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在带着一个年轻恋人的强烈欲望拥抱个人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做出那么多的重大让步。哈耶克这位美国保守主义改革中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aConservative）的文章，诅咒崇拜国家而限制个人的信仰。如果说古典保守主义的英雄通常是由其与传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定义，那么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英雄则常常是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认为，绅士之所以是绅士，是因为他的出身和他的意愿一道，促使他作为雇主、治安法官和慈善事业的赞助者为当地社区服务。）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则是把梦想变成公司的商人、把文明带到荒野的农场主以及再次提及的牛仔。已故的保守主义学者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与欧文·克里斯托尔之间，曾经就区分英国托利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分歧的名称，有过一场争论。克里斯托尔认为，英国“因为一套浅薄而固执的贵族虚荣而显得酸溜溜的”，这种虚荣“阻碍了机会、压制了平等精神，使之至今不能完全发挥”。结果是英国的生活既“索然无味”，又“充满恨意”。贝洛夫则强烈地以自己的终身贵族身份而自豪，他驳斥道，威胁英国保守主义的，“不是保留下来的与贵族传统的联系，而是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无动于衷；使我们失去选票的不是公爵，而是金玉满堂的罪犯”。他奇怪为什么克里斯托尔会自认为是个“保守派”，因为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怎么也不能算作保守派”。贝洛夫归纳道，保守主义里必须有托利主义的因素，否则除了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外，一点也算不上是保守主义。＇10＇
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明显缺乏托利主义的因素。环顾右派美国就会发现，大量的保守主义基层战士有着消除政府对个人限制的情结。热衷枪支持有者不喜欢枪支法；反税活动家要求政府别碰人民的口袋；宗教保守派要帮助人们逃脱世俗国家的侵扰，尤其是牵涉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蒙哥马里和金特里”乡村音乐二人组合广受右派美国的欢迎，他们低声吟唱道：“我真正需要的是道路开阔、速度迅疾。”
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最能引起局外者注意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意志和自信。这种意志和自信源于这样一种信心，即未来是在他们一边。古典保守主义的当务之急是应付衰落并筹备体面的撤退。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保守党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度蜜月的时候，手提箱里放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他的首部小说名为《衰亡》（Decline and Fall），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悲观了。保守主义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坦率地说道：“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那是政治和人类事务的本质。”＇11＇在过去的25年里，只有一位欧洲的保守派能够说“没有别的选择”，并且真的是言为心声。而玛格丽特·撒切尔越来越像是个异类——一个碰巧出生在英国格兰瑟姆（Grantham），而非美国休斯敦的美国保守派。
许多欧洲保守派坚决反对“创新精神”，无论这种“精神创新”在微小意义上是因自身原因而改变信仰，还是在更具深远意义上在于使世界重生的信念。迪斯雷利说道：“计划多多，方案多多，但是，也有如此多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既不应该有计划，又不应该有方案。”＇12＇牛津大学的守旧派教师R．A．塞斯（R．A．Sayce）认为，“所有的变化都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哪怕目的是变得更好”＇13＇。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臣纽卡斯尔勋爵珀西（Lord Percy of Newcastle）曾解释过他为什么反对新的提高教育质量的思想：“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目的竟然是期待不幸。”＇14＇近代的迈克尔·奥克肖特是典型的保守党哲学家，他嘲笑创新“总是个模棱两可的企业，收益同损失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极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没有什么是绝对得到改善的”＇15＇。
欧洲保守主义弥漫着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式的怀旧情绪。保守主义的圣哲埃德蒙·伯克和路易斯·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所看到的好社会不是存在于某种乌托邦的未来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的中世纪——那里有骑士的封建准则、绅士的礼仪以及普遍深入的笃信宗教。当然，今天的实用政治家不会惋惜封建主义的一去不复返，但他们仍然是趋于怀旧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是马戏团杂技演员的儿子，通过奋斗登上了保守党的顶峰位置，他最有名的口号是“返璞归真”（Back to Basics）。当人们要求他谈论英国的时候，梅杰满心欢喜地说起了乡村板球比赛以及“未婚女子在晨雾中骑车去领圣餐”＇16＇。
