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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组成员和发问者毫无疑问都是闷闷不乐的。有个头发灰白的老兵大声抱怨小布什领导的政府开支毫无节制地往上增加，而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异口同声地回应了这一话题。一位更年轻的记者强调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反弹，他注意到保守派最出色的杂志之一《人类事务》（Human Affairs），就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楼上，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几十年前就该消失的“新政”组织。大多数人认为，保守派正在输掉文化战。
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保守派悲观主义。在老大党的胜利与保守主义的进展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联系。政党常常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正如在本书中概述的那样，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规模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而2004年最成功的战斗口号——从宪法上禁止同性恋婚姻——只不过是一种防护行动而已，目的是捍卫社会最古老的制度，使之不被明目张胆的企图彻底颠覆。
不过悲观主义者把情况说得夸张了。美国已经比其盟国保守得多了，它政府规模更小，宗教生活更富活力，而且很多长远的趋势也表明，美国将朝更保守的方向发展。小布什的大政府保守主义可能有些鲁莽，但是，正如本书第十章所说述，美国依然希望使政府转向保守主义的一端。按其他先进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福利依然明显少得可怜。的确，好莱坞还是像以往那样充满自由主义［选举后被谈论最多的电视节目是《绝望的主妇》（Desparate Housewives）］。但从最敏感文化议题之一的堕胎权问题看，公众舆论正朝右移动。但是，美国人使一个明显赞成保守主义文化的人再次当选，肯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布什的一天从祈祷开始，在自己得克萨斯州那并不很愉人的克劳福德农场度假［那里远离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5）中克林顿式的煮肉锅］，而且用鹰状饰物而非和平鸽来装点白宫的圣诞树。
比较小布什和克里的竞选，保守主义取得的可观成就再次显现。毕竟，小布什是在以他的本来面目进行竞选。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坚决拥护美国在国外的力量，蔑视欧洲的“鼬鼠轴心”，拥护美国好的老式价值观以对抗好莱坞精英，等等。相反，约翰·克里则几乎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竞选。他掩饰自己根子上是一个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他花上几个月来向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献殷勤，要麦凯恩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失败之后他又试探着要这位亚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做他的国防部长。他穿着比恩牌（L．L．Bean）服装去打大雁。他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价值的狂热支持者，说自己尽管支持作为公共政策的堕胎，而个人却反对堕胎。只要想象一下小布什会宣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价值”迷，并且向泰德·肯尼迪献殷勤说要他做自己的竞选搭档，就可以明白美国政治中心的重心现在在哪里——并且它与其他地方的政治相比是多么失衡。虽说小布什将民主党对手涂抹成“美国政治中极左的人”（far left bank of American politics），但是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克里都将是一个极右的人：他是一个手持枪械的百万富翁、上教堂做礼拜的越战老兵，他对平衡预算问题小题大做，他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且支持阿里尔·沙龙。
在小布什的第二任期，共和党也会利用其权力来加强这一保守主义趋势。白宫不仅保证这一次一开始就要加紧对公共开支的控制，并且企图通过社会保障私有化来削弱“伟大社会计划”的一大支柱。另外，白宫将能够任命许多保守派法官——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民主党在2004年要竭力把小布什先生赶出白宫。
而且，2004年选举的主导思想几乎全都来自右派，这或许是最为重要的。2004年左派当然有爆炸性的活动：“迪安的狂热追随者”（Deaniacs）、“527团体”、大把大把投入自由主义事业的金钱。或许在20年的时间里，历史学家将把2004年定位为左派的1964年（那一年巴里·戈德华特虽然遭到压倒性的失败，但却诞生了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但是，约翰·克里却是巴里·戈德华特蹩脚的再生版本。戈德华特代表的是一套新的思想，克里则是在由右派决定的地区战斗；戈德华特植根于一套激进主义的制度之中，而新近的民主党智库和基金会则无疑是一串思想贫瘠的机构。
最终是独一无二的
本书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保守派。显然，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对本书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一年中的各种论坛上，有人谴责我们是世俗的自由意志论者、欧洲社会主义者（这要感谢拉什）、新保守派天主教徒、小布什的顶礼膜拜者、克里的代理人、布莱尔的同情者、老派的托利党人、美国的贵宾犬和忘恩负义的英国佬。
