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这些报纸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莱尔了）的形式出现的保守派新闻而受到鼓舞，但是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脱口秀电台，并且也根本没有可与福克斯电视台比肩的机构。事实上，如果不打破各种各样的客观性报道规则，鲁珀特·默多克是不会将他的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新闻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于基层战士方面，尽管有一个为大企业游说的“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但却没有可与格罗弗·诺奎斯特的机构相媲美的反税运动；尽管有一个赞成狩猎的游说团体，但却没有可与美国枪支协会相抗衡、赞成枪支拥有的游说团体；尽管有一场反欧运动，但却从未弄清楚这场运动对保守派是好是坏。
罗夫可能会想象号召英国教会——“正在祷告的保守党”——去唤醒一些人，这种做法可能会更加令人沮丧。像天主教徒一样，英国国教徒这股力量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恼不已，原因是政府没有在穷人身上花足够多的钱，却为了什么伦理美德进行竞选。在最近的英国公众生活中，只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为一直将基督教伦理置于政治的中心而著称于世，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却是，社会应该尝试让凶手获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们死刑。另外，在英国还有一场小小的反堕胎运动、一个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边缘团体以及那么几个抱怨英国广播公司裸体节目的反对者。
对于欧洲的经历来说，英国的世俗主义稀松平常。这个大陆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后基督教的。小布什政府内种类繁多的道德保守主义在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里，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派那里，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现得很低调，当然不存在与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义的联系，无疑也不会有内阁像小布什的团队在从圣萨尔瓦多回国的飞机上那样，在国外旅途中举行即席的宗教仪式。
我们得记住这种比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英国保守党是美国共和党在国外与其最接近的伙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赖特温将会因为缩减国家权力的热情而被归类为极右分子。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更喜欢英国新闻记者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这一类保守主义者。沃索恩认为，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应该“坚定地”捍卫福利国家，“只有多数人免除经济困难，少数人才可指望得到经济社会特权”＇4＇。赖特温对鲁迪·朱利亚尼的“零宽容执法”、重新制定社会政策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态度热情有加，但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则会对此皱眉不已。环顾更富裕的发达国家，人们会发现，激进保守主义要么濒临破产，要么一开始就从未成功进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诸国，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更不用说一个政党——的哲学，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哲学。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无疑问是亲美的，但他却大量地把他赞成资本主义的精力集中在废除那些讨厌的媒体所有权规则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亲美派掌管政府，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们的哲学却依然把它们向左推，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路人。
这就使争论回到了第二道鸿沟上，即与原则相关的争论。本书中描绘的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根本不同于欧洲老式的保守党依然坚持的那种保守主义。
古老的宗教获得了重生
“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与其他保守主义有多大不同？许多人要么质疑“美国式的保守主义”中形容词“美国式”（American）的精确性，要么质疑名词“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精确性。就“美国性”（Americanness）而言，其信仰的大量灵感实际上来源于旧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位从奥地利来的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重新激励美国本能地信仰自由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的理论为许多美国商人的偏见进行了辩护。里根的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谈到要挥动“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自由市场锻造炉中炼出的”利剑。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改造保守主义的人对欧洲敬仰有加。罗素·柯克崇拜埃德蒙·伯克，詹姆斯·伯纳姆则曾经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合著一书。＇5＇威廉·F．巴克利的部分教育是在英国接受的，他频频到国外旅行，刻意强调《国民评论》的“欧洲性”，在该杂志上登载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文章。欧文·克里斯托尔回忆，当他1953年移居英国的时候，年轻的他才慢慢对保守派——与有着右派主张萌芽的前激进派不同——有所了解，“他们十分安逸自在，既不道歉认错，也不过分争吵”＇6＇。这使他着迷。