美国保守主义当然并不鄙视历史。里根最好的传记作者卢·坎农（Lou Cannon）指出，第40任总统有吸引力的秘密之一是他那种以过去的口吻谈论未来的能力。小布什每年夏天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以提醒美国人他同美国的永恒价值保持着联系。但是美国保守主义依然充满着乐观主义。罗纳德·里根在生活中几乎从未显得闷闷不乐，他引用汤姆·潘恩（Tom Paine）的名言说：“我们有能力使世界彻底从头开始。”纽特·金里奇相信，使共和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乃是他们愿意拥抱未来（让民主党人紧紧抓住旧经济吧）。保守主义最为蓬勃发展的不是美国的历史中心，而是那些新兴的地方，那些在城市周围兴起的城市郊区和城市远郊地区，在阳光地带情形尤其是这样。保罗·韦里奇在一块市内空地上看到一块标牌上写着“传统小城房舍即将拔地而起”（e Soon：Heritage Town Houses）的字样，他于是想出了传统基金会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17＇
在沃的世界里，技术就是敌人。唯一让他产生过兴趣的似乎是助听器——只因为助听器让他在感到厌倦的时候可以引人注目地摘掉它。相反，金里奇则谴责左派拒绝“任何通过技术创新而得到救助的希望”。当涉及外太空的时候，这种对技术的着迷则变得过度了。美国保守派愿意在那些远离地表的项目上花钱，却似乎不愿意在公共项目上花钱。在同一星期，一位“中用不中看”（eatyourspinach）（1）的民主党人沃尔特·蒙代尔，对在外太空项目上花钱提出了质疑，里根则要求继续这一项目：“美国人民更愿意伸手摘星，而不是伸手找我们不这样做的借口。”＇18＇小布什不允许小小的预算问题阻止美国把人送上火星的计划。
美国保守主义有一种彻底反叛的优势。英国保守党人奥克肖特认为：“做个保守派……是喜欢熟悉的东西甚于陌生的东西，喜欢尝试过的东西甚于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喜欢事实甚于神秘，喜欢实际的甚于可能的，喜欢限制甚于无拘无束，喜欢近的甚于远的……喜欢便利的甚于完美的，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19＇美国保守主义几乎与奥克肖特的信仰背道而驰，它是一种微微带着乌托邦主义的行动主义哲学。别再说要学会忍受现在的不完美，美国保守派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不完美而无动于衷。金里奇曾经提醒人们，“追求幸福”这个短语包含一个主动动词，这个动词“不是幸福的标记，不是幸福的部分，也不是幸福疗法，而是‘追求’”＇20＇。
美国保守派坚信人类把世界改造得更好的能力，他们不赞同旧保守主义优先关注限制和稀缺的做法。在1984年俄亥俄州的竞选中，里根谴责蒙代尔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未来、恐惧和限制的未来”＇21＇（在美国，几乎所有有关如何应对有限资源的聪明观点都存在于左派阵营）。美国一些最具共和党色彩的地区也最缺乏热忱——那些地区是纯粹靠人类的意志力从严苛而缺乏宽容的自然那里拯救出来的。如果奥克肖特不是生活在伦敦，而是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市，那么他可能会重新思考一下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的想法。欧文·克里斯托尔指出，当他出版奥克肖特美国版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Politics）一书时，该书只卖出了600本。＇22＇
如果说美国保守主义是旧世界信仰或其他信仰的一个子项，那是不得要领的，它们已经糅合成某种新的、美国的东西。我们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分——超传统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相当特殊的。但是，真正使美国保守主义明显不同于其他信仰的，是这两种元素糅合在一起的方式。
强硬右派的缺席
我们有必要补充说一下美国保守主义例外论的最后一个方面，即极右派的边缘化，连美国自由派都应对此感激不尽。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欧洲保守主义更加极端，它更加严厉、更加民粹主义、更加愿意同热情赞成持枪权的人和反制政府的活动分子打情骂俏。然而，在控制激进右派方面，美国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做得更加成功。
20世纪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adter）对“美国政治中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忧心不已。然而，这种“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却从未在美国导致欧洲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欧洲人习惯性地指责小布什是右派极端主义者，然而小布什从未与持标准激进右派意识形态的人打过交道。他赞成移民，（按照欧洲温和保守派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地赞成移民。在小布什首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他警告说，屈服于“建立傲慢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城堡”诱惑，将是通往混乱和停滞的捷径。＇23＇他的政党远远没有反犹主义的色彩，倒是因为极端地亲以色列而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美国确实产生了一场有力的民兵运动，它既使这个国家对政府充满敌意，又使这个国家对枪支的痴迷达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类似妄想狂的东西确实周期性地支配了共和党中的某些元素，这一点只要想想麦卡锡主义和对克林顿的疯狂仇视即可发现。然而，总的来说，美国的两党制既成功地使极右派被边缘化了，又使极左派失去了威力。
