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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彪产生了不满。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爸爸曾经很难过。因为刘亚楼是一个能干得力的干部，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刘亚楼的丧事办完后，爸妈还请翟云英和她的孩子们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记住了刘亚楼叔叔有一个儿子的中文说得特别差，据说是因为他从小跟了一个只会说俄语的苏联保姆，所以从此学不好中国话了。但他的名字却非常中国，叫刘煜奋，爸爸说：“你的名字又热又亮。”我查了字典，“煜”是火焰和照耀的意思。
5月25日，爸爸深夜才回家。连续几天的作战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一份电话记录。这是林彪口授的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原来，当作战会议结束的时候，爸爸做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本是情理中事。更何况要爸爸做总结发言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报告了林彪，他并未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当六十三期简报送到林彪手上的时候，他却忽然勃然大怒。
还没等爸爸把自己的思绪理清，判断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电话机响起来，是叶群打来的。她在电话上说：“我今天只离开了_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爸爸到后，叶群把爸爸引进一个卫生间。使爸爸更为吃惊的是，他看见叶群的女儿林豆豆竟然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她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101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他那个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回到家里，他气愤地对妈妈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
现在看起来，六十三期作战会议简报的事情，是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大闹一场，先给爸爸点厉害尝尝。但是刚刚开了个头，他们就发现这样一件小事闹起来有点太不成样子，理由不充分，站不住脚。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
第二天，林彪亲自约爸爸去谈谈。叶群在电话里要妈妈同去，说：“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地，谈不好又谈崩了。你来，你来，你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嘛。”
那一天的情景，妈妈至今记得清楚。叶群把妈妈让到另一间会客室里，对她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是不在了一小会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记录我已经让人收回了，我还交待了他们要消毒。”她和妈妈坐得更近一点，口气也十分急切和诚恳。她说：“希望你和总长忘掉昨天的事情，永远忘掉，就像它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她还说：“101的脾气坏得很，他只能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叶群还找出小说《红楼梦》中的两句话，说林彪和爸爸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妈妈觉得叶群的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就尽量转换话题，不想叶群的兴致更加高涨起来。她说：“101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101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101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爸妈一向尊重罗荣桓同志，认为他实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妈妈觉得更不应该这样议论一位已经过世的同志。叶群见妈妈不喜欢这个话题，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妈妈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照片也好嘛，你们那些孩子多好，活泼，不像我们家的豆豆和老虎不开展，不活泼。”妈妈说：“好吧，我回去捡几张合适的照片送来。”
谈话总是不太融洽和热烈。叶群提议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刚走出客厅，叶群就大喊：“秘书，拿剪刀来！”
5月份是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开得正好。叶群手持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把那些花朵都剪下来。这时爸爸和林彪一起走出来，他们谈完话正在告别。妈妈赶紧和爸爸一起登上汽车。两人都已在车上坐定，叶群追出来把那一大抱花从车门里递过来。妈妈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则一迭声儿地说：“大家看，大家看。”妈妈无可奈何地把花接在手里。
在汽车上，妈妈问爸爸今天都谈了些什么，爸爸说和昨天的意思差不多，让我永远忘掉这件事。话虽这么说，可妈妈仍然感觉到爸爸很忧郁，也很沉重。她把刚才叶群的谈话告诉给爸爸，尤其是关于罗荣桓元帅的那一段。妈妈说：“叶群这样子实在太不对，太庸俗，不像个党员说话。”爸爸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说，千万不要出去说，这个话是会影响团结的。”
那天爸妈回到家里，我们看见妈妈拿回来那样一束大得不寻常的花，都高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最爱花。但是妈妈后来告诉我们，她觉得那些花一点意思也没有。头一次，美丽花朵在她眼里失了颜色。
后来，妈妈找了几张弟弟的照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101喜欢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我记得，我们也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是一些在那个年代里不多见的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曾经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样子。
根据档案记载，林彪和叶群早在上述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下了整掉爸爸的决心了。1965年5月20日，他们授意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6月间，叶群又授意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这些都锁在叶群的保险柜里。什么鲜花啦，装上镜框的照片啦，都是演戏。是为了在他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稳住爸妈。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
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爸爸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爸爸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爸爸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的住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大门口都是事先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爸爸，但事后硬说爸爸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
我曾经非常奇怪，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种种恶劣做法，爸爸为什么能够忍耐。就当时爸爸和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关系而言，爸爸完全可以告他们一状，而且可以告准。但是爸爸却忍辱负重。后来，他对我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爸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革命生涯中会发生这样一件离奇的遭人陷害的事。这种阴谋手法完全在他常识之外。所以，他本着老一套尊重上级，维护团结的精神，拼命躲避着射向他的明枪暗箭，心里头最惴惴不安的，是林彪，后来是毛泽东对他的误会。
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能想到林彪陷害他，但他绝不信，毛泽东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这是爸爸从开始起，就对林彪的种种恶劣表现姑息忍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爸爸很快又挨了当头一棒。
毛泽东自己倡导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和扩大化反而使他自己对中国形势的担忧和焦虑达到最高点。早在1965年，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按照他的说法：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毛泽东认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通过一种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扭转这一可怕形势的办法，这种他心目中酝酿已久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①。
1965年11月，天空已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