对这个故事有过一次有趣的歪曲。在美国，我们发现我们既被归为保守派，又被归为自由派，程度大致相同。在美国之外，只要我们准备严肃地对待美国保守主义，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保守派（或“新保守派”）的同路人。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国保守主义不仅是个异类，而且背离了真正的美国。欧洲人蜂拥购买迈克尔·穆尔著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穆尔的著作就小布什的总统职务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让人放心的版本——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地方，这一点与令人愉快的自由主义欧洲十分相像，而白宫只是暂时被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傻瓜给偷走了。这一论题使迈克尔·穆尔在欧洲成为一位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并且因执导影片《华氏9·11》而在戛纳摘得金棕榈奖。欧洲人拥抱这一观点，还是因为他们参访的城市、沿海地区，确实代表了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美国。外国参观者50人中只有1人会去俄亥俄州，2/3的欧洲访客从没去过加利福尼亚、纽约、新英格兰、佛罗里达（奥兰多和迈阿密）以外的地方，＇8＇更少有人涉足过小布什赢得选举胜利的近郊地带。红色州里几乎没有欧洲的领馆，而来访的政治家的足迹几乎不会越过城市环形公路和曼哈顿的范围。一位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法国政治家现在承认：“我们没有注意到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你们的右派国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小布什在11月的彻底胜利，证明了目光狭窄的穆尔式解读的荒诞。事实上，欧洲人纷纷把美国描述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的国家，实际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穆尔的解读正相反。还有哪个发达国家会把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如果没有同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就不能当总统——再次选为总统？还有哪个国家会担心约翰·克里这样一个人的左派倾向？还有哪个中间偏右的国家，能够催生俄亥俄州的那类组织和“美国未来基金会”？小布什的重新当选再次强有力地证明，右派是美国政治中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它明白无误地证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肯定是一个右派国家。
美国保守派联盟每年都在美国保守派联盟评分网站（//acuratings。）上给每位国会议员打分，看看他们对保守派议题的支持程度。分数从0分（意味着非常自由的立场）到100分（非常保守的立场），打分的标准是根据每位众议员的一组10~20次的投票来决定。美国保守派联盟寻找的是那些具有典型意识形态“裂痕”的议题：导弹条约，1972年的《简·方达（Jane Fonda）法案》（该法案试图禁止美国人访问那些与美国有军事冲突的国家），反对制裁南非，在1986年支持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反对派，禁止晚期堕胎，支持减税，以及在2002年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我们分析了那3年的打分情况，将每位众议员的得分都录入数据库，并算出了党和州的平均得分，也给出了整个国会的平均得分和中位数得分，请参见附录。
＇1＇Gary Jacobs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引自Adam Nagourney and Richard Stevenson，“Some See Risks for the GOP in New Strength，”New York Times，January 24，2005。
＇2＇Poll by GlobeScan and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May~August 2004．
＇3＇Alan Wolfe，“What Gave Us the Righ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November 28，2004．
＇4＇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Movement Interruptus，”The American Prospect，January，2005．
＇5＇New York Times/CBS Poll October 28~30，2004．
＇6＇Matt Bai，“Who Lost Ohio，”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ember 21，2004．
＇7＇Ibid．
＇8＇James Harding，“Into the Heart of Suburbi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5，2005．
（1）即俄亥俄州。——译者注
（2）“安全妈妈”是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特殊选民群体，她们都是已经结婚的白人母亲。自从“9·11”恐怖袭击之后，就格外关注恐怖威胁和安全问题。——译者注
（3）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中的一个信徒分支，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简朴的生活而闻名。——译者注
（4）即女性白人工人阶级。——译者注
（5）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岛屿。如果说克劳福德农场代表的是南方，那么玛莎葡萄园则代表东北部。它们分别象征保守主义和自由派。——译者注
附录
众议员的保守主义得分情况
*平均得分和中位数得分是全体435位国会成员的得分
