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觉得下一代人孤陋寡闻，精神世界贫乏单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些良家女子，本该最温文尔雅的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据说卞校长不是被一个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里不断地打死的。加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对她的被打死负责。“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儿——迫害致死。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逃避法律的最伟大的文字创造。
想起来，当时我对卞校长的死并没有感到太吃惊。还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剃光了头发，光着脚，手提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的时候来得刺激。后来，我又见一群我的女同学，大约都是红五类，把女附中的两个特级教师绑在一起打。这两个人为了献身教育，终身未嫁。两个老处女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坏的学生。我看见这两个人在女学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无人色。她们的细皮嫩肉很快开了花，鲜红的血从苍白的皮肤流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有点恶心和难以置信。两个老处女中较年轻的一个叫张玉寿，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条快干死的鱼。又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也许是同一群女学生，也许不是，把另一个副校长胡玉涛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从头到脚倒上一桶浆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长一直在和学生们分辩着，到底是革命干部出身，她此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责任，不像两个老处女早就吓破了胆。她因此挨了更多的打。经过了这一切，到了卞校长被打死的消息传来，我一点也不吃惊了。
说起来，这些曾经呕心沥血，现在饱受虐待的教育者们也不该太为被她们自己的学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来她们教过许多东西：从李时珍到牛顿，从达尔文到詹天佑。但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教育里，就算是依稀听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作为一种陪衬，都是在蜻蜓点水地被肯定之后，又被郑重地，不可质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宝贵，只是为了最后说明它们并不真的那么宝贵，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业。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小说主人公写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最浪漫的诗句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在“文革”中被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其实前句的“自由”二字也只是一种理想。这种改变只是更直白，更从字面上接近我们人生观教育的主题——革命。所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从来都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它只有在与革命理想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附带的意义。所以，当革命狂飙席卷一切的时候，失去生命不仅不会引起丝毫恐慌，反而成为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革命的来临的象征。所以，我的同学们（只因为她们是红五类）做下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而我（只因为已经不是红五类了，才做了旁观者）对此默默无言，并没有因为这类流血而引起对“文革”的任何怀疑和警惕。谁不承认，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真是气象万千的季节。文化革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惊心动魄的风景。除了我已经在上面仔细描绘过的学生打先生，而且要打死的事情之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正争先恐后地上演着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戏剧。
这时候，受伤的爸爸一直住在医院里。我从未提出过去看他，也未向任何人打听过他的情况。不仅如此，我老在问自己，想象着如果爸爸伤好回家，我有没有勇气对他说：“我要和你划清界限！”我是在一个下午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我望着爸爸的汽车通常拐进来的地方，想象着爸爸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迎着他的眼睛，对他说……我想不下去，就从头想：爸爸的汽车叫开了大门，从通常拐进来的地方露出亮晶晶的车头和挡风玻璃，爸爸走下来，秘书走上去，不对，不是秘书，是我走上去，迎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又想不下去，从头想：……如是三番五次，当迎着爸爸的眼睛时，我总是想不下去，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希望爸爸是被冤枉的，或者干脆是个梦吧，唯愿醒过来，一切照旧吧。