这种向海外寻求灵感的传统延续至今。正如我们所见，列奥·斯特劳斯在小布什领导的华盛顿是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乔治·威尔是美国被阅读最广的保守派评论家之一，他宣称，“我所赞成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欧洲的’保守主义”＇7＇。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有如此多富于辩才的外来移民支持者［其中就有我们的英国同胞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en）和安德鲁·奥沙利文（Andrew O'Sulliven）以及加拿大出生的戴维·弗鲁姆］，以至于迈克尔·林德要为他们杜撰一个“移民保守派”（immicons）的称号。
这不仅仅是世系之争。对许多批评者来说，界定“美国保守主义”真正的问题是在名词上。在本书中所归类的各种团体信仰时有矛盾，人们长期争斗不断，它们真的可以一股脑儿地塞到一个特点鲜明的信仰之中吗？至少，美国保守主义可谓是店铺林立的集市。而自我标榜为“保守派”的美国人几乎在所有最根本的生活问题上都意见不一。旧保守派叹息传统的失去，自由意志论者颂扬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活力，宗教保守派要将信仰置于政治的中心。经济制度——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商业保守派掌管。《旗帜周刊》的斯特劳斯派是哲学精英，他们相信，群众需要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来引导。站在格罗弗·诺奎斯特身后的反税改革派是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真需要把那些脑壳尖尖的知识分子推到水里去，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民主党打趣道：“保守派与食人怪兽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食人怪兽只会异类而食。”
同样明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保守主义显示出特别的变异能力。纽特·金里奇把政府妖魔化，小布什则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保守主义改革的工具。罗纳德·里根将“自由”置于政府的中心位置，小布什的许多支持者则对“美德”更感兴趣。美国保守主义一直也是一种反应式的信条——它既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自由主义催生的，也是由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作品催生的。甚至时至今日，美国保守派更多的是受其极度厌恶的本能上的敌人——从亚西尔·阿拉法特到保罗·克鲁格曼——所推动，而不是为坚持捍卫一套具体理智的信仰所推动。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灵活的信仰，它通过翻新改造来应对大事件的冲击。乔治·纳什（Gee Nash）在他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历史的名著中甚至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信仰如此易变，以至于对它进行定义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美国保守主义就是美国保守派的言行。＇8＇
这样一来，谈论“美国保守主义”有任何意义吗？我们认为以下的两个原因使之具有意义。第一，尽管脉流杂乱，但是美国保守主义显然有其主流。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毫不费力地接近了本书中科罗拉多州年轻的达斯廷和毛拉以及数百万基层战士的信仰，它并不纯粹是一种信仰（不仅指对美国自由主义做出反应），它还拥有天然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信仰将主张减税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组成的奇怪大军带到战场上，并且站到了同一立场上。正如我们此前所见，这支大军的成员或许因不同的原因披上了这身服装，并且对所有事情都存有分歧，他们有足够的共性来构成一场充满活力的政治运动。
第二，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明显与其他地方不同。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主义运动能够将支持减税者和宗教保守派汇集到同一阵营之中，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派能够产生出“关注家庭”、帕特里克·亨利大学、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像许多值得分清丁和卯的问题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如果到“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上溜达一圈，在君主主义者、支持统一税者和宗教活动分子中间，你会马上注意到使美国保守派分裂的差异。如果站得更远一点，从伦敦或巴黎的角度来注视小布什的那支大军，你则会被那种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信仰的独特性所打动。
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宗教比喻——将其比作宗教改革——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殊本质。美国保守主义并不像500年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使宗教发生剧烈变化，而是将复兴同异端结合到一起。右派美国重新阐释的信仰是古典保守主义，而引入的异端则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块）。结果，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可能并不会明显与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因为那些保守主义也有些许自己的改革或反改革做法），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信仰。
