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吸引力比不上《旧约》中的实用主义。人做了坏事，坏事就会降临到他身上。正如得克萨斯州杰出的现代编年史作家T．R．费伦巴赫（T．R．Fehrenbach）注意到的那样，《圣经》中对得克萨斯州有意义的部分，是“以色列的子民在荒凉之地看见了芳香果实，并堆积起敌人的阴茎包皮的那些部分”＇36＇。
与此同时，边疆地区也使得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枪支对于驯服蛮荒边疆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边疆社会很容易转向最终的惩罚办法——死刑——来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秩序，或者说，实际上首先是攫取土地。建设得克萨斯州的人们，如杰克·海斯（Jack Hays）和L．H．麦克内利（L．H．McNelly），把自己看作是勇士而不是凶手。按照西部精神，费伦巴赫写道：“海斯在印第安妇女的圆形帐篷外一个又一个地射杀她们，不过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炸弹投向拥挤居民房屋区的投弹杀手一样。”＇37＇即使夺得了土地，争议中的自卫负担也是由个人来承担。（如果他们太过于懦弱而承担不了，那是自己不走运，应该待在家里。）兴旺发达的前景和永无宁日的无政府状态威胁，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利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呢？
因此，美国一直以来总是有着保守主义的因素。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才真正成了一个右派国家。自那时以来，保守主义的倾向和成见才确定变成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由于从根本上说美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因此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中，并不需要一场保守主义运动。这场保守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当时保守的美国人开始反对“大政府自由主义”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进展。这场运动到60年代开始虎虎有生气，当时约翰逊的民主党试图将美国大大地往左拉。时至今日，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都还是对自由主义的敌意。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南方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抗议同性恋婚姻，比尔·奥赖利使欧洲轴心在福克斯电视台的告密者苦恼不已。但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已经变质为不仅仅是下意识的反应，而是更为可怕的东西。在国内外，它是一种同时以先发制人和防御性的反应为特点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这种现代的保守主义及其自身的例外特性上。
＇1＇Daniel 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6．
＇2＇Michael Lind，The Next American Nation：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urth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25．
＇3＇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p．6．
＇4＇Ibid．，p．70．
＇5＇Gordon Wood，The American Revolution：A History（New York：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2002），p．65．
＇6＇Martin Diamond，“The American Idea of Equality：The View of the Founding，”in 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 Will Admit：Essays by Martin Diamond，William A．Schambra ed．，（Washington，D．C．：AEI Press，1992），pp．248~249．
＇7＇H．W．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
＇8＇Jacob Weisberg，In Defense of Government：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New York：Scribner，1996），p．40．
＇9＇Lind，The Next American Nation，p．38．
＇10＇Robert A．Caro，Master of the Senate：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New York：Knopf，2002），p．90．
＇11＇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2000），pp．98~99．
＇12＇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p．5．
＇13＇Lipset and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p．286．
＇14＇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pp．24~25．
＇15＇Lipset and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p．286．
＇16＇Garry Wills，Under God：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0），p．370．
＇17＇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7．
＇18＇Parker，“Survey Of America，”p．14．
＇19＇参见Robert Fogel，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20＇引自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affirmed，”in Is America Different？A New Look 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ed．Byron Shaf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25。
＇21＇Ibid．，p．26．
＇22＇Gene Healy，“What's Conservative About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Cato Institute，November 4，2003，//。cato。/dailys/110403。html．
＇23＇David M．Potter，People of Plenty：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80．
＇24＇H．G．Wells，The Future in America（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06），pp．105~106．
＇25＇ Lipst and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p．325．
＇26＇Potter，People of Plenty，p．80．
＇27＇Seymour Martin 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parative Perspective（London：Heinemann，1963），p．325．
＇28＇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The pany：A Short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Idea（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
＇29＇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p．139．
＇30＇“In Praise of the Unspeakable，”Economist，July 20，2002．
＇31＇Daniel J．Boorstin，The Americans：The National Experien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p．91．
＇32＇Ibid．，p．113．
＇33＇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引自“Live With Tae，”The American Enterprise，October/November 2002，p．17。
＇34＇Andres Duany，引自“Live With Tae，”The American Enterprise，October/November 2002，p．18。
＇35＇Kevin Phillips，PostConservative America：People，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New York：Random House，1982），p．141．
＇36＇T．R．Fehrenbach，Lone Star：A History of Texas and the Texans，Updated Edition，（New York：Da Capo，2000），p．716．
＇37＇Ibid．，p．711．
（1）有益的忽视，指的是英国对殖民地管制的宽松政策，以换取殖民地经济上的持续忠诚。——译者注
（2）拉丁语。——译者注
（3）《愤怒的葡萄》（1940）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大批农民破产逃荒，作家曾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以深刻写实的笔触，在书中展现了当时美国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反抗的情景。作品出版后引起各州统治阶层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快乐的葡萄》的小说针锋相对。但一切都无法动摇《愤怒的葡萄》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译者注
