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又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二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入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3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捡拾这些骨头的，是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问，有时我们没有问。
她的家乡在现河北临漳县，家住县城西南角。从临漳的地名可以知道这是个临漳河的地方。妈妈出生的时候临漳属河南省，解放后划归河北，又划回河南，最后划归河北。但现在只要有人问起，妈妈总说自己是河南人。妈妈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排行最小，以开当铺为业。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不算富裕。据说是因为太太姥爷死后分家不均，家里人欺负小房的缘故。太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姥爷继承他还不错的当铺生意，早早让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上了学。姥爷念书识字，学业完成后在县里不定期地做过小官吏，不做公家事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受姥爷的影响，妈妈从小的理想也是做个洁身自好的小学教员。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很受太姥爷和姥爷的疼爱。她小时经常被我太姥爷扛在肩膀上到临漳县城的街上去玩。太姥爷一手提着一小袋面，另一边的肩膀上扛着我妈妈。到了街上，太姥爷把面放在机房里压面条，然后扛着我妈妈进茶馆，太姥爷喝茶，妈妈吃太姥爷给她买的馓子。喝完茶，太姥爷去机房取压好的面条，一手拿面条，一边的肩膀还是扛着妈妈，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妈妈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肩膀头上，看到的临漳城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和街道至今历历在目。她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膀上，走遍临漳城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受教育很少见。但在姥爷和太姥爷的精心安排下，12岁的妈妈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开封的明伦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日军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危在旦夕。日军沿途烧杀抢掠的暴行使小城内人人自危。忧心如焚的姥爷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他和姥姥商量来商量去，决心将两个刚刚成年的姨嫁出去，已婚的女子无论如何会比待嫁的姑娘安全些。他们还决定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也就是郝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上开封找我妈妈。姥爷的打算是父女三人一起向南逃难，路上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书挣钱，这样第一可以不做亡国奴，第二可以保存郝家的血脉。姥姥则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她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强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人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没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装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他大女儿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是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杭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白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岁，二姐峪书刚刚出生。姥姥知道了，就急着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看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姥爷说，那么远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么去？姥姥说你不用管，我不会像你，连个儿子也保不住。姥姥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多有计谋，遇事不慌。还是她过门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赎人。作为嫂嫂的她给全家出了个主意，四处去散风，说家里没钱赎人，这个姑娘也不准备要了。没几天，土匪竟然放了人，并从此留下郝家没钱的印象，再也不来找麻烦。姥姥执意要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这时知道姥爷在外面的几年，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虽然姥爷后来和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没有来往过，但这使一直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极大伤害，她越发不能原谅姥爷把舅舅丢掉的事情，气愤伤心之下，她决定只身一人上路。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六年以后，妈妈给姥姥写信，让她把峪书送来，因为孩子要上学了。妈妈希望她在革命部队里受教育。姥姥带着峪书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区。刚住下不久，妈妈又不得不动员姥姥回去，因为那时候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作为党的干部，妈妈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亲属在部队上，这有逃避土改的嫌疑。姥姥这次又是大哭一场。临走她对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我给你把女儿养到六岁，没指望你谢我，可峪书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也是我的心头肉，一下子不让我带走，连多住几天都不行，让人心里怎么受？后来舅舅写信给妈妈说，姥姥是一路哭着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妈妈说。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来投奔我。
这些故事让我感动。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人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但是连这种想象都无法改变我对他们已经形成的印象，所有关于他们的回忆都打上别扭、怪异的烙印，总使我重温看到姥姥那双小脚时的难受和恶心、一般说来，老人的至福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小儿女们的至乐，则是在夏日的藤萝架下听自己祖父祖母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对于我和姥爷姥姥来说，至福至乐都无从谈起。文明史中这种最简单的图画，对我们来说都是奢望。不仅如此，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捷克人在临刑前说：“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小学语文课读这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时候，我就为这句结束语热泪盈盈。
可伏契克以为自己是谁？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纪轻轻就被法西斯断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并不是美丽的十字架，他只会被人用肮脏油腻的绞索绞断脖子。但是他却说出这样应该由上帝说出的悲天悯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伏契克要告诉人们，要人们警惕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以为，那只是法西斯分子和由他们发动的罪恶战争。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年轻的共产党人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深深理解了人类生存中这种最悲哀、最无望的状态，所以他在一刹那之间升华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为全体人类受难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以最高智慧说出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说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不幸的是，这句箴言一经说出竟变成咒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不够警惕。尽管合理的社会历史形态会抑制这种状态的发生，但更多时候这种状态却像疾病一样传染和蔓延。不管人的尊严是被剥夺，还是自愿失去，不管回归兽性是发生在忽然之间，还是形成于常年累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