出发点是未曾改革的旧国教。按照伯克的定义，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个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我们在本书的导论中介绍过，美国保守主义夸大了前三个特点，推翻了后三个特点，其结果就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先来说说传统主义。传统主义在右派美国中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无论从宗教信仰到爱国仪式，还是从志愿组织到家庭场合，保守主义基层战士们——更不用说像阿什克罗夫特和小布什这样的将军了——喜欢各种传统的表现形式。你可以在支持共和党的州里看看家庭进餐，聆听感恩祈祷，还可以观察一下家家户户盛装上教堂。2003年在小布什宣布中东民主化计划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餐宴上，晚宴要求以司法部长唱国歌开始。阿什克罗夫特以中气十足的男中音进行了表演，在小布什揭开战略的面纱之前，人们为阿什克罗夫特的表演摇旗呐喊。
令伯克高兴的原因很多。他相信，个人只有被编织到一张传统和制度之网中才会兴旺发达。他认为，如果削弱社会结构，就会把人变成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并很可能使他回到原始状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背景是美国中西部的格弗草原（Gopher Prairie）小镇，小说中的人物之一维达·舍温（Vida Sherwin）对美国传统主义是什么做了一番很好的判断：
恐怕您会把我看作是个保守派。我就是一个保守派！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保守。这些美国式的财富，顽强、民主和机会。可能不是在棕榈滩县，但是，感谢上天，在格弗草原，我们没有那些社会等级。我只有一个优良品性——那就是全身心地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州、我们的城市坚信不疑……
现代美国从来没有国教，也不存在有爵位的贵族。罗素·柯克那一类渴求封建主义束缚的美国保守派是在对牛弹琴（无论是多么振振有词）。真正的美国人异常重视源于美国革命的那些平等主义国家的象征物：国旗、美国公民宣誓词和军队仪式。美国保守派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几近神圣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希望之国”“个人在世间的避难所”“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还有“山巅之城”。对于美国保守派来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还是精神理想的物质体现。罗纳德·里根对这种保守主义基本信仰也许是表达得最清晰的人物。他相信，上帝已选定美国作为他在世间特别目的的代理人。由于美国具体表达了民主理想并想把这种理想带到全世界，因此不会招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衰败命运。＇9＇
这种高度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可能与其欧洲的祖先不一样，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保守主义那里，显然还是依稀可辨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不是也曾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上帝意志在尘世的体现，并且藐视所有以前的政治定律吗？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传统主义有点过于信奉民主的千禧年之说，但缺乏君子之德风（noblesse oblige）。但是，从这样一种古老宗教的年轻版本中，人们能够期待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派？
当这种年轻教会的信仰从对古老传统进行新颖的解释转向接纳异端的时候，传统主义者的困难出现了。美国保守主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们都会发现它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块内容。事实上，它采纳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之多，以至于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矛盾，它基本上是包装过的古典自由主义。
传统上，古典自由主义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将个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置于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看作是最高的善，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对美德更感兴趣；自由主义坚决赞成选择权，而保守主义则对人们做出的各种选择忧心忡忡，除非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和智慧的指导；自由主义根植于启蒙运动，而保守主义则根植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埃德蒙·伯克叹道：“骑士时代已逝，经济学家、诡辩家、精于算计者的时代已然来临。”
在此，我们要谨防将欧洲保守主义定性为一种死水般的哲学。洛德·休·塞西尔（Lord Hugh Cecil）将自己版本的保守主义哲学比作是一条大河，从众多汇聚的溪流中吸取水分。在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这条大河至少从自由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水分。保守派放弃了贵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大地产主是自由的保障，转而支持一种更为民主的观点，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是自由的最好保障。像迪斯雷利这样的保守派，不屈不挠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来为保守主义的目的服务——重新使财产与责任、特权与义务联系起来。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选举天才承认有必要向中产阶级让步，同时又确保土地精英继续发挥远远超乎其力量的影响力，从而把自己等同于那类“有点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m lite）资产阶级。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派结果也大同小异。
美国保守主义在带着一个年轻恋人的强烈欲望拥抱个人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做出那么多的重大让步。哈耶克这位美国保守主义改革中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是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