第十四章
异端与改革：例外的美国保守主义
如果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发现美国保守派甚至比与它关系最近的欧洲远亲都要右得多，那么就是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和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进行一番比较。你可能会期待发现这二人有许多共性。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的司法部长，而赖特温这颗英国保守党冉冉上升的新星，在小布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则是英国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赖特温内政大臣的职务与阿什克罗夫特司法部长的职务相近，都负责犯罪、监狱、毒品、恐怖主义和司法工作。与其他人相比，美国保守派与英国保守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地位或许已经在历史上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取代，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真正共有的认同感——他们一起改变了世界。更聪明的英国保守党人则把撒切尔主义追溯到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对于他们来说，就连年纪尚轻的共和党人都在谈论20世纪70年代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以及自由市场的保守党知识分子的影响。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认为，“他们是极其重要的”。
赖特温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种共同基础。他的父亲是雪利·罗宾·赖特温（Shirley Robin Letwin）——一位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同窗学习，拜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为师，并成为经济事务研究所杰出人物的美国知识分子。奥利弗·赖特温自己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过一段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会到美国寻求思想。事实上，就长期而言，他认为英国政治将会变得更像美国政治。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将是个大问题，其中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更喜欢一个积极主动的中央政府，而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还有“半个托尼·布莱尔”）则试图将控制权转交给地方一级政府——让人们对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有更多的控制权。
然而就目前而言，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从而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似。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权力。阿什克罗夫特21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司法部长的职务，由于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而高高在上；赖特温的政党则处在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2002年11月5日，当小布什领导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时候，英国保守党暗淡无光的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Smith）却陷于警告他那争执不休的保守党“要么团结要么死亡”的境地。过了不到一年，保守党抛弃了他，选择了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2003年12月霍华德提升赖特温担任影子大臣。
虽然政治命运跌宕起伏，但是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更是根本性，即他们有关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的看法不同。虽然两者总的来说都赞成规模更小的政府，但赖特温所认为的更小的规模显然比阿什克罗夫特所认为的要大，例如前者心目中的小政府包括国营的公共医疗服务，并为所有学生提供慷慨的助学金。阿什克罗夫特一直赞成死刑和严厉的强制性判决，他总是反对堕胎、枪支法、毒品宽大政策、焚烧国旗和任何带有20世纪60年代风味的东西。赖特温则支持堕胎权、反对死刑并反复努力与各种各样反自由主义脱掉干系。在外交政策方面，犹太裔的赖特温对以色列的支持远远不及五旬节教徒（Pentecostalist）的阿什克罗夫特那样强硬坚定。赖特温对联合国的好感也远远多于阿什克罗夫特，后者在任参议员时曾试图让美国不再支持这个国际组织。
一个小小的事件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意见分歧。2002年末，赖特温偶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早间节目《今日》（Today）中暗示，保守党可能会考虑支持同性恋婚姻：“我们十分重视婚姻制度，同时也承认同性恋伴侣所遭受的特别严重的冤屈。”＇1＇阿什克罗夫特却是联邦婚姻修正案的有力支持者，不过分歧比这还要大。赖特温定期要上的《今日》节目是左派媒体的集中体现，而这正是阿什克罗夫特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多数早晨，阿什克罗夫特都避开媒体，并且要在完成《圣经》研读和祈祷后才会考虑去看看“自由派的新闻”。
人们或许以为，反恐战争会令保守派团结起来，但这似乎只是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对阿什克罗夫特来说，这已成了他个人的宗教战争。当听说“9·11”事件的时候，他立即对司法部的工作人员说：“这将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从此他将它描绘为一场反对“邪恶阴谋”的战斗。阿什克罗夫特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代表小布什政府惩罚恐怖嫌疑犯意愿的具体化身：设立秘密军事法庭、选派美国公民作为敌方战斗人员、窃听清真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说，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于犯罪集团成员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会被逮捕，而阿什克罗夫特领导的司法部，甚至不让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机会。赖特温的方法有更多细微的差别，作为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他同样提倡更严厉的判决，但他也谈到民权，并且对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更为不安。阿什克罗夫特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另一次灾难性的攻击。对于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局面的社会原因，他还不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爱尔兰天主教的社会原因那样感兴趣。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将敌人逼上绝路。
不同种类的保守主义
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些分歧是个性所致，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内阁中在社会问题上最保守的一员，赖特温与保守党以前的某些内政大臣（其中包括迈克尔·霍华德）相比更具亲和力。但是，大西洋两岸不同的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虽没有几英里宽，但也有好几码深，这时，性格方面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双方之间的鸿沟部分是由政治组织的差异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异造成。
在本书中，政治组织上的差异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此只须最简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罗夫特拥上美国司法部部长位置的那一类群众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我们已在本书中有记载），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义是政党的创造物——或者是一个政党的小派别。在美国，保守主义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一场生气勃勃、信心十足的运动，只要共和党愿意服从保守主义的命令，它就是一场随时与共和党并肩作战的运动、一场共和党无论在野多久都愿意耐心等待的运动。＇2＇
例如，如果把卡尔·罗夫放在伦敦维多利亚街的保守党总部，叫他重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他肯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面，只有那么几个小小的保守主义智库。这些智库的预算远远低于200万美元，它们捉襟见肘，不到最后关头募不到款项，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并非为了其他什么目标，而是为了爬上保守主义升官发财的阶梯。＇3＇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这些报纸至