这一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这是对造反的革命小将们最大的支持，也是发动“文革”的最好方式。一直到11月11日毛泽东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多达数千万名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亲自鼓舞下，红卫兵运动的烈火以不可阻挡之势烧向全国。我没有能够参加红卫兵，当然也没有能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使我伤心欲绝。我在前面讲到过的，我伪装红卫兵去参加他们在文化宫举行的聚会，没想到被小学同学认出来的事情大约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实在用不着我自做多情，红卫兵很快就找到门上来，他们是来抄家的。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我们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我们，否则不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我们的家门。我们从小一起玩大，亲密无间。有一回，我家爸妈看我和人家玩得那么好，就有感而发地说，这些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姐妹一样。这时我们中最天真烂漫的一个，说了一句颇戏剧化的话：我们是亲骨肉嘛。再以后，大人们每次见到我们在一起，都开玩笑地对我或她说，你的亲骨肉来了。这次来的人里，就有我的亲骨肉。
他们所有人的表情都一样阴沉，鼻孔在兴奋中微微张开。他们做出尽可能野蛮的行状，说尽可能粗鲁的话。我太熟悉他们，所以马上看出来，阴沉、野蛮和粗鲁都未必真实，惟独微微张开的鼻孔所透露出来的喜悦是真实的。正是因为这份掩藏不住的，挣脱了一切羁绊后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使我有一刹那甚至理解了他们。平心而论，他们还是比大多数抄家的红卫兵客气，在我们默默无言地注视下，他们在喜悦之外，多少感觉到了一些紧张和不安。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是紧张不安的。大家的情绪实际上都很压抑和暧昧，因为我们虽然都很透彻地懂得这种革命行为的象征意义，但我们对于人性的复杂却经验不足，不知道它有时不会服从任何象征意义。这一点弄得我们都心里没底，并且越来越烦。再后来，我甚至觉得他们更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
当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暧昧的事。这件事情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正发生过。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我一直称为“××姐姐”的人，和颜悦色地向我招手，我毫无戒备地走向她，她用一种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把你身上的军装脱下来给我，你们现在没有资格穿。”坦白地说，我很害怕，而且觉得受到了侮辱，但我同时又没法否认她的判断标准在我心中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并不是“红五类”，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于是也没有资格穿只有红卫兵才能穿的绿军装。我觉得自己虚弱极了，屈辱极了，我把心爱的绿军装递给那位××姐姐的时候，我相信她一定看到我的眼泪了，但是她仍然不动声色地拿了我的衣服离去。今天，想起30年前的这一幕，我只为自己完全有权利表达愤怒，完全应该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刻，表示出来的胆小和麻木感到恶心。当然，我对那位姐姐也不是毫无怨言的，很多人都注意到，我习惯把那些从小认识的，比我大的同辈女士都称为××姐姐，大家公认我在使用这种称呼的时候流露出非同寻常的真挚和童真，我却心下怀疑，这是当年我遭受×姐姐羞辱后，这方面的感情被窒息压抑不再发展的结果。后来有心理分析业内人士证实，这说法符合弗洛伊德的某种精神分析学说。至于我说它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否真的发生过，是因为这个故事最近又有新进展，那个当年从我身上脱下衣服以后就多年未见的××姐姐，最近托人捎来话，让我替她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通融一件事情。那口气就像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就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我一下子就糊涂了，而且怀疑多年以前的那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否则怎么会我还在对自己作心理分析的时候，她已经若无其事了呢？一个朋友看我小肚鸡肠地绕不出去这个圈子，又不想太得罪我，就好心好意地劝我：“也许，她早就忘了？”
其实我哪用人家劝呢，我更宁肯当年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这样，我也用不着每当回想这件事情就为自己的胆小和甘受屈辱而感到恶心了。而且，说实话，这确实是我唯一一次记得细节的红卫兵抄家，再以后，就完全没有感觉也基本没有记忆了。所以对于××姐姐来说，这完全可能不是第一次而是很多次，所以不是忘，而是根本不记得了。
1966年的冬天来了。我们从来温暖如春的家里成了冰窖，我们的取暖系统原来是并不需要特殊照顾的，它和东郊的热力厂相连，是利用发电的余热。但是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出于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将供暖的阀门关上了。我们只好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蜷缩在院子或者走廊里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看书，或者盯着爸爸的汽车通常拐进来的地方，问自己那个永远回答不上来，也想不下去的问题。有一天，天气比较暖和，那个想不下去的问题在脑子里特别顽强和活跃，终于弄得我伤心至极，我躲在棉大衣里偷偷地哭，结果眼泪和鼻涕把大衣里子打湿了一大片。顺便说一句，我哭总是眼泪鼻涕一起流，对电影女主角们熟练掌握的光流眼泪不流鼻涕的技巧，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正在读《红楼梦》，看着大衣里子上那块奇形怪状的鼻涕眼泪，自诩可以和林黛玉来一个眼泪鼻涕大比赛。