美国严厉的右派中最具暴力的成分——民兵运动——正急剧衰落。按照追踪民兵组织活动的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数字，民兵组织的数量从1996年的858个减少到2003年的143个，并且这些剩下的团体也只是它们以前的影子而已，方向不明，缺乏组织。例如，曾吸引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和特里·尼古拉斯（Terry Nichols）参加其会议的北密歇根州地区民兵组织（the Northern Michigan Regional Militia），由于没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军事经验来领导林中的训练演习，因此在2001年解体了。周围都是自动武器、罐头食品和瓶装水，许多民兵组织成员厌倦了那场从未发生的革命。“千禧危机”（Y2K）（2）未能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对民兵组织是个沉重打击。
民兵组织的急剧衰落似乎与新纳粹活动的微幅上升相一致。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承认，现在美国有700个仇恨组织、10万成员，数量居20年来之首。＇24＇然而，美国的新纳粹运动却不像听起来那么恐怖，它的领导人老迈虚弱，并且已遭到了一连串的法律打击。大多数估计显示，新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在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瑞典等国的比例高于美国。据报道，1/10的瑞典年轻人听极端种族主义“白人力量”（white power）的音乐。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运动——平头党、本土主义党、反犹党。
借用最近一本书名而来的极右派组织“仇恨传教士”（Preachers of Hate）已在欧洲的选举中取得了比在美国更大的成功。＇25＇2003年，瑞士人民党赢得了26。6％的选民票，使之在国会下议院中拥有的席位比其他三个主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都多。该党的一幅竞选海报上展示的是一副黑人面孔，标题为“瑞士正变成黑奴的天下”。在法国政治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依然是一股相当可观的势力。该党在2002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18％的选票，从而使勒庞得以与雅克·希拉克进行最后的决选——后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乔戈·海德（J Haider）的自由党在奥地利大选中名列第二，赢得了27％的选票，并成为奥地利执政联盟的成员。在荷兰，右派无党派政治家皮姆·弗泰因（Pim Fortuyn）担心，穆斯林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宽容的传统，他也在民意调查中名列第二——尽管是在死后。在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让前法西斯主义党的领导人吉恩佛朗哥·菲尼（Gianfranco Fini）在他的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近些年来美国最右派的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他当然要比勒庞和海德都温和）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0。5％的选票。
那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乌托邦
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曾写道：“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潜在的情感，而思想之于音乐只是歌词而已，经常还是劣质的。”人们能找出无数的意识形态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保守主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但是，在许多方面，保守主义关乎本能而非理性。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之一是，那些具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人有种倾向，即他们偶尔会发现一些集中体现其信仰的结构。在这种发现中，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激进主义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快速增加的计划性社区里，能够更好地听到美国保守主义的音乐。
离开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朝北驶上I－17号州际高速公路。沿途会经过写着“幸福谷路”（Happy Valley Road）和“轻松高速公路”（Carefree Highway）字样的路标，但是有块路标却让人觉得有些不祥，上面建议人们不要随便让人搭车——因为旁边是一座联邦监狱。最后来到了一块写有“德尔韦伯公司修建的安泰姆镇”（Anthem by Del Webb）字样的标牌处。安泰姆镇感觉更像是豪华的度假胜地，而不是一个镇。镇里有一个带迪士尼式水滑道的水上公园、一条儿童铁路、闲步的小道、网球场、一堵攀岩墙、两个高尔夫球场、几个洁净的公园、一个超级购物市场、两个教堂、一所学校以及为那些寻求更多安全感的人准备的安泰姆乡村俱乐部（the Anthem Country Club）——一个封闭式（且有人看守的）社区。
安泰姆镇计划有1。25万个住家，于1999年投入使用。镇上的房舍道路看起来非常干净。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每个在安泰姆镇买房的人都必须遵守一些契约、条件和限制（convenents，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CC&Rs）——从房子的颜色到可否在屋外的街区上停车（不可以），CC&Rs对一切都可以进行约束。安泰姆镇上似乎都是白人，建筑工人明显例外，但是，安泰姆镇当然也不是一片排外的富人飞地。情况远非如此。这里房子的起价明显很适中，为15。5万美元，连安泰姆乡村俱乐部的居民也很难称得上豪华。他们总是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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