我们认为，分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意识形态总参考指标，但并非完美无缺。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上午可能会高兴地呼吁政府少一些干预，下午却会企图增加有利于其选区的拨款法修正案。同样，小州的得分情况也是不可靠的。例如，怀俄明州在1972年的得分是0分，而1986和2002年的得分则都是100分，这是因为该州只有一个国会议席。1972年，该州的议席由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特诺·龙卡利奥（Teno Roncalio）占据，他投票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和法院下令的取消种族歧视，但反对《简·方达法案》。1986年，毫不退缩地追求保守主义路线的迪克·切尼占有该议席，现占有该议席的芭芭拉·卡宾（Barbaba Cubin）也是这样一个人，她投票支持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撤出，以及扩大福利改革法的范围。利用意识形态得分进行的精确分析，可参见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合著的《国会：唱名表决的政治经济学历史》（Congress：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一书的第165~183页，更直接的解释可参看琳达·福勒（Linda Fowler）在《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on Studies Quarterly）1982年第401~413页上的文章《利益集团如何为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得分选择议题》（How interest groups select issues for rating voting records of members of the U．S．Congress）。
致谢
如果没有创作题材方面的合作，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想象一下吧，如果两位美国保守派嚷嚷着说要写一本有关美国新闻业状况的著作，情况会是如何。在我们对右派美国的心胸进行听诊的过程中，它很少对我们表示厌烦。不幸的事件有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南方人把我们为之效力的雇主的名字（《经济学人》杂志，英文名为Economist）误听成《共产主义者》（munist）。不过大多数人对我们这两个好刨根问底的英国人充满耐心和善意，他们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和大学，向我们透露智库和压力集团的内部工作程序，让我们知道他们动员亚拉巴马州选民或建立反克林顿图书馆的计划。感谢上帝我俩不是法国人。
为了避免被指责说带有偏见，需要补充一下，我们从许多自由派那儿也得到了殷勤款待，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完全错误。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自己有不偏不倚的优势。当然，与我们交谈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恭维地将我们看作是立场客观的证人，而不是党派私利者或者邪恶的外国间谍。
许多人读过本书的手稿。约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吉利恩·皮尔（Gillian Peele）和西蒙·格林（Simon Green）都曾指出本书的大小错误。我们尤其要感谢我们的同事安·罗（Ann Wroe）和我们的英国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他们在本书还远未定型的时候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改进意见。如果没有马克·多伊尔（Mark Doyle）为我们查证事实，并拟定不同届国会的保守性等级，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们也要感谢索菲娅·布拉德福德（Sophia Bradford）为我们提供的图片和彼得·温菲尔德（Peter Winfield）为我们提供的地图。我们还要感谢马里奥·普拉特罗（Mario Platero）、阿里亚德妮·普拉特罗（Ariadne Platero）、赞尼·马拉比（Zanny Mallaby）、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夏洛特·达西（Charlotte Duthie）和约翰·达西（John Duthie），尤其是理查德·米克尔思韦特（Richard Micklethwait）和简·米克尔思韦特（Jane Micklethwait），感谢他们奉献时间，为我们提供膳宿。
有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做编辑，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运。他一直是建议和热情之源，唯有在确信我们是正确的时候才会缓和下来。我们也要感谢索菲娅·费尔斯（Sophia Fels）和安·戈多夫（Ann Godoff）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要第四次感谢出类拔萃的代理商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以最大耐心容忍我们的人。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是一位慷慨的编辑，我们要感谢他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我们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写的文章。我们还要感激露西·塔隆（Lucy Tallon）、雷切尔·霍伍德（Rachel Horwood）、维尼夏·隆然（Veia Longin）、约翰·帕克（John Parker）、赞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多米尼克·齐格勒（Dominic Ziegler）、布赖恩·比达姆（Brian Beedham），感谢他们宽容这两位办公室里的近邻。卡罗尔·霍华德（Carol Howard）、约翰·皮特（John Peet）、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约翰尼·格里蒙德（Johnny Grimond）、约翰·斯马尼亚克（John Smutniak）、芭芭拉·贝克（Barbara Beck）在具体问题上为我们提供过帮助。感谢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再次从他在布鲁塞尔那偏居一隅的居所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并不是《右派国家》的铁杆支持者。当戈尔一家庆祝乔治·W．布什的就职典礼时，我们各自的妻子费弗和阿梅莉亚以同样的热情庆祝我们做出撰写另一本书的决定。我们各自的孩子——汤姆和盖伊、埃拉和多拉——适时地联合起来，半带忠诚地反对我们，我们只得贿赂他们支持我们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