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玩溜冰和马拉车。光滑的地面使这种游戏玩起来格外舒畅。这些原来都是乡下孩子的游戏，由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子女带进首都，并在达官贵人曾经聚会的地方大加演绎。前厅里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穿衣镜。我后来才知道，这面镜子一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的镜子之一，大多数镜子都不能像它那样清晰光亮。关于它，我们一也有特殊的把戏，就是在这面镜子的两边，一个人把一侧的腿和胳膊同时举起来，放下去。另一个人在对面，把他一侧上下肢的活动，通过镜面的反射看成是整个人在空气里手舞足蹈。虽然做的人和看的人都知道制造这景象的机关所在，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至今，我们还兴致勃勃地把这把戏做给我们已经被电子游戏弄得眼花缭乱的子侄们看。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穿衣镜。
二层的房间数目相等，细细想来是面积相当的两套起居室、卧房和盥洗问。这些房子都有开关无声的门。密实的双层玻璃窗，厚厚的窗帘和地毯。卧室里挂着大幅西洋油画，不知作画者为谁，也不知是真迹还是赝品，只觉得这些风景画中幽远的山峦和树林带来淡淡的忧郁，使室内气氛温暖、静谧，与尘世隔绝。对于这种铺排，大人们说是因为房主人有两个女人的缘故，一个女人住一套，不会有争执。我不以为然，问：那主人自己住在哪儿？大人们笑，很朦胧地说：他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嘛。我仍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懂得，他既是主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
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异常优雅。这优雅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妈妈。爸爸曾经说，女儿四个，没有一个比得上妈妈漂亮。我们都服气，因为妈妈年轻时确实明丽照人。她穿好晚装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总是从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出现。她施了淡淡的脂粉，与平日比较竟又美丽十分。她总是衣着得体，使我们看着她款款从楼梯拐角处向下走来，裹着一团好闻的香水气，就像看着天女下凡。爸爸走在她身边，姿态比往日也挺拔几分。我们一群傻头傻脑的小鬼就以为我们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
三楼是顶楼，用做储藏室，摆着一人高的大木箱，木箱的角包着铜皮。这里常年弥漫着重重的樟脑味，是家里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低矮的木梯连着一扇不祥的小窗，通到房顶平台。因为终日不见阳光，阴沉和陈旧充满每个角落。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我们会爬上屋顶平台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不得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加快脚步。1966年3月18日的早晨，身陷大祸的父亲在自己办公桌上留下绝命书后，就是从这里坠楼自戮的。这使我越发认为我童年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很有道理。
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我们家所有重要的故事。这个地方先是盛载了太多的欢乐，而后又是太多的痛苦。
“文革”开始后，爸爸像原来的房主人一样被决定成为人民和革命的敌人。这个院子里天堂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
爸爸出事后，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是感觉到身边一切已不同以往。先是家里的工作人员都造了反。每天清晨，扫院子的警卫班战士故意把拖垃圾的车子弄得震天响，不让我们再睡，后来就干脆不再扫院子。炊事员也不再给我们做饭，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这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是由东郊热力厂利用工业余热解决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但是造反的人们却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地关上阀门。在冬季来临的日子里，我们拥着厚厚的棉大衣，无言地蜷缩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我们的家忽然变得陌生，并不再温暖。
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变故，我有过预感。
春天里，太阳高照。童年的我摘下院子里最早开放的榆叶梅。这种花，叶子像榆树是不错的，但它的花更像桃，而不像梅，是北方庭院里常见的品种。我迎着太阳，把手里的花瓣扔上天空，仰着脸，等待着花瓣掉下来，我眯着眼睛，阳光透过睫毛变幻成彩，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等待，太阳把脸晒热了，可是花瓣不知哪里去了，风把它吹跑了。这个像神秘的咒语一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我童年真正发生过，抑或始终只是梦。但我现在相信它就是失去天堂的征兆。
