这所房子以六万元出手。这在当年，是卖了一个很合算的价钱。
钱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时，只住三间房子。张伯苓去其家后叹道：次长生活极为简朴！后钱向人借了一笔钱，在南京的上海路盖了一所房子。这笔债直到抗战后才还清。
当年，清华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大门内中间是一块斜坡的空地。闻家住东边一排，门朝西，有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就开荒种菜，自给自足，收获颇丰。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建成新校舍，但条件相当艰苦。男生宿舍都是土墙草顶，墙上开几个方洞，方洞上竖着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每间房子的两边各摆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即一间房住四十个学生，环境可以想见。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纷纷涌向租界，致房屋大为紧张。画家钱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集于一堂，简直没有回旋余地，他戏言：“这真是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学者邓云乡曾记述当年的清华学生宿舍：“清华的学生宿舍，也是以‘斋’为名，男生宿舍如‘明斋’、‘诚斋’及后来建的‘新斋’等，女生宿舍叫‘静斋’。这些‘斋’都是红砖砌的三层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钢丝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旧时《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11月到翌年3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条薄被就行了。’”
小说家毕倚虹住在上海西门路庆祥里。他与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写“西门庆寄”。
齐白石家的门上贴一纸条：“晚过九时不开门。”
1936年初，胡宗南时任军长。《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称：“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铺。”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创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
吴宓于1925年入住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当年梁启超也曾在此“赁馆著书”。后来叶公超搬来与吴为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吴宓在工字厅的住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沙龙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的当天，即是吴宓从城里把陈接到学校，“住西客厅”。“王静安先生来，久坐”、“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金岳霖来”、“曹校长陪导钱方轼来宓室中晤会”、“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招叶企孙来此小坐”、“冯友兰君如约来”这样的记载曾三天两头出现在吴宓的日记里，陈寅恪也曾借吴宓住所设宴请客。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他曾回忆说：“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