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们就不去上学，天天呆在家里。妈妈挺着急，很怕我们荒废了学业。但是这时候，她的革命身份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作为爸爸的妻子和办公室主任，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批判斗争会，已经把她作为批判的对象了。所以，我们面临着如何和她划清界限的问题。甚至妈妈自己都要求我们和她划清界限。出于尴尬和无所适从，更出于我们对革命的忠诚，我们减少和妈妈的交流，谁多说了一句话，或者表现出一点温情，就像做错了事。所以我们那一段的生活非常沉闷和黯淡，虽然天天呆在家里，但温暖的家庭气氛完全没有了。
天是没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文革”只不过是建国以来许多政治运动中的一次。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头破血流。但对我们来说，天虽然没有塌，但生活是第一次面目全非了。
注释
①文革”时期有五种家庭出身是最优越的。它们是：革命军人（简称革军）、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烈士（简称革烈）。又称红五类。
21。人血花朵
贪婪的鸟，从百里以外就能嗅到第二天战场上该在血战中战死的活尸气味……
——《失乐园》366页
爸爸在医院里一共住了九个月，这期间，妈妈还能够去看他。猛猛哥哥也去看过，我没有去，而且没有想到过向任何人提起去看他。我完全沉浸在自己对整个事件的震惊、痛苦和自认为思考以后的奋起中。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爸爸是需要安慰的。
12月最寒冷的一天夜晚，一群疯狂的红卫兵冲进了北京医院，把爸爸从医院抢走，准备参加斗争会。爸爸回忆到：
12月20日晚上，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我的病房，我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高声叫喊：“穿好衣服，走，走。”我问什么事情，他们还是这两句话。我仍然坚持问：到底什么事情？要说清楚才走。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将我塞上一辆汽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把我从汽车上拖出来，放在一个地下室里。
我仍然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们要负责给我说清楚。但是他们不准我讲话。后来他们又让我坐上汽车到了城外一个部队的驻地。一间小房里有一张床。门口放了卫兵。这样我才明白我是被提了，此时天还未亮。
我刚睡下，三个穿军衣的红卫兵走来了，他们大声地叫我起来，要我交代罪行。我说我并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说：哼！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还不知道？站在门外的一个说：他妈的，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彪。我说，我没有。他们就破口大骂。我问：你们为什么老骂人呀？他们还是骂。我说，毛主席要你们骂人？毛主席给了你们骂人的权利？这样才算封住了他们的口。随即也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个穿军大衣的走来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他走后，我问卫兵他是什么人。卫兵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大约三天后。一天早晨通知我：今天要开会，要我穿上从家里拿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两卷厚厚的绷带，把我带着伤口的那只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坐车到了体育馆。
妈妈那天同去，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陪斗。她回忆：
12月17、18号，瑞卿提出要回家，周总理也同意了，因为在医院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治疗。该试的都试过了，也都失败了。瑞卿跌伤的左脚一直也不能封口。但我们在极度的痛苦中仍感到一点安慰，因为再困难，一家人能在一起也要好得多。可是，12月20日深夜，突然冲来一伙红卫兵，到医院里就把瑞卿抢走了。连衣服都没有换，还是一身病号服，用病床上的床单一包，就把人连拖带拉弄走了。这一天夜里一两点钟有一伙红卫兵冲到家里，把我也抓走了。同一辆车还抓了梁必业、肖向荣。把我们拉到总后大院的一个楼上，让我们面对墙坐着。我记得墙上还贴着丑化彭罗陆杨的漫画。天亮时又把我们拉到高等军事学院。我被关在一个三楼上，我住在里间，外面有红卫兵在看守。因为抓我时很仓促，我只穿了一件薄毛衣，一条薄呢子裤，冷得很。我就提出要穿棉衣棉裤，他们不答应。而且我没有带牙具、毛巾，脸都不能洗，他们也不肯给我取，说你不会买一套。我说，那就买吧。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一进门就很凶地吵着说：“你这个人连买肥皂牙膏的事情都说不清楚，怎么搞的！”进到里屋，他就小声地对我说：“我给你把棉衣棉裤送来了，我到你家里去了，孩子们都很好。我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看电视呢。”
这个人是谁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悄悄告诉我他姓李。我问他叫什么，他就摇摇头，只是说：“北戴河，钓鱼。”我一下子想起来，他曾来我们家替过卫士长的班。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去钓鱼。他好像是河南人。1974年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曾到处找他，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好人了。保卫部没有，警卫处也没有。说完这些话，他又大吵大嚷地走了。这些棉衣棉裤送得太及时了。24日开我们的批斗会，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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