在我出生以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了大约3500年。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一直是由历代开国皇帝或皇室成员来统治。前者往往是经过激烈的流血争斗后上台，而后者则一定是由于腐败和无能丢失了祖宗的基业。19世纪以来，中国皇朝最后的一批统治者使中国几乎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完全隔绝。在中国本土起源和发展至使全世界震惊的中国文化，也在这种隔绝中日渐式微。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痛苦不堪。西方的英、法、德、意、俄和中国的东邻日本强大起来。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与他们通商，并允许他们的公民不遵守中国的法律。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反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但是，他的权威受到来自传统社会中的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出生在1893年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以后变革中国、改造中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周游各地，观察穷人的生活。他逐渐认为共产主义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制度。1921年，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领导的共产党和在孙中山去世后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直到1949年，即我出生前两年，在一场全面的内战之后，共产党以革命的暴力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并允诺给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带来和平、民主、统一和现代化。
父亲是190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只有16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追求社会公正，渴望成就事业，反感旧式家庭，新婚失意等等，使他在自己母亲去世后离开了不愁温饱的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朋友，成为那种四海为家的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职业革命家，直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高级成员。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原大地的漳河之滨，日本侵略者使她放弃了成为一名洁身自好的中学教员的理想，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战争。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我的双亲相识、相爱，建立家庭。也许，这种以革命为契机建立起来的家庭，虽然都像革命一样曾经血肉丰润，但也注定像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地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便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它会像阳光和春风里的榆叶梅花瓣一样，虽然美丽娇艳，却有随时被风吹走的危险。
奇怪的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忘不了这个庭院，忘不了这个由于革命造成，又由于革命失去的天堂，仍然把它当成我们唯一的精神家园，而把别的地方只当做住过的地方。提起它，我们仍然说，咱们的院子、房子，咱们的柿子树、白果树，咱们的海棠花、玉簪棒。妈妈在提到那些典雅的仿明式的硬木家具的时候，也说我们的柜子、月牙桌，我们的樟木箱。那神态和语气绝不亚于一个真的亲手买了它们，布置了它们的主妇。甚至在“文革”后发还被查抄的物品的时候，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要回了本来并不属于我们，只属于那座老房子的一些东西。
“文革”后的1977年8月，历尽磨难，终于复出的父亲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一职。我们曾想在这个时候搬回我们的家。但由于房子到底属于军队，还是属于公安部的问题搞不清楚而遇到障碍。后来不久爸爸去世，这个事就不再提了。
现在，这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老建筑已经全部拆掉。军委机关里有太多的干部没有房子住，维修老房子要花好多钱，修好了也只有一家能住。所以索性拆掉盖上宿舍楼，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那里现在更加热闹非凡，出出入入是一些脸色红润的机关干部和他们不愁衣食的妻小。不过，这里上演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故事了。
但是，至少在我从协和医院的暖箱里回到南池子的家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还嗅不到任何阴谋和动荡的气息。
相反，革命和家庭都正年轻，美丽的大院子里满是美丽的人物。
3。老杨
上帝为要把他的道路，离开人的感觉远些，把天和地放得这么远。……
——《失乐园》282页
妈妈说再找不到50年代那么好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肯干而不计较得失的工作人员。
花匠老曹，不仅侍候花草，还养一缸一缸的肥硕金鱼。夏天养花，扫院子，冬天烧锅炉扫院子。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两个有大学学历的是秘书。三个没有学历的是保育员和奶妈，管我们七个兄弟姊妹。还有一大堆和这些女人年龄相仿的男性公务员、警卫员和秘书。上述人物个个朝气蓬勃、心地纯洁，革命意志坚定。不难想象，这个充满花草气、孩子气、女人气和男人气的大院子，会是怎样一个气象万千、热闹非凡的所在。
但满院子里点点最爱的去处是厨房。因厨房里有厨子老杨，一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老杨原是农民，我已记不清他的家在京东的哪个郊县。因为年成不好，十几岁就进京学手艺。全国解放时，他在一家山东馆子做到掌勺师傅。老杨苦出身，人老实，手艺不错，公私合营①后被公安部千方百计地想法调到罗部长家。老杨的女人原来和他在城里住，后来乡下搞土地改革②；，老杨让她回家去分地，女人不愿意和老杨分开，可分地的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就只好回去，老杨的家安在郊区了，一天打不了来回。罗部长呢，工作忙，吃饭没准点，家里人口又多，逢年过节的也走不开。所以老杨好像一年到头不回家，不看老婆。老杨有三男一女，大儿子守根本，在家种土改分的地，可以自食其力。剩下的都由老杨供着读书，女儿考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哭一场，不上学了，两个哥哥正正经经受了高等教育。妈妈说是新中国使老杨的儿女能受教育，旧社会一个厨子的儿子不可能上大学。老杨说，他辛苦，死做，省吃俭用，儿女才可以上大学，也许他们说得都对，可一提到这事，妈妈就说新中国、新社会，老杨就说辛苦、省吃俭用，说得不一样。
老杨真的勤快极了，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厨房里样样东西井井有条，锃光瓦亮。实在没有事情干，他就拿块磨刀石，把几把菜刀磨得寒光闪闪。有一回勤快得过了劲儿，把妈妈买来的不锈钢水果刀也开了刃。妈妈非常生气，因为那时候这种刀子挺贵的，开了刃，就开始长锈，根本不能用了。老杨自己也干净利落，头发永远长仅够寸，鬓角和下巴永远刮成青萝卜皮的颜色。白围裙、白帽子洗了还要浆过。灶台上永远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碱水，顶备着把一切油腻不洁的东西放进去煮。
老杨也喜欢点点。他说，他和点点投缘。点点大哭大闹不讲理的时候，奶娘把乳房（他把这个念成“咂儿”）塞嘴里都不干，只要他抱过来就破涕为笑。不知道是不是他杜撰，反正点点不吃奶了，有了记忆以后，和老杨确实亲密。
一晚，爸妈请客，请的好像是当时驻苏联大使刘晓夫妇。
点点小，只许早睡觉。舍不得热闹，不敢说，委屈，想到哥姐们许上桌，一定快乐无比，又嫉妒。入夜，间壁觥筹交错，客人们谈笑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刘晓夫人的开怀大笑声僚亮无比，睡不着，没事做，只好半真半假躺在床上矫情地哭。又想让人听见，又不想让人听见，那声音就不大不小。老杨许是端菜路过，许是做完菜出来转转，听见了，蹑手摄脚走进来。
“嗨！不点儿，哭啥？”
点点当然不理，还哭。
“你听……”
点点一愣，先是不哭了，然后竖耳朵听，墙外传来吆喝声：
“萝卜赛梨哟……”
老杨说：“吃吗？”
点点干脆涎着脸：“吃。”
“你等着。”
一会儿，他举个青皮水萝卜回来。
萝卜已经削好，青皮像绿萼，红瓤像红花。
点点和老杨你一块，我一块，掰下花瓣往嘴里送。吃完了，老杨说，没的说了，睡觉。
点点心满意足，乐嘻嘻倒头便睡。
从此记住了那萝卜，那吆喝。
那晚，对无端寂寞的点点来说，那萝卜岂止赛梨。
又一次，点点从幼儿园回来。
妈妈问：“洗澡了吗？”
点点说：“洗了。”
妈妈又问带点点的阿姨，阿姨说：“没洗啊。”
妈妈是问回家以后洗澡了没有，点点是说在幼儿园已经洗过了，阿姨是说在家里还没洗过。妈妈以为点点不喜欢洗澡，没洗也说洗过了，就对点点说：“妈妈最恨小孩子说假话。”
点点小，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一会儿，点点撅着嘴进了厨房，没想到老杨蔫蔫地说，他刚才在一边全听明白了，仨人的话两岔着呐。
点点一下子热泪盈眶，从此把老杨引为天下第一知已。
老杨的一只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像鸭掌一样有一层膜联着。这是大秘密。相信别的兄弟姐妹一定没见过。因为点点只在特别听话的时候才能看。点点考了五分，回家告诉了爸妈之后，又去向老杨献宝，老杨一听，乐了，伸出大手说：得，没的说，这回得看看。点点就像得了大奖赏，把那层奇怪的膜凑在眼前看个够。
点点有事没事的老往厨房跑，老杨做活，点点看。红案、白案，切菜、和面，有趣得像游戏。
老杨抻面。
先把案上面粉堆成小山，然后从容加水，山塌陷处流水潺潺，一时间山水俱消溶。老杨便腰膊轻展，掌间生风，一团面随他手臂翻动，像个活物一般跑遍巨大案板的每处角落。待揉按再三，最后置案板中央时，面团晶莹润滑、生动新鲜如薄壳巨卵。
老杨说这叫三净：面净，案净，手净。
老杨有一副典型北方汉一子的高大身材，当他拉开架子准备抻面的时候，头发尖上都放射出肌肉一般的弹性和张力，他两眼放光，鼻翼微微张开，活像匹健壮激动的马。面团随他双手起飞，则像一条嬉戏的游龙。一匹马一条龙，生动之至。老杨则如舞蹈一般：拉、拽、神、引，兴起时以面击案，咚咚有声。点点则屏气凝神，快乐非凡。正眼花缭乱，乐不可支的当儿，一条面龙早已被老杨拿捏得俯首贴耳，渐渐如丝如缕，成百上千。待抻抻拽拽，颤微微下在滚水里，以二尺长竹筷挑散时，面已熟。
一屋子的热气中，影影绰绰地只见老杨叮叮当当把蓝花白地儿细磁碗，八个、十个，依次排开。面捞入碗中后，配鸡汤色清如水。每碗面和汤的分量相当，面静卧汤中，白优雅如浴中美妇，碗碗看过去，那精美绝伦的姿势绝不走样。而且，席上有多少客，这白汤龙须面就有多少碗。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就像从和面起就严格计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
后来，点点也看过不少抻面表演，却总觉表演者不像马，他们